朱孝臧晚年隐居苏州，往来于苏沪之间，写下不少感事抒怀之作。这首小令作于齐卢之战的第二年春季，词题中的“黄渡”乃地名，在上海市区西，靠近沪宁铁路。1924年秋，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了争夺上海地盘曾在江浙一带展开混战，黄渡、浏河一线，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
上片记述沿途所见。起句“过客能言隔岁兵”，“过客”乃词人自指；“隔岁兵”，指发生在前一年的战事。开门见山，点明词旨。“连村遮戌垒，断人行”，“戌垒”指军队挖筑的工事、壕沟。词人沿途所见皆是“闾里为墟，居民流散”的破败景象，原先那些村屋房舍全被壕沟工事所掩没。“断人行”，指交通堵塞，道路不通。“飞轮冲暝试春程”，写此时刚刚通车。“飞轮”，当是指火车。“冲暝”，扣题面的“晚”字。“春程”点明时令。此句七字将题意“晚过黄渡”囊括已毕。结句“回风起，犹带战尘腥”，写景之中，包含词人对战事的愤懑和厌恶。“腥”乃血腥之气，可以想见当时枪弹纵横突飞，兵士死伤无数，流血漂橹，而沿途百姓无辜遭难，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
下片，词人面对眼前荒凉的情景发出哀叹。“日落野烟生”，写老百姓流离失所。当太阳落山时，无家可居的人们在荒野点起了篝火。“野烟”与炊烟相对照，暗合上文“连村遮戌垒”句。“荒萤三四点，淡于星”，“荒萤”是指荒草里飞的萤火虫，此虫常常出没于丘坟墓地。这里暗示遍地都是死人的坟丘，不堪目睹。上句是写死人，下句再写活着的人。“叫群创雁不成声”，用“哀鸿遍野”之成语，采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一派悲惨景象。尾句“无人管，收汝泪纵横”，是说面对这么多衣食无告、家破人亡的灾民，当局却不关心过问，抚恤赈济，实在太可悲了。末一句、充满同情与愤慨之情，直抒胸臆，毫无掩饰。当时报刊记载，黄炎培等进步人士为救济筹金，曾巡行战区，其报告书中有一节云：“无辜良民死于战时之炮火，已属可怜，困于战后之焚掠，尤为奇惨。其间，如浏河全市，弥望瓦砾，方泰一镇，洗劫殆尽。……流亡间有归来，无衣无食，垂涕悲号，全无人色，而骸骨转于沟渠。……至少有六七百万人将因战事近于饥寒而垂毙。”正可为此词之注脚。
这首纪实性的小令，感情真挚深沉，境界高旷悲古，颇近杜少陵之诗史。它代表了朱孝臧晚年词作苍劲沉著，掩抑绵邈的风格。
诗的首联是大难之后的感喟之词。“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古人感叹世事变迁，常以物是人非相称。而在这清初的十年中，经历了生死交关的艰难历程不仅人非、物非，事事皆非，诗人和朱四辅都是经过了曲折艰辛的“辛苦”归程，九死一生，才得以“生归”活着过来。回首往事，自心中升起一种沉痛悲凉的沧桑感。更尤有盛者，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尤其在江南一带，是比任何改朝换代都更加惨绝人寰的。
颔联是对历史的沉痛回顾。“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北京城破。五月，福王朱由崧称帝，命史可法督师于扬州。由于南明朝廷昏庸，内讧不断，致使清兵长驱南下。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兵制造了“扬州十日”历史事件。五月，南明弘光帝被俘，次年死。顾炎武这里只是指出了当时历史最沉痛的一刻。“愁”是愁南明旧朝的昏聩，“痛”是痛满清新朝的暴酷，一“愁”一“痛”之间，蕴含了历史的悲感。
颈联写时光如水逝，历史犹在目。“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各地反清武装斗争连绵起伏，一直延续了四十年， “碧血末消”既表现了反清斗争的激烈、烈士们的血洒疆场，又表现了仁人志士坚强不屈的意志。诗人写诗时是四十岁，不当以老人自称的，这里的“白头相见”显然流露出了一种人生短暂功业未就恢复大计遥遥无期的惆怅与感慨，然而顾炎武虽然是艰难困苦，他还是念念不忘那为之奋斗的理想，于是与友人相见，自然而然地叙起了从前的战争生涯。这一联看似平淡，然而平淡之处自有心胸的流露，与友人相对，他想到的不仅是旧日的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为之奋斗的是未来他那复明的理想境界。
尾联诗人与友人互勉，寄希望于来者。诗人为了理想的未来，他告诫友人不要叹息，要像古代的英雄那样去奋斗：“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这两句，诗人是以朱祜比朱四辅。“式微”这里代指哀叹，是鼓励朱四辅不要意志消沉，不要只是哀怨悲叹，而要像东汉的朱祜那样建功立业，为恢复故国而努力。这里不仅是鼓励友人，实际上也是在表现自己那不屈服的坚强意志。
这首诗悲叹往事凄楚动人，但格调并不仅仅流于低沉凄婉，在哀伤悲凉之中同样也洋溢着慷慨激昂积极向上的热情，这热情是顾炎武其诗的热情，也是其人的热情。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战国楚宋玉《九辩》以来，“悲秋”就成为中国古典诗赋的传统主题。而前人以“九九重阳”为题材的诗章词作，更借凄清、萧瑟、衰飒的秋色状景托怨情、兴别恨，少有不着一“悲”字者。诸如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的“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悲”等，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寄寓伤时忧国的凄怆痛楚，或倾吐落拓失意的抑郁苦闷，或抒发获罪被贬的万端感慨，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毛泽东的这首词却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衰颓萧瑟之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独步诗坛。
此词以极富哲理的警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开篇，起势突兀，气势恢宏。“人生易老”是将人格宇宙化，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唯其易逝、短促，更当努力进取，建功立业，莫让年华付流水。“天难老”却是将宇宙人格化。寒来暑往，日出月落，春秋更序，光景常新。但“难老”并非“不老 ”，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毛泽东《矛盾论》）。“人生易老”与“天难老”，一有尽，一无穷；一短促，一长久；一变化快，一变化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对立又统一。这并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古老格言的简单趋附，而是立足于对宇宙、人生的清理并茂的认知和深刻理解的高度，揭示人生真谛和永恒真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具有极强的审美启示力。“岁岁重阳”承首句而来，既是“天难老”的进一步引申，又言及时令，点题明旨，引起下文：“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今又重阳”是“岁岁重阳”的递进反复，年年都有重阳节，看似不变，其实也在变，各不相同：如今又逢佳节，此地别有一番风光。
古有重阳登高望远、赏菊吟秋的风习。在历代诗文中，重阳节与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身逢乱世的诗人，往往借写菊花表达厌战、反战之情，即菊花是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毛泽东笔下的“黄花”却是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黄花”既非供隐士高人“吟逸韵”的东篱秋丛，亦非令悲客病夫“感衰怀”的庭院盆景，而是经过硝烟炮火的洗礼，依然在秋风寒霜中绽黄吐芳的满山遍野的野菊花，平凡质朴却生机蓬勃，具有现实与象征的双重性，带有赋和比的特点。词作者是怀着欣悦之情来品味重阳佳景的。黄花装点了战地的重阳，重阳的战地因此更显得美丽。“分外香”三字写出赏菊人此时此地的感受。人逢喜事精神爽，胜利可喜，黄花也显得异常美丽；黄花异常美丽，连她的芳香也远胜于往常。这一句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尽管“人生易老”，但革命者的青春是和战斗、战场、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叹老怀悲，蹉跎岁月，虚掷光阴，而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革命而战，一息尚存，奋斗不止。
下片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意脉，写凭高远眺，将诗的意境向更深更阔处开拓。岁岁有重阳，秋去又秋来，“一年一度秋风劲”，这个“劲”字，力度极强，写出秋风摧枯拉朽、驱陈除腐的凌厉威猛之势，笔力雄悍，极有刚健劲道之美。此情豪迈异于东风骀荡、桃红柳绿、莺语燕歌、温柔旖旎的春日风光。但劲烈的西风、肃杀的秋气在作者心中引起的不是哀伤，而是振奋。诗人的感情、战士的气质决定了他的审美选择：“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天朗气清，江澄水碧；满山彩霞，遍野云锦，一望无际，铺向天边，极写景色之瑰丽。
整首词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