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全诗共四句,以追述始,写唐明皇自蜀返京,由蜀入秦,恰逢霖雨之夜。地点、情景依旧,然人事全非。使人睹此情景就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安史之乱,唐明皇仓惶出逃,联想起马嵬坡“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长恨歌》),联想起栈道雨中唐明皇悼念贵妃闻雨而作《雨霖铃曲》的凄凉惨景。诗人让读者产生这么多的联想,是为了让人对唐明皇的悲凉处境作一深刻反省。唐明皇开元年间,天下大治,四海晏然,史家盛称为“开元之治”。然而,到了天宝末年,唐明皇宠幸佞臣,沉湎声色,终日与杨贵妃晏游嬉戏,朝政荒废,怨声四起。可是不久,“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长恨歌》),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撕毁了唐明皇的美梦,迫其弃都西逃。荒淫无道,宠幸佞臣,把唐明皇送上了悲凉的人生之路。西京收复后,唐明皇由蜀归秦,景况是否会改变一下呢?诗人这样写道:“犹是张徽一曲新”。与上句联系起来,恰恰与诗人的未言之意构成鲜明的对比。前者,唐明皇是落难帝王,进不能保社稷,退不能保宠妃,身不由己,悲苦自知;如今,唐明皇是返京的皇帝,青山依旧,江山未改,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他又可以称孤道寡,君临天下了。然而,物是人非,爱姬已命丧马嵬,在唐明皇的耳中眼中,只有那雨中栈道和霖雨铃声还有一点新鲜感,只有张徽奏的《雨霖铃曲》还能打动他那木然的灵魂和死去的心。
张徽弹奏的是什么呢?是唐明皇的爱恋、怨恨、悼念和追悔吗?唐明皇听来也许是,不然,他何以感到亲切,何以凄怆流涕!然而,诗人听来却别有韵致:“长说上皇垂泪教,月明南内更无人”。从《雨霖铃曲》中,诗人听出乐工张徽在久久地叙说唐明皇垂泪授曲的情形。叛贼横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唐明皇偏安一隅,不思收复河山,却一直沉湎旧情,念念不忘被逼自缢于马嵬坡的杨贵妃。他常常垂泪向张徽传授自制的《雨霖铃曲》,用以表达对杨贵妃的思恋和怀念。作为一个人,唐明皇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是,作为一个帝王,一个国家陷于战乱时期的帝王,即使他已经逊位,这样沉湎个人私情也不免让人感到太过儿女情肠。
总之,这首诗熔批判和同情为一炉,而诗人那颗忧国忧民之心又隐含其中,构成了阴郁、悲凉的基调,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第一首词中,作者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白居易用的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一幅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
这首词写江南春色,首句“江南好”,以一个既浅切又圆活的“好”字,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同时,唯因“好”之已甚,方能“忆”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结句“能不忆江南”,并与之相关阖。次句“风景旧曾谙”,点明江南风景之“好”,并非得之传闻,而是作者出牧杭州时的亲身体验与亲身感受。这就既落实了“好”字,又照应了“忆”字,不失为勾通一篇意脉的精彩笔墨。三、四两句对江南之“好”进行形象化的演绎,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红绿相映的明艳色彩,给人以光彩夺目的强烈印象。其中,既有同色间的相互烘托,又有异色间的相互映衬,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着色的技巧。篇末,以“能不忆江南”收束全词,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第二首词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领起,前三字“江南忆”和第一首词的最后三字“忆江南”勾连,形成词意的连续性。后五字“最忆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爱的一个江南城市。如果说第一首词像画家从鸟瞰的角度大笔挥洒而成的江南春意图,那么,第二首词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画作了。
第三首词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写到歌舞生活,因而许多选本都不介绍它。其实它在写法上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的。前两首词虽然也写到人,但主要还是写景。第三首点到吴宫,但主要却是写人,写苏州的歌舞伎和词人自己。从整体上看,意境的变化使连章体词显得变化多姿,丰富多彩。
吴酒一杯春竹叶一句,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唐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喝着吴酒,观“吴娃双舞”犹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作者不是纵情声色的人,他欣赏的是吴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回到洛阳后说:“早晚复相逢。”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