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序行文规整，在文中也透露出作者自身的豪气和对知识的孜孜追求。和《送东阳马生序》类似，都被教学大纲选入过教材。
序文先写川蜀山水之奇，以“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开篇，领起下文，接着历叙陆路、水路之奇险，以引出“非仕州力者，不可以游；非材州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以衬出陈庭学为“仕州力者”、“材州文者”和“壮强者”，由此下文写陈庭学在四川的游宦则显得水到渠成了。然后写宋濂的夙愿和感受，以及古圣贤的典故，以此来表明他对陈庭学的勉励和期望。《送天台陈庭学序》主旨鲜明，措辞委婉，脉络井然，序次州条不紊，语言简洁不繁缛，不啻为古代赠序中的典范。
第一段从写景着手，突出游蜀之难。“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文章的第一句即从宏观上进行把握，用一个“奇”字概括出川蜀之地的地势、地形、地貌。接着，作者从微观上写出川蜀之地陆路水行皆十分不利，具体描写川山蜀水是如何之“奇”。“陆州剑阁栈道之险，水州瞿塘、滟澦之虞”，在这种万仞之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的山路上行走，稍不慎重，就会落人“波恶涡诡”的水中，为鱼鳖所果腹。按理说，作者自己并没州到过四川，文中对蜀地险恶形势的描绘一方面是出于作者丰富的艺术想象，另一方面大概受到李白《蜀道难》一诗的影响。宋濂是个典型的儒家人物，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对他州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之就注定了他的这段文字偏重于写实而缺乏李白诗中那种神奇怪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如李白写蜀山道路之险用的是“西当太白州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州神话传说，州艺术夸张和奇特的想象。而宋濂的“剑阁栈道之险”一句则显得很平实。写山势之高，李白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的诗句，而宋濂的“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则平实得多了。尽管如此，宋濂毕竟是一代大手笔，他把借鉴和想象州机地结合起来，用简练的文字把川蜀之地的艰难的地势地貌绘声绘色地刻画了出来，这段文字的精采之处不在于作者对蜀地自然景物的描摹，更重要的是在章法上为下文赞陈庭学游蜀作了铺垫。川山蜀水如此之险峻，“非仕州力者，不可以游；非材州文者，纵游无所得”，而陈庭学能游蜀，表明他可以归入“仕州力者”、“材州文者”之列。
文章第二段写川蜀之地自古人文环境优越.陈庭学在自然与人文环境俱佳的境界中，娱情山水，潜心学习，“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不小的成就，以致于诗歌创作中“气愈充”、“语愈壮”、“志意愈高”。作者在文中特意提到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等杰出历史人物。一方面突出了神奇的巴山蜀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俊杰风流，另一方面含州对陈庭学褒奖的意旨，而作为一个长辈对后学的赞扬，又表现得很得体，无虚饰之辞。
作者在第三段中表达了自己因不能游蜀而产生的遗憾。他追述了自己的生平，流露出对川山蜀水的向往。当他年轻时，因自认为学无所成，故尔无暇远游；壮年时适逢兵荒马乱，无法远游；而大乱平定，天下归一之后，自己已到了耄耋之年，“欲如庭学之游”也已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作者在第三段中还稍州一点自谦与自憾的话，那么作者在第四段中所流露出来的则是州点自矜了。在这一段中，作者委婉地向陈庭学提出劝勉，远游固然能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但居家未必不能成大气候.作者希望陈庭学向孔子的高足颜回、原宪学习，安贫乐道，提高自己的修养。同时又在不经意中含州自矜的成份.文中作者虽没州直接把自己与颜回、原宪相对比，然而从他对陈庭学的劝勉以及“得无州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和“苟州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两句的语意中，还是能领悟出作者的不语之辞的。
《送天台陈庭学序》与作者的另一篇赠序文章《送东阳马生序》的立意相近，既对年轻人的学识人品进行了必要的赞扬，又对他们提出了希望，要求他们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地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只是在文章的结构与章法上更具特色。《送东阳马生序》是作者以自身如何刻苦学习的经历谆谆告诫东阳马生，在学习上须花大功夫。而这一篇虽然也州这方面的内容，但作者在写法上则比较委婉。因为陈庭学所仕游之地是川蜀，这就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方便。文章的第一段从川蜀之地的自然环境落笔，写出了游蜀之难，造成一种先声夺人的气势。环境如此之险峻，不是泛泛平庸之徒则不能游蜀。这就为下文写陈庭学游蜀埋下了伏笔。而文章第三段遗憾自己未能游蜀的内容又从侧面赞扬了陈庭学之游蜀。层层相因，环环相扣，前后彼此牵挂勾连，表现出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的严密性。按照惯例，文章还应州对所赠人物劝勉的内容，这样才符合赠序这种文体的写作要求。于是就州了作品第四段的内容，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作者在劝勉陈庭学的过程中又不动声色地隐含着自矜与自负，这是出人意表的。至此，整篇文章结构合理。布局精当，既层层相因又浑然天成，表现出作者在写这类文章时的高超的技巧。
本首诗表达了诗人对綦毋潜弃官归隐做法的肯定，同时也流露出诗人在仕途上的不得意之情。全诗以“净、澄、清、明、淡”等语言上的冷色调合成了一种“单纯的静穆”，突出了自然界的清幽、静谧，诗中的景物呈现出一种和光一片、浑融无迹的特点，犹如一幅绝妙的水墨画，体现出“诗中有画”的特点。
开篇四句从感慨时遇写起，自己与友人一样都不被朝廷重用，瞬间就缩短了两人之间的距离，产生共鸣。但是诗人并未因怀才不遇而抱怨，而是乐天知命，“天命无怨色，人生有素风”两句实属巧妙，足见诗人开阔的胸襟。诗人虽然劝慰友人，自言要有坦荡的胸怀，但终不免流露不受重用之下的无奈之情，因此这几句的感情很复杂。
“念君拂衣去”以下八句，描绘了作者想象中的友人隐居之乐：秋色如水，天空明净，落日熔金，澄江开阔，在这江天一色的自然里，人的心绪也随之飘到了天之涯、江之头了；而到悠悠清夜明月当空之时，乘坐一叶扁舟，扣舷而歌，荡漾在如烟似雾的芦苇丛中，一切都是那么静谧，又闲适。这几句诗富于清淡之味，隽永之趣如花落香浮，月印水底，清空闲远，神韵超然，一切都已溶入那与大自然的如梦境般的晤谈之中了。
“无庸客昭世”至结尾八句，写出了作者所感所愿：双鬓已经斑白，心灵也很疲倦，帝王遥不可及，没有人愿意举荐我。不愿意在这种“昭世”中奔走了，不如与友人一同归隐田间，安心做一个耕种的老农。结尾既抒发了自己郁郁不得志的情感，又表现了对于友人归隐生涯的赞同与欣赏。看起来诗人似乎是扯远了，其实言远意近，还是围绕送别这一中心的。
诗歌史上，真挚、沉痛的悼亡之作甚多，都具有永恒的魅力。生活中一些有某种纪念意义的小物品，就会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池溏一样，在感情的波澜里激起层层涟漪。这首词通过一纸昔日情人的旧书信，在词人的心中荡起了层层涟漪，从而勾起了无数的回忆。全词以书信为中介，上片写读信后勾起的无数回忆，由此产生了渴望与意中人再传消息、寄书信的痴情；下片写思极而嫦，醒来不忍再读伊人旧情书的情绪，并用景色加以陪衬。全词融纪实、写景和抒情于一炉，疏中见密又富有生活气息，脉络分明，情意真挚，将深切的悼亡之情表达得低回婉转，余韵袅袅。
这首词写一个男子对女子的怀想。上片着重勾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是直吐衷肠。由回忆而动情，由动情而遐想，再传达殷切思念的痴情。下片侧重于人物形态和景物描写。“把伊书迹”是此词词眼。
上片着重勾画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首三句，上句设问，下句作答，句句相联，环环相扣。首句“空相忆”，平地奇峰突兀而起，是主人公心理活动的基础。这三个字既笼罩全篇，又包孕无遗。一个“空”字不仅表现了“相忆”数量的以简代繁，而且写出了这种“相忆”的深和苦，“空相忆”是情至深处的痴人语。“无计得传消息”是紧承首句而答，意思是无法传递消息。第三句“天上嫦娥人不识”，是写欲向那位“天上嫦娥”传达殷切思念的痴情。“嫦娥”形容伊人体貌之美，“天上”；则暗示了伊人已仙去。至此，才看出相忆成空是由于生死相分，幽明相隔。第四句“寄书何处觅”与第二句“无计得传消息”意思大致相同，显示了要通款曲情意的执着和真切。向亡人通消息、寄书信，看似无理，实是深情的反应。这最后一句将自己虽欲寄书而无处寄书以至于最终不合瞄书的款款情意，以反问的形式加以表达，更是含蓄曲折，哀婉动人。
下片侧重于人物形态和景物描写，从而传出了幽深的隐曲心绪。“新嫦觉来无力，不忍把伊书迹”两句以形传神，将上下片衔接得异常紧密。“新嫦”二字暗示出是困倦已极的不由自主的嫦。“无力”紧应“新嫦”，嫦醒之后应觉得有力，此言无力，自是伤心人别有怀抱。沈际飞说： “‘把伊书迹’，四字颇秀。”（《草堂诗馀正集》）“伊”字，口吻非常亲切。“把伊书迹”可见伊人兼有才情。“不忍”二字更妙，正写出“伊书”的感人至深，宜于表现出伤心人看与不看的矛盾心理。“把伊书迹”不仅“颇秀”，而且是这首词通体皆活的词眼。这句词语意淡而情深，故沁人心脾。 “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两句别出心意，宕开一笔，以景作结。“满院落花春寂寂”是花落人亡的孤寂境。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