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豳风·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毛诗序》认为它的主题是“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陈奂《诗毛氏传疏》则认为是“周公遭管蔡之变而作”，两者时间相距甚远，似不可凭信。《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lí），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据此，此篇当作于西周初期，即公刘处豳时期。
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七月》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各个方面，它的作者当是部落中的成员，所以口吻酷肖，角度极准，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正如姚际恒《诗经通论》所说：“鸟语虫鸣，革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綯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狩猎藏冰，祭献执宫，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绩、缝衣、狩猎、建房、酿酒、劳役、宴飨，无所不写，“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晋唐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臻此境界”（引同上）。这一评价，基本上符合诗中实际。
诗从七月写起，按农事活动的顺序，以平铺直叙的手法，逐月展开各个画面。必须注意的是诗中使用的是周历。周历以夏历（今之农历，一称阴历）的十一月为正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以及四、五、六月，皆与夏历相同。“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夏历的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蚕月”，即夏历的三月。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此诗言月者皆夏正，言一、二、三、四之日皆周正，改其名不改其实。”戴震《毛郑诗考证》亦指出：周时虽改为周正（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岁首），但民间农事仍沿用夏历。这些说法，都是读者理解此诗时序的重要依据。
首章以鸟瞰式的手法，概括了劳动者全年的生活，一下子把读者带进那个凄苦艰辛的岁月。同时它也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调，提示了总纲。朱熹《诗集传》云：“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后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终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终后段之意。”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所谓“衣之始”、“食之始”，实际上指农业社会中耕与织两大主要事项。这两项是贯穿全篇的主线。首章是说九月里妇女“桑麻之事已毕，始可为衣”。十一月以后便进入朔风凛冽的冬天，农夫们连粗布衣衫也没有一件，怎么能度过年关，故而发出“何以卒岁”的哀叹。可是春天一到，他们又整理农具到田里耕作。老婆孩子则到田头送饭，田官见他们劳动很卖力，不由得面露喜色。民间诗人以粗线条勾勒了一个框架，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体风貌已呈现在读者面前。以后各章便从各个侧面、各个局部进行较为细致的刻画。
诗的二、三章情调逐渐昂扬，色调逐渐鲜明。明媚的春光照着田野，莺声呖呖。背着筐儿的妇女，结伴儿沿着田间小路去采桑。她们的劳动似乎很愉快，但心中不免怀有隐忧：“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首章“田唆至喜”，只是以轻轻的一笔点到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这里便慢慢地加以展开。“公子”，论者多谓豳公之子。豳公占有大批土地和农奴，他的儿子们对农家美貌女子也享有与其“同归”的特权。这里似乎让读者看到汉乐府《秋胡行》和《陌上桑》的影子，虽然那是千年以后的事，但生活中的规律往往也会出现某些相似的地方。姑娘们的美貌使她们担心人身的不自由；姑娘们的灵巧和智慧，也使她们担心劳动果实为他人所占有：“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她们织出五颜六色的丝绸，都成了公子身上的衣裳。这又使读者想起了宋人张俞的《蚕妇》诗：“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四、五两章虽从“衣之始”一条线发展而来，但亦有发展变化。“秀葽”、“鸣蜩”，带有起兴之意，下文重点写狩猎。他们打下的狐狸，要“为公子裘”；他们打下的大猪，要贡献给豳公，自己只能留下小的吃。这里再一次描写了当时的阶级关系。五章着重写昆虫以反映季节的变化，由蟋蟀依人写到寒之将至，笔墨工细，绘影绘声，饶有诗意。《诗集传》云：“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动股，始跃而以股鸣也。振羽，能飞而以翅鸣也。”咏物之作，如此细腻，令人惊叹。“穹窒熏鼠”以下四句，写农家打扫室内，准备过冬，在结构上“亦以终首章前段御寒之意”。
六、七、八章，承“食之始”一条线而来，好像一组连续的电影镜头，表现了农家朴素而安详的生活：六、七月里他们“食郁（郁李）及薁”、“亨（烹）葵（葵菜）及菽（豆子）”。七、八月里，他们打枣子，割葫芦。十月里收下稻谷，酿制春酒，给老人祝寿。可是粮食刚刚进仓，又得给老爷们营造公房，与上面所写的自己的居室的破烂简陋适成鲜明对比。“筑场圃”、“纳禾稼”，写一年农事的最后完成。正如《诗集传》引吕氏所云：“此章（第七章）终始农事，以极忧勤艰难之意。”
到了最后一章，也就是第八章，诗人用较愉快的笔调描写了这个村落宴饮称觞的盛况。一般论者以为农夫既这么辛苦，上头又有田官监督、公子剥削，到了年终，不可能有条件有资格“跻彼公堂，称彼兕觥”。其实社会是复杂的，即使在封建社会的中期，农民年终时也相互邀饮，如宋代秦观《田居四首》所写：“田家重农隙，翁妪相邀迓。班坐酾酒醪，一行三四谢。”陆游《游山西村》诗也说：“莫笑田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七月》所写上古社会的西周村落生活，农闲之时，举酒庆贺，也是情理中事。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在叙事中写景抒情，形象鲜明，诗意浓郁。通过诗中人物娓娓动听的叙述，又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诗经》的表现手法有赋、比、兴三种，这首诗正是采用赋体，“敷陈其事”、“随物赋形”，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读者仔细吟诵其中任何一章，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七月》是西周初年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县、邠县一带）的奴隶所做的诗歌。可能是因诗长，年代久远，有某些错简的地方，但基本次序还是清楚的。
全诗八章，每章各十一句，基本上是按季节的先后，逐年逐月地来写男女奴隶们的劳动和生活的。这首诗按时序叙事，很象是一首农历诗，类似后世民歌中的四季调或十二月歌。但由于它所叙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奴隶们一年到头的繁重劳动和无衣无食的悲惨境遇，所以应把它看作是反剥削反压迫的诗篇。
第一章总括全诗，从岁寒写到春耕开始。七月火星向下降行，八月将裁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妇女们去做，以备御冬。十一月天气寒冷了，北风刮在物体上，发出觱发的声响。十二月寒风“栗烈”，是一年最冷的时刻。而我们这些奴隶没有御寒的衣服，真不知如何过冬。好不容易熬到寒冬过去了，正月里我们开始修理农具。二月里举足下田，开始耕种。壮夫们在田里干着重活，女人和小孩们则承担着送饭的任务。看着我们这样卖力的劳动，那些奴隶主派来的农官感到很高兴。
第二章，写妇女们的采桑劳动。春天来了，开始暖和了，黄莺儿欢快地歌唱着。妇女们挎着深筐子，沿着桑间的小路，去采摘饲蚕用的嫩桑叶。春天昼长，妇女们辛勤地工作了很久，硕果累累，采了很多的桑叶。可是，妇女们突然悲伤起来了，因为她们看见贵族公子正朝这边走来，害怕被掳去而遭凌辱。末句反映了当时贵族蛮横的真实情况。
第三章，写妇女们的蚕桑纺织之事，并指出这是为贵族阶级做衣裳用的。蚕月即三月，三月开始修剪桑枝，拿起斧子，砍去那些远扬的枝条，然后攀枝再采摘些柔嫩的桑叶。七月伯劳鸟咕咕地叫着，仿佛在告诉人们后半年开始了，于是，八月里妇女们就动手纺织了。纺织品染着不同的颜色，有黑红色的，有黄色的，而最鲜亮的是朱红色的。可惜这些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贵族公子作衣裳用的。
第四章，写农事既毕，奴隶们还是为统治者猎取野兽。四月里远志结子了，五月里蝉儿鸣唱着。八月里作物开始收成，十月树木纷纷落叶。十一月开始出外射猎，以取狐貉皮来给公子做冬衣。十二月声势更浩大，集合起众人继续田猎。射得的猎物，小兽归奴隶们所有，大兽得献给统治者。
第五章，写一年将尽，奴隶们为自己收拾屋子准备过冬。五月里蝗虫动股起飞，六月里纺织娘鼓翅发声。蟋蟀由野入檐，由檐入户，由户入床下，鸣声愈来愈近，而天也愈来愈冷了。这时把屋里所有的空隙都堵好，然后用烟熏老鼠，把它赶出屋里；再把朝北的窗子堵上，把门缝用泥涂上，以防寒冷的北风。感叹我们和老婆孩子，往往农忙时就露宿在场上，到了冬日，天寒事毕，才正式回到房屋里来。
第六章，写奴隶们除农业外，还得从事各种副业劳动，以供统治者享用。同时，七月里还得采摘瓜类，八月里收取葫芦，九月里拾取芝麻，把这些都交给统治者。农奴们不够吃，只得用柴火煮些苦菜来养活自己。
第七章，写奴隶们农事完毕，还要为统治者修盖房屋。九月里修好打粮场，十月里纳粮入仓库。不论是先熟的作物，还是后熟的作物，是谷类，还是麻类，都得聚集起来送进贵族的仓库。收完庄稼之后，就去为贵族们修理住宅。白天去割茅草，晚上用此来搓绳子。等到替贵族们把住宅修好了，奴隶们又快到了春播的时候了。
第八章，写一年辛苦之后，还要大办酒宴，为统治者庆贺祝寿。十二月去凿冰，正月里藏入冰窖，以供来年夏天统治者消暑之用。等到农事已毕，打谷场已清扫干净，就大杀羔羊，大办酒宴，还得举着酒杯，登上公堂，高呼统治者万寿无疆。
《七月》这首长诗，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图画。男女奴隶们一年到头无休止的劳动，结果都被贵族们剥夺得一干二净。读着这悲歌式的诗篇，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被压迫的老年奴隶，面对面地向人们叙说着自己的生活境况，倾诉着血泪斑斑的历史。他对于自家和邻居们年复一年繁重劳动，苦难生活，倾诉得那么周全，那么悲切，虽然不敢流露出强烈的愤懑感情，但在倾诉中不时地夹杂着怨叹和悲哀，用活生生的事实来揭露奴隶主的罪恶和残酷。这些奴隶们虽然暂时慑于奴隶主的淫威，精神呈现出麻木状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怒吼起来，把积压在胸中的愤懑象火山似的喷泄出来。
此诗语言朴实无华，完全是用铺叙的手法写成的。
全篇围绕着一个“苦”字，按照季节的先后，从年初写到年终，从种田养蚕写到打猎凿冰，反映了一年四季多层次的工作面和高强度的劳动。语词凄切清苦，仿佛是在哭吟着一部沉重的历史。但值得我们熟加体味的是，这首诗的哀哀诉苦的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清醒的阶级意识。“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献豣于公”，“上入执宫功”等，都表现了奴隶们对贵族不劳而食、蛮横霸道的疑惑和暗恨。在表现阶级压迫时，诗篇还采用了对比的描写来昭示，比如：奴隶们在辛勤劳动，而“田畯至喜”，苦与乐的对比；奴隶们无衣无褐，却在为“公子裳”，“为公子裘”，冷与暖的对比；“言私其豵，献豣于公，”少与多的对比等，这种描写，是在有意识地揭示阶级压迫的不平等。另外，诗篇善于抓住各种物候的特征，来表现节令的演变，使全诗充满了自然风光和强烈的乡土气秘。特别是第五章：“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用昆虫的鸣叫和蟋蟀的避寒迁徙，非常形象地表现了季节变迁的过程。这几句没有一个“寒”字，但却让我们感受到天气在一天天地变冷，以至于寒气逼人了。这种手法在《七月》中应用得很普遍，再如：“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用风声的愈演愈烈来显示季候的愈加寒冷，也很形象生动.
《陈涉世家》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传记。文中真实、完整地记述了爆发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经过和结局，表现了陈涉在反对秦王朝暴政斗争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显示他洞察时局的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从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智慧、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文章也比较生动地描写了陈涉和吴广的形象。陈涉出身雇农，胸怀大志，有政治远见，他要求人民从“苦秦”中解放出来；他聪明果断，具有组织群众、制定策略、指挥战争的卓越才干，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吴广虽然刻画简略，但从他与谋起义、诱杀将尉等事迹中，也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勇敢和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不甘忍受黑暗统治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文章也写到了起义军内部的不和及自相残杀，陈涉称王之后的贪图享受、信用奸邪、脱离群众，表明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作者善于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又善于运用语言、动作、神态描写等多种技巧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场伟大斗争的图景。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这是一首典型的咏史怀古诗。诗人借用了王昭君出塞的典故，却与以往借用此典的诗词大不相同，不以议论为主，却通过朴实的语言真实地再现昭君当时心中所想，深刻地诠释了“千古琵琶”的含义，发人深省。
诗的开始，粗线条地展示了边地的风光。铺天盖地的雪淹没了塞外绵亘不尽的群山，继雪而起的北风呼啸着，将大地可能有的一切吹伏在地……。“天山雪后”一句，用笔简洁，唤出的图景却是无限的。
就在这漫无边际的背景深处，一个坐在马背上拨弹琵琶的女子形象出现了。琵琶作为一种乐器，可以弹奏出缓急高低不同，如珠玉落盘、流水幽咽般的曲调，为此，它曾使唐代那位谪居江州的司马为之泪湿青衫。那么，在这首诗中，通过这个“抱得琵琶马上弹”的形象，将其中蕴含的真意展现出来。杜甫曾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猜测，王安石则以“含情歌说独元处，传于琵琶心自知”作为交代。这些诗句，都是极高妙、极为人称颂的，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不过，它们毕竟还有一个说不上是弱点、但总觉有些遗憾的特征——作了议论，下了判断。“怨语”也罢，“含情”也罢，都明明白白地点出了昭君弹曲时的心事。
而在这首诗，诗人却不提昭君弹琵琶时作何想，重点落在“曲罢”——曲传达心志的琵琶弹毕，停弦驻马，昭君举目遥看，此际，青海头上的一轮明月，在她眼中变得朦胧了，变得与她在汉宫时所望见的月相似了，她徘徊在这样的月光下，流连难去……诗人看似在着力写这“月”，但“曲罢”二字一一昭君的错觉，不是时时皆有的，而是在弹罢琵琶后这一特定的短暂时间内所有的；换言之，她的错觉，乃是由弹曲而生。然而她弹曲时是何心事，诗人却不点出，意味深长。但诗人虽留下了意味，却不忙于下结论，这是他的含蓄处；而诗人虽不下结论，但他说昭君曲罢乃误以胡月为汉月，又暗示了他的结论，这是他的高妙处。这样的运笔，比之“怨语”、“含情”之说，虽缺乏下断语的胆力，知增长了“千古琵琶”的蕴含。
王昭君在咏史诗中是一个写滥了的题材，但这首既不写昭君之怨，也不写元帝无情，只写昭君身在异域不忘故国，也颇有新意。手法上一反咏史诗以议为主的写法，只描写昭君出塞后的弹曲与望月，通过将青海月当作汉宫月的误觉，突出昭君对故国的眷恋，全诗无一句议论而议论尽蕴含其中。
这首词序较长，记叙了在冒巢民先生堂中听白生抱琵琶弹唱后引起的无限悲慨。冒巢民，即冒襄，字辟疆，自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明亡以后，他隐居不仕，以著书自娱，工于诗文，是清初著名文学家。序文中强调小饮冒巢民先生堂中，而联系作者二十岁遭受明亡之痛的身世，从中可以透露出“悲从中来”的消息，而这正是词中“伤今吊古” 的“主心骨”。
词的开头“是谁家”两句，紧扣序中拨弦按拍弹琵琶的本事。“檀槽”指用檀木做的琵琶乐器上架弦的格子。搯 (tāo)，叩。李商隐《定子》： “檀槽一抹《广陵春》，定子雨开睡脸新。却笑吃虚隋炀帝，破家亡国为何人？”这里的“檀槽搯得如许”是写弹琵琶师的高超技艺。但词人没有接着从正面摹写美妙的音乐境界，而是由贵重的琵琶弦乐器引起自身的伤今吊古的情绪。“逻逤”，亦作逻娑，即今西藏拉萨。此指逻逤槽，一种用西藏产的檀木制作的琵琶。乐器本是没有感情的东西，白生用它弹奏出来的曲调，却使词人产生伤今吊古的情绪。“君何苦”两句，承上伤今自叹。“青衫”，青色官服，唐代八品九品文官的服色。白居易《琵琶行》：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的迟暮之感，不仅是对人生短促的悲叹，而且含有官场失意的自嘲。“江东烟树”以下四句，词人把伤今的意绪拓开深化。江南一片烟花草树，足以伤魂，纵然没有听到催人泪下的琵琶声音，也禁不住泪如泉涌，不断浸湿衣衫。作者没有道破为何如此伤心？更耐人思考、寻味。
下片运用历史典故，抚今吊古。“凄然也”以下数句，从上片的琵琶声而来。词人在孤馆寒灯下体味这哀怨低回的音调，仿佛是秋夜灯前的一对小儿女在低声抽泣。忽然声调急转，犹如秋风秋雨敲打屋瓦，发出象千年老狐学人语的声音，此景此情，更觉凄楚动人。“浑无据”以下，由听觉形象转入思维空间，词人借古抒怀，感慨情深。“澄心”，指澄心堂，南唐烈祖李昪所居。后主李煜造澄心堂纸，细薄光润，为后世所重。“结绮”，指结绮阁，南朝陈后主所筑三座楼阁之一，穷极奢华。此阁为张贵妃所居。刘禹锡《台城》诗：“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而如今的澄心堂、结绮阁早已野草丛生，成为一片废墟了。“家山”，家乡，此借指国家。陈后主、李后主这两位亡国之君，当年为了纵情欢乐，不事朝政，结果丢掉了江山。这一幕幕的历史悲剧，怎不发人深思，令人悲慨不已呢！
这首词融纪事、写景、抒情三者于一体。词人把听琵琶古乐而涌起的无限悲叹，与别后孤馆寒灯的凄苦情景相交融，寄实于虚，引发出“吊古伤今”的深沉意绪，而在悲慨中蕴藏人生寥落的哀怨情致，含蓄不尽，意味深长。故谭献评此首为“拔奇本师长歌之外” (《箧中词》) 。
诗人在诗中描绘了北方一个处处可见的西瓜园。
诗的一、二句写西瓜生长的环境和年来年去每到夏天到处都吃瓜的情景。西瓜与蒲萄、苜蓿一样，都是舶来品，此时在北方已是常见之物，“碧蔓”“软沙”，绿黄二色对比鲜明却又和谐统一，充满了田家之美，然而“凌霜”词却又猛然一寒，美丽的东西是很难经得起严霜的。
接下来诗的三、四句写西瓜的形状味道。诗人觉得生长在北地的西瓜在形状上、味道上都不尽如人意，不能与葡萄、苜蓿相比。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丝遗憾。蒲萄、苜蓿在西汉时传入中原，李颀《古从军行》最后两句感慨道：“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盛唐的诗人是在感慨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唐王朝所进行的开边战争的残酷，而这在“祈请国信使”范成大听来却充满了丝丝苦涩。一方面，南宋军事力量的薄弱，对金国的俯首称臣，注定范成大的出使必然少不了受辱；另一方面范成大又渴望如苏武一样为国尽忠。矛盾交织，面对同为舶来品的西瓜，联想到唐人诗句，苦涩横亘心头，报国的赤胆忠心和对强大国力的渴慕逐渐鲜明起来。
诗题旁还有一个自注：“味淡而多液，本燕北种，今河南皆种之。”燕北为女真族的起源之地，而河南则为北宋故都所在，燕北的西瓜如今遍布河南，国破家亡之恨暗含其中。诗人借助北方特有的物产，在对西瓜的描绘中，委婉地表达了故国沦丧的悲痛和失地人民渴望回归的愿望。虽然这些诗仍然围绕着爱国主义这一主题，但与《州桥》等篇忍痛直询和《双庙》等篇借古讽今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区别。诗人不再高声呼喊，直抒胸臆将自己的感情一览无余地展现出来。相反，诗人把自己的感情潜藏在清新的田园风光之下，乍一看轻松惬意，深深品味之后却又渗透出一层挥之不去的沉重，从而使感情更加深刻。诗人巧妙地借助题后自注，把自己含而未说的意思点破，达到不说而说的效果。
范成大在这首诗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小中见大，用意深婉，通过北地特有的物产的描绘以及题后小注的巧妙运用，在田园风光背后寄托着自己的故国之思，把表层的轻快与深层的沉重进行对比，达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王夫之《姜斋诗话》）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