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旧相思之作。开端直叙往昔在京邑文酒诗会，欢情良多，“别来”转入当今亲旧星散，音容茫然。“寻常”二句，以往常反衬现实，言外充满人事变迁之慨。换头言旧知无信，唯有求之梦寐。而梦中相遇，休问何如，紧承“不如初”意脉。收拍以“春去”、“花无”回答，言外美景已逝、好事成空，前路黯然。
该词曲笔传情，以乐写哀，将沉痛的思念寄托在平淡的语句和豁达的理性思考之中，在同类题材的词作中显得别致新颖，发人深思。许昂霄《词综偶评》谓“情知春去后”二句，“淡语有深致，咀之无穷。”
首句“忆昔西池池上饮”，就点明了地址。西池即金明池，在汴京城西，故称西池，为汴京著名名胜，每逢春秋佳日，游客如云，车马喧阗，极为繁盛。作者回忆当年和朋友们在此饮酒，有多少欢娱的事值得回忆。晁冲之的从兄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之一。晁冲之本人与苏轼、苏辙及“四学士”不但在文学上互相来往，在政治上也很接近，属于所谓旧党体系。“昔”指的是宋哲宗元祐年间。这时旧党执政，晁冲之与“二苏”及“四学士”等常在金明池同游、饮酒。他们志趣相投，性情相近，欢聚一起，纵论古今，何等欢乐。
种种乐事都浓缩在“多少”二字中了。至今回忆，无限留恋。但好景不常，随着北宋新旧党争的此伏彼起，他们的文期酒会也如云散烟消。“年年”也不是每年如此，只是指元祐元年（1086）至元祐八年（1093）这短短八年而已。元祐元年，哲宗初立，神宗母宣仁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等人各有晋升。元祐八年，宣仁太后死，哲宗亲政，新党再度上台，章惇执政，排斥旧党。同年八月，苏轼被贬定州。哲宗绍圣元年，即元祐九年，“二苏”及“四学士”先后相继连续被贬。晁冲之虽只作了个承务郎的小官，也被当作旧党人物，被迫离京隐居河南具茨山（今河南密县东）。从此，当年的诗朋酒侣，天各一方，均遭困厄。晁冲之在隐居生活中对旧日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忘怀，时深眷念。朋友们已不能像往年一样在西池池上饮酒了，如果能凭鱼雁往来，互倾积愫，也可聊慰离怀。然而不能够。
“别来不寄一行书。”昔日朋友星离云散之后，竟然雁断鱼沉，连一行书也没有，意似责备朋友之无情，但这里的“不寄”似应理解为“不能寄”，因为这些被贬谪的人连同司马光一起大都被列入“元祐党籍”到了贬所，还要受到地方主管官员的监督。如再有结党嫌疑，还要追加罪责。在新党这种高压政策统治下，所谓旧党人物惟有潜身远祸，以求自保。哪里还敢书信往来，互诉衷肠，给政敌以口实呢？
“寻常相见了，犹道不如初”。这两句似是假设语气，“寻常”不是指元祐九年以前，因为前三句已由过去的得意、聚合写到当时的失意、分离，在结构上似乎不致忽然插进两句倒过去又写聚合相见。这两句是说，像当时各人的政治处境来说，即使能寻常相见，但都已饱经风雨，成了惊弓之鸟，不可能像当初在西池那样纵情豪饮，开怀畅谈，无所顾忌了；只能谨小慎微地生活下去，以免再遭迫害。凡是受过政治风波冲击、饱经患难的人对此当有深刻体会。
下片从往事的回忆写到个人目前的处境和想法。
“安稳锦屏今夜梦，月明好渡江湖。”下片前两句是说，今夜只能在锦屏围障着卧榻上安全做梦了，月色明亮正好伴我渡过险恶的江湖。
这两句说的很富有诗意，内中却藏着一段沉郁的情思。政治环境既然如此险恶，把人逼到息交绝游的地步，他现在只能在锦屏围障着的七尺卧榻上得到一点安全感，在那上面做着自己的梦了。当此之际，在罗网而无羽翼的处境下，词人既然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好梦，自然也祝愿故人梦魂趁今夜月明，“好渡江湖”，飞来相会。这是对故人命运的关注，患难之交相濡以沫，却以欢畅的语气出之，何异含着热泪的微笑。
“相思休问定何如。情知春去后，管得落花无？”末三句是说，不要问相思会有什么结果。谁都知道春天过后，花落无人能管。
“相思休问定何如”，仍是悬想和梦中故人相见后的情景，大家深知彼此眼前处境。下面接着抒发他的感叹：春天都已经过去了，落花的命运还堪问吗？这个“春天”是政治上的春天，“落花”是指他们一班受风雨摧残的同道。这两句比喻，含义显豁，但因为情深语痛，故不觉浅露。
这首词由欢聚写到分离，由分离写到梦思，由梦中相见而不愿相问，归结到春归花落，不问自明。笔法层层转进，愈转愈深，愈深则愈令人感慨不已。内容伤感凄楚而情调开朗乐观，这是这首词的一大特色。
1.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孩子身上印下深深的烙印,所以说,作为父母千万要做一个合格“产品”.但是也有教孩子走歪道的父母,文中陈万年就是其中一个。“子不教，父之过。”父亲如果不给生养子女良好的教育，这就是做父亲的过错。陈万年喜好结交权势，对他们卑躬屈膝，文中内容对他极具讽刺之意。
2.不要光阿谀奉承与听信谗言。
3.父母不要为儿女做坏的榜样。
4.世上竟然有父亲教儿子拍马屁学奉承的，陈万年就是这种反面的角色。
5.儿子揭露了陈万年内心的虚伪。
此诗分三章，每章共七句。首章写在楚丘营建宫室。古代科学技术还比较原始，建造宅邸需要定向，只能依靠日星。定星每年夏历十月十五至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在正南天空，与北极星相对应，就可准确测定南北方位。至于东西，揆度日影也可确知。又十月后期方届农闲，严寒尚未至，古人于此时修宫筑室，自是相当科学。至于栽种树木，古代在宫殿庙宇建筑旁需植名木，如“九棘”“三槐”之类，也有一定规定。楚丘宫庙等处种植了“榛栗”，这两种树的果实可供祭祀；种植了“椅桐梓漆”，这四种树成材后都是制作琴瑟的好材料。古人大兴土木兼顾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这对今天也是一种启发。“爰伐琴瑟”，很有意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立国之初就考虑到将来能歌舞升平，琴瑟悠飏，可见深谋远虑与充满自信，非苟且偷安者比，由此让人品尝出诗中隐寓的褒美之意。首章写的是群体劳动，那样的科学规划，那样的紧张有序，那样的自豪自信，在颇为整饬而略带进行曲色彩的诗行中，读者仿佛触摸到了卫人重建家园时那种明朗而又热烈的欢快脉搏。可是，人们不可能自发盲目劳作，也不可能群龙无首，这一大规模工程究竟由谁擘画和领导的，由此造成小小悬念，自然折入二章的倒叙缘由，章法安排上具有跌宕之势。
二章追叙卫文公卜筑楚丘的全过程。全过程包括二个层次：尽人事，敬天命。前五句为尽人事，先是“望”，后是“观”。望是登高远望，登上漕邑故墟，眺望楚丘。“望楚”的重复，说明端详得极其细致，慎重而又慎重。此外。还考察了附近的堂邑和高高下下的大小山丘。这显示文公有丰富的堪舆风水知识。“观”是降观，下到田地察看蚕桑水土，是否宜耕宜渔。这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作为贤君自然不会疏忽。这五句从“登”到“降”，从“望”到“观”，全景扫描，场面宏远，在广阔雄伟的背景上刻划了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文公形象。最后两句写占卜，经“天意”认可，人事才算定局，它有助于今天读者认识古代历史。
与二章大刀阔斧手笔迥不相侔，三章却于细微处见精神。三章写文公躬劝农桑。“好雨知时节”，有一天夜里春雨绵绵滋润大地，黎明时分天转晴朗，文公侵晨起身，披星戴月，吩咐车夫套车赶往桑田。这幅具体的细节描写图，要传达的信息也不言而喻：文公重视农业生产，亲自前往劝耕督种。由小见大，文公平时夙兴夜寐劳瘁国事的情景，都不难想见。
三章的最末三句是全篇的结穴，揭出题旨：他可不是平庸的一般的人，他的用心是多么的实在多么的深远啊！全诗叙事，都用赋的手法，从赋中让人品味出赞颂的韵味。“匪直也人，秉心塞渊。”二句虽然也是赋，却有更多的抒情色彩。由于文公“秉心塞渊”，崇尚实际，不繁文缛节做表面文章，才使卫国由弱变强。一、二、三章的所有叙写，无不围绕“秉心塞渊”而展开。
诗末句“騋牝三千”，好像与全诗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是构成一种因果关系。上述卜地、筑宫、兴农种种是因，此句是果。兵强马壮，常体现一国的富强，在文公治理下，卫国确实日臻富强。《诗经原始》也高度评价文公治卫，称其“不数年而戎马寖强，蚕桑尤盛，为河北巨邦。其后孔子适卫犹有庶哉之叹，则再造之功不可泯也”。
如果掩去作者的名字，读这首《临安春雨初霁》，也许会以为它并不是出自“铁马金戈”、“气吞残虏”的陆放翁之手。诗中虽然有杏花般的春色，却更隐含着“世味薄似纱”的感伤之情和“闲作草”“戏分茶”的无聊之绪。这是与高唱着“为国戍轮台”而“一身报国”的陆游的雄奇悲壮的风格特征很不一致的。
自淳熙五年孝宗召见了陆游以来，他并未得到重用，只是在福建、江西做了两任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之后五年，更是远离政界，但对于政治舞台上的倾轧变幻，对于世态炎凉，他是体会得更深了。所以诗的开头就用了一个独具易动的巧譬，感叹世态人情薄得就象半透明的纱。于是首联开口就言“世味”之“薄”，并惊问“谁令骑马客京华”。陆游时年已六十二岁，不仅长期宦海沉浮，而且壮志未酬，又兼个人生活的种种不幸，这位命途坎坷的老人发出悲叹，说出对世态炎凉的内心感受。这种悲叹也许在别人身上是无可疑问的，而对于“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陆游来说，却显得不尽合乎情理。此奉诏入京，被任命为严州知州。对于一生奋斗不息、始终矢志不渝地实现自己的报国理想的陆游来说，授之以权，使之报国有门，竟会引起他“谁”的疑问。
颔联点出“诗眼”，也是陆游的名句，语言清新隽永。诗人只身住在小楼上，彻夜听着春雨的淅沥；次日清晨，深幽的小巷中传来了叫卖杏花的声音，告诉人们春已深了。绵绵的春雨，由诗人的听觉中写出；而淡荡的春光，则在卖花声里透出。写得形象而有深致。传说这两句诗后来传入宫中，深为孝宗所称赏，可见一时传诵之广。历来评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细致贴切，描绘了一幅明艳生动的春光图，但没有注意到它在全诗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刻划春光，而是与前后诗意浑然一体的。其实，“小楼一夜听春雨”，正是说绵绵春雨如愁人的思绪。在读这一句诗时，对“一夜”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它正暗示了诗人一夜未曾入睡，国事家愁，伴着这雨声而涌上了眉间心头。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是以枯荷听雨暗寓怀友之相思。陆游这里写得更为含蓄深蕴，他虽然用了比较明快的字眼，但用意还是要表达自己的郁闷与惆怅，而且正是用明媚的春光作为背景，才与自己落寞情怀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接下去的颈联就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在这明艳的春光中，诗人只能做的是“矮纸斜行闲作草”，陆游擅长行草，从现存的陆游手迹看，他的行草疏朗有致，风韵潇洒。这一句实是暗用了张芝的典故。据说张芝擅草书，但平时都写楷字，人问其故，回答说，“匆匆不暇草书”，意即写草书太花时间，所以没功夫写。陆游客居京华，闲极无聊，所以以草书消遣。因为是小雨初霁，所以说“晴窗”，“细乳戏分茶”这里就是品茶、玩茶道。无事而作草书，晴窗下品着清茗，表面上看，是极闲适恬静的境界，然而在这背后，正藏着诗人无限的感慨与牢骚。陆游素来有为国家作一番轰轰烈烈事业的宏愿，而严州知府的职位本与他的素志不合，何况觐见一次皇帝，不知要在客舍中等待多久！国家正是多事之秋，而诗人却在以作书品茶消磨时光，真是无聊而可悲！于是再也捺不住心头的怨愤，写下了结尾两句。
尾联虽不像古人抱怨“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作《为顾彦先赠好》：“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但这联不仅道出了羁旅风霜之苦，又寓有京中恶浊，久居为其所化的意思。诗人声称清明不远，应早日回家，而不愿在所谓“人间天堂”的江南临安久留。诗人应召入京，却只匆匆一过，便拂袖而去。陆游这里反用其意，其实是自我解嘲。
在陆游的众多著名诗篇中，有壮怀激烈的爱国忧民之作，如《关山月》、《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有寄梦抒怀、悲愤凄切之作，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些诗不是直抒胸臆，痛切陈词，就是笔墨纵横，抚古思今，都是雄壮的大气磅礴之作；作者也有优美淳朴的乡村生活描写，如《游山西村》；也有缅怀爱情、追思往日幸福的伤感之作，如《沈园》。等等这些，都与《临安春雨初霁》极不相似。《临安春雨初霁》没有豪唱，也没有悲鸣，没有愤愤之诗，也没有盈盈酸泪，有的只是结肠难解的郁闷和淡淡然的一声轻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严酷的现实，使他不得不对朝廷对皇帝，对人生对社会作出一些阴暗的结论。与他的许多寄梦诗不一样，在深夜，万籁俱寂时，作者眼前没有现实生活的情景搅扰，可以对着旷远的星空和雨夜任意地幻想，说任何放言达词。而身在繁荣帝都，作者却身不由己。临安城虽然春色明媚，但官僚们偏安一隅，忘报国仇，粉饰太平。作者是时刻清醒的，他在表面的升平气象和繁荣面貌中看到了世人的麻木、朝廷的昏聩，想到了自己未酬的壮志。但他既不能高唱，又无法托情梦，只好借春色说愁绪，把春天写成了无情之物。
可以说《临安春雨初霁》反映了作者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作者除了在战场上、幕帐中和夜空下高唱报国之外，偶尔也有惆怅徘徊的时候。在几乎同时所作的《书愤》中，作者就截然不同地表现了一贯的豪情。《书愤》在一定意义上是作者对自己悲壮一生的总结。“早岁那知世事艰”，却终有胆量说“千载谁堪伯仲间”，把一生留给历史公断。《临安春雨初霁》、《书愤》的比较可以显现出诗人感情思想的一个短时期的反复。陆游毕竟是陆游，他不会永久地停留在“闲”“戏”之上的。不久后他在严州任上，仍坚持抗金，并且付诸行动，表达于诗文，终于又被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官。他的绵绵“杏花春雨”，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发展成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疾风暴雨。
一个诗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个始终刚强不屈、矢志不渝的烈士，也难免间或惆怅抑郁。这种抑郁惆怅与其雄奇悲壮并不矛盾。唯其抑郁惆怅得苦不堪言，才有更强烈的情怀的喷发。诗中一开头就道“世味薄似纱”，正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也体现出作者的刚直气节。诗末拂袖而去，也是诗人对浮华帝都的不屑。因此，透过原诗的表面，依稀仍可看见一个威武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才是作者真正的一贯的自己。
这首诗的诗题很具吸引力——“暴富”。要理解“暴富”二字和这首诗，就必须从另一首诗说起，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正如孟郊《秋夕贫居述怀》里“卧冷无远梦，听秋酸别情。高枝低枝风，千叶万叶声”描绘的那样，孟郊是中唐时期一位有名的“苦吟”诗人，并且与中唐的另一位诗人卢仝过从甚密。他在其《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里写到：“贫孟忽不贫，请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书船平安归，喜报乡里阊。我愿拾遗柴，巢经于空虚。”将人生的贫富脱离简单的物质标准，而以拥有万卷诗书作为无限的精神财富，所谓“贫孟忽不贫”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而王禹偁的《暴富送孙何入史馆》的写作灵感正是直接取材于该诗，正是按照这种以书籍所代表的精神财富为衡量标准，王禹偁将即将进入史馆供职的孙何戏称为“暴富”一族。
开首的“孟郊尝贫苦，忽吟不贫句。为喜玉川子，书船归洛浦。”正是直接点明了“暴富”所化用的孟郊《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一诗，玉川子即卢仝。孙何也是个爱书之人，进入史馆供职，虽然只是个闲职，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对于他来说，史馆的职位就意味着可以阅览到皇家珍藏的各类书籍，可以见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珍本，对于“所乐在稽古”的孙何而言，这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因而称之为“暴富”，除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之外，也真切地道出了读书人对于精神财富的渴望与珍视。
孙何“淳化三年举进士，开封府、礼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见《宋史》）宋代进士及第之后便授予官职，因而他很快便被召入直史馆，并且赐绯衣以示恩宠。但是对于“嗜古”的读书人来说，而进入史馆之后，便能够在皇家图书馆中一睹这些上古典籍的真颜，这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能够一夜之间‘饫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这才是“暴富”之人的享受。
孙何自幼读书勤勉，天资聪颖，王禹偁和孙何关系甚好，因而彼此之间可以用这种玩笑彼此戏谑，但作为身经官场的前辈，对于刚刚步人仕途的晚辈仍然不忘告诫他“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妒”，也在玩笑之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王禹偁的一片爱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