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抗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
这支曲子类似于湘云对自己命运的自诉、自叹、自解。全曲情感起伏跌宕,一波三折。全曲预示史湘云坎坷的一生。她出身名门望族,年幼丧双亲寄养于叔父家;婚姻虽美满,却又因丈夫早逝而守寡。首句用感叹的句式,点出了湘云幼年时的“坎坷形状”,接着一转,写出湘云苦中作乐的情怀。成年后,湘云似乎苦尽甘来,“厮配得才貌仙郎”,然而到最后依然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地久天长”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湘云的判词只用简短的四句话概括了她的一生:“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曲子的内容更加丰富一些,它不但透露了更多湘云婚后生活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向读者展示了湘云丰富的内心世界。
“襁褓”二句是说史湘云身世的。她出身官宦之家,孩提时父母双亡,寄养在叔父之家。虽仍过着锦衣玉食般的贵族生活,但被婶婶冷眼看待,也不知道什么是娇生惯养。“幸生来”三句,是说她生来性格豪爽,胸怀广阔,从未把儿女之情放在心上。暗指她与宝玉亲热,但未超越表兄妹的界限。“好一似”两句,是对史湘云总的评价。“霁月风光”句意在说湘云品格光明磊落。“厮配得”三句,说史湘云嫁给如意君郎卫若兰,弥补了幼年时坎坷的生活的不足。最后四句,写史湘云命运的结局:湘云虽嫁给了如意君郎,但好景不长,丈夫得痨病医治无效,她独守空房。曲子说这是命中注定,不必悲伤。这几句,回应了曲名“乐中悲”。 “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这是写最终的结局。这里指史湘云丈夫早死,独守空房。
在《红楼梦》的众多女子中,史湘云是比较独持的一个。她的出身近似林黛玉,从小失去父母;性格上却迥异于黛玉,比较豪爽,口直心快;也和宝玉亲热打闹,但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有点豪爽的味道。在众女子中她是仅有须眉气味的一个。她生活道路虽坎坷,却没有黛玉那叛逆精神。由于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史湘云思想上又近似薛宝钗,曾劝宝玉多读四书五经,广交豪门子弟,以图“仕途经济。”她婚姻虽美满,但好景不长,丈夫早亡,独守空房,又只能把这归之于命数有定。《好了歌注》:“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些可与史湘云命运“乐中悲”互为说明。曹雪芹对史湘云的塑造,其赞赏之情充满言词之间,“英豪阔罗宽宏量”,“霁月光风照玉堂”等等即是。而“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也说明作者那封建迷信思想的局限性。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当时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褐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路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褐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非常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这是一首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一两句描绘宫廷中的歌舞场面,正点题目。汉代未央宫有披香殿是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歌舞过的地方。唐代庆善宫中也有披香殿,“新殿”或取义于此。但此处主要是借这个色彩香艳而又容易唤起历史联想的殿名来渲染宫廷歌舞特有的气氛。对于披香殿前的歌舞,诗人并未作多少具体的铺叙,而是着重描绘了“珠箔轻明拂玉墀”的景象。珠箔即珠帘;玉墀指宫殿前台阶上的白石地面。轻巧透明的珠帘轻轻地拂着洁白的玉墀,这景象在华美中透出轻柔流动的意致,特别适合于表现一种轻歌曼舞的气氛,使人感到它和那些“斗腰支”的宫妓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斗腰支”三字,简洁传神,不仅刻画出宫妓翩跹起舞的柔媚之态,而且传出她们竞媚斗妍、邀宠取悦的心理状态。同时,它还和下两句中的“鱼龙戏”、“偃师”,在竞奇斗巧这一点上构成意念上的关联。不妨说,它是贯通前后幅,暗示全诗主旨的一个诗眼。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三、四两句突转,集中托讽寓慨。“鱼龙戏”,本指古代百戏中由人装扮成珍异动物进行种种奇幻的表演。《汉书·西域传赞》颜师古注云:“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可见这是一种变幻莫测、引人注目的精彩表演。不过,从题目“宫妓”着眼,这里的“鱼龙戏”恐非实指作为杂技百戏的鱼龙之戏,而是借喻宫妓新颖变幻的舞姿。末句的“怒偃师”用了《列子·汤问》的一则故事;传说周穆王西巡途中,遇到一位名叫偃师的能工巧匠。偃师献上一个会歌舞表演的“假倡”(实际上是古代的机器人),“钡(抑)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穆王以为是真人,和宠姬盛姬一起观赏它的表演。歌舞快结束时,假倡“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穆王生气,要杀偃师,吓得偃师立即剖解假倡,露出革木胶漆等制造假倡的原料,终于免祸。三、四两句是说,等不到看完宫妓们那出神入化的精彩表演,君王就要对善于机巧的“偃师”怒气冲冲。
原故事中的偃师是一个善弄机巧的人物,但他却差一点因为弄巧而送命。这种机关算尽、反自招祸患的现象具有典型意义。诗人用偃师故事,着眼点正在于此。诗中的宫妓和“偃师”的关系,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和偃师的关系;而诗中所描绘的“斗腰支”、“鱼龙戏”,又正相当于原故事中倡者的歌舞,所突出的正是偃师的机巧。那么,透过“不须”、“终遣”这两个含意比较明显的词语,可以看出,诗中所强调的正是善弄机巧的偃师到头来终不免触怒君王,自取其祸。如果把这首诗和《梦泽》、《宫辞》等歌咏宫廷生活而有所托讽的诗联系起来考察,便很容易发现“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和“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之间有着十分神似的弦外之音。宫廷歌舞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隐喻;而迎合邀宠、红粉自埋的宫女,一时得宠、不管将来的嫔妃,和玩弄机巧、终自召祸的偃师,则正是畸形政治生活的畸形产物。在诗人看来,他们统统是好景不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