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和众兄弟在春夜聚会、饮酒赋诗的情景。作者感叹天地广大，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抒发了作者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欢快心情，也显示了作者俯仰古今的广阔胸襟。文章写得潇洒自然，音调铿锵，精彩的骈偶句式使文章更加生色。
本文开笔气势夺人：“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作者感叹天地广大，无穷无尽，光阴易逝，人生短暂，欢乐甚少。而且还以古人“秉烛夜游”加以佐证。文章开头从对天地、光阴的思考起笔，发出对天地、万物、人生的感喟，思绪像脱缰的野马驰骋与浩瀚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表达出他潇洒出尘，超凡脱俗的风度。李白是在用自己对自然、生命的感悟激发读者的认同，并要大家享受自然、享受生命，及时行乐。
“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作者用一个表示进层关系的连词“况”承接前面，进一步回答了“为何”。“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因而应该“夜”宴；更何况这是春季的“夜”，“阳春”用她的“烟景召唤我”，“大块”把她的“文章”献给我，岂容辜负。因而更应该“夜”宴。这两句确实佳妙：第一，作者只用几个字就体现了春景的特色。春天的阳光，暖烘烘，红艳艳，惹人喜爱。“春”前着一“阳”字，就把春天形象化，使读者身上感到一阵温暖，眼前呈现一片红艳。春天地气上升，花、柳、山、水，以及其他所有自然景物，都披绡戴骰，分外迷人。那当然不是绡彀，而是弥漫于空气之中的袅袅轻烟。“景”前着一“烟”字，就展现了这独特的画面。此后，“阳春烟景”，就和作者在《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中所创造的“烟花三月”一样，立刻唤起对春天美景的无限联想。至于把天地间的森罗万象叫做“文章”，也能给读者以文采斐然、赏心悦目的感受。第二，这两个句子还把审美客体拟人化。那“阳春”是有情的，她用美丽的“烟景”召唤我；那“大块”也是有情的，她把绚烂的“文章”献给我。既然如此，作为审美主体的”我”自然主客拥抱，融合无间了。
“会桃花之芳园”以下是全文的主体，兼包六个要素，而着重写“如何”。“会桃花之芳园”，不是为了饯别，而是为了“序天伦之乐事”。这一句，既与“为欢几何”里的“欢”字相照应，又赋予它以特定的具体内容。这是“序天伦之乐事”的“欢”。作者与从弟们分别已久，作为封建社会里的“浮生”，难得享天伦之乐。如今，不但相会了，而且相会于流芳溢彩的桃花园中，阳春既召我以烟景，大块又假我以文章，此时此地，“序天伦之乐事”，真是百倍的欢乐。
南朝诗人谢灵运的族弟谢惠连工诗文，撞书画，作者便说“群季诸弟俊秀，皆为惠连”。以谢惠连比他的几位从弟，不用说就以谢灵运自比了。“吾人咏歌，独惭康乐”，不过是自谦罢了。人物如此俊秀，谈吐自然不凡。接下去的“幽赏未已，高谈转清”，虽似双线并行，实则前宾后主。“赏”的对象，就是前面所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和“桃花芳园”；“谈”的内容，主要是“天伦乐事”，但也可以包括“赏”的对象。“赏”的对象那么优美，所以“赏”是“幽赏”；“谈”的内容那么欢乐，所以“谈”是“高谈”。在这里，美景烘托乐事，幽赏助长高谈，从而把欢乐的激情推向高潮。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两句，集中写“春夜宴桃花园”，这是那欢乐的浪潮激起的洪峰。“月”乃“春夜”之月，“花”乃桃花。兄弟相会，花月交辉，幽赏高谈，其乐无穷，于是继之以开筵饮宴。“飞羽觞”一句，李白从“羽”字着想，生动地用了个“飞”字，就把兄弟们痛饮狂欢的场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痛饮固然可以表现狂欢，但光痛饮，就不够“雅”。他们都是诗人，痛饮不足以尽兴，就要作诗。于是以“不有佳作，何伸雅怀”等句结束了全篇。
《春夜宴桃花园序》全文百余字，紧扣题目，字字珠玑，句句溢彩。文章虽短，然跌宕有致，风格清俊潇洒，语言流畅自然。表达了李白热爱生活和自然景物的情怀。序文极具强烈的抒情性，文中不管是记时、记地、记人、记事，都充满着进取精神和生活激情，诗人把这种精神和激情，融合到手足亲情中来，抒发显得真挚而亲切，充实而欢畅，神采飞扬而又充满生活气息。
《山有扶苏》为《郑风》的第十首。这首诗写一位女子在与情人欢会时，怀着无限惊喜的心情对自己恋人的俏骂。就是这样一首明白易懂的情歌，却因历代说诗者的刻意求深而蒙上重重烟雾，仿佛诗中真有什么深意似的。《毛诗序》说，“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郑玄说：“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花生于隰下，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以为是讥刺郑昭公忽的，这种解说完全是曲解了诗意。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以为“疑是巧妻恨拙夫之歌谣。‘不见子都，乃见狂且’，犹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高亨《诗经今注》以为这诗写“一个姑娘到野外去，没见到自己的恋人，却遇着一个恶少来调戏她。”二说似乎都较牵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写一位女子找不到如意对象而发牢骚的诗。”有一定道理。而宋儒朱熹则认为《山有扶苏》是“淫女戏其所私者。”此说倒比较接近诗旨。所谓“戏”，即俏骂之意。至于称诗中女主人公为“淫女”，完全出于道学家的偏见，因为在他看来，《郑风》中的所有恋爱诗都是“淫奔之诗”。今人袁梅《诗经译注》“这是一位女子与爱人欢会时，向对方唱出的戏谑嘲笑的短歌”之类的说法，即脱胎于朱熹之说，但扬弃了朱说的糟粕。
关于诗中所写的情景，读者不妨作这样的想像：在一个山清水秀的野外僻处，一对恋人约定在此幽会。姑娘早早就来了，可是左等右等却不见心上人来。最后，姗姗来迟的爱人总算见着了，姑娘心里当然很高兴，可嘴里却骂骂咧咧地说：我等的人是子都那样的美男子，可不是你这样的狂妄之徒啊！我等的人是子充那样的良人，可不是你这样的狡狯少年啊！处于热恋中的古代青年男女在欢会中的愉悦的心情，可以用各种形式表现，诗中所描写的那种俏骂，更能表示他们的亲密无间。小儿女的情态在诗中确实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至于诗中“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和“山有桥松，隰有游龙”这四句，读者大可不必当真，以为是恋人约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诗经》中，“山有……，隰有……”是常用的起兴句式。如《邶风·简兮》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唐风·山有枢》中有“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漆，隰有栗”等。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得好：“诗非兴会不能作。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也说：“兴者，但借物以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此诗中的起兴就属于这种性质。当然，无论是高山上长的扶苏树、松树，还是水洼里盛开的荷花、红蓼，这些美好的形象，从烘托诗的意境的角度看，还是很有作用的。
魏国地处北方，“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朱熹语）。然而，华夏先民是勤劳而乐观的，《魏风·十亩之间）即勾画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抒写了采桑女轻松愉快的劳动心情。
夕阳西下，暮色欲上，牛羊归栏，炊烟渐起。夕阳斜晖，透过碧绿的桑叶照进一片宽大的桑园。忙碌了一天的采桑女，准备回家了。顿时，桑园里响起一片呼伴唤友的声音。人渐渐走远了，她们的说笑声和歌声却仿佛仍袅袅不绝地在桑园里回旋。这就是《十亩之间》展现的一幅桑园晚归图。
以轻松的旋律，表达愉悦的心情，这是《魏风·十亩之间》最鲜明的审美特点。首先，这与语气词的恰当运用有关。全诗六句，重章复唱。每句后面都用了语气词“兮”字，这就很自然地拖长了语调，表现出一种舒缓而轻松的心情。其次，更主要的是它与诗境表现的内容相关。诗章表现的是劳动结束后，姑娘们呼伴唤友相偕回家时的情景。因此，这“兮”字里，包含了紧张的劳动结束后轻松而舒缓的喘息；也包含了面对一天的劳动成果满意而愉快的感叹。诗句与诗境、语调与心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所谓动乎天机，不费雕刻。《诗经》的另一篇《周南·芣苢》，也主要写劳动的场景和感受。但由于它刻画的劳动场景不同，诗歌的旋律节奏和审美情调也不同。《周南·芣苢》写的是一群女子采摘车前子的劳动过程，它通过采摘动作的不断变化和收获成果的迅速增加，表现了姑娘们娴熟的采摘技能和欢快的劳动心情。在结构上，四字一句，隔句缀一“之”字，短促而有力，从而使全诗的节奏明快而紧凑。《魏风·十亩之间》与《周南·芣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成为《诗经》中在艺术风格上最具可比性的两首劳动歌谣。前人评《魏风·十亩之间》“雅淡似陶”（陈继揆《读风臆补》）。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确写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但前者充满了姑娘的轻松欢乐，后者则蕴含着陶公的闲适超然；前者明快，后者沉郁，貌似而神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