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支咏春的小令。描写立春节气的到来，万物欣荣，生机盎然的景象。全曲五句，写了春燕、春树、春水、气候和民俗。这些都是有着春天典型特点的五种事物。
第一句写人们游春时的装束。虽然他只写了妇女的头饰，但就从这一点是很难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游春时对装束的讲究。“春燕”是古代妇女立春这一天必戴的头饰。据《岁时广记》卷八引《荆楚岁时记》记载：“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彩燕迎春入鬓飞，轻寒未放金缕衣。’又欧阳永叔云：‘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来。’郑毅夫云：‘汉殿斗簪双彩燕，并知春色上钗头。’皆春日帖子句也。”妇女头上的金钗也有做成燕形的叫“燕钗”。也有用金银纸或绢帛剪成燕形戴在发上称为“幡胜”，也可互相赠送，这种风俗唐宋时就已有了。燕属玄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所以燕子是春天的像征。这句虽然是写妇女的头饰，但作者用了“影摇”和“斜”两个词形容妇女们轻盈、摇曳的步态，“斜”字让春燕真的要随着春风飞起来了。这两个词让这句顿生生机活了起来。
第二句描写春天的草木。“木杪生春叶”写草木的欣欣向荣。古人有“春到草木知”的名句，树梢上长出了嫩叶，这一笔写出了春的活力。第三句写春水，春天来了，春风吹化了冰雪，让湖面荡起碧波。中唐时期白居易曾有《忆江南》词，其中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佳句。白居易以初升的红日和碧绿如蓝的湖水形容春天。贯云石也用了同样的构思描写春天，先写了湖水马上就写日出。第四句写了和熙日光温暖宜人。“火候春初热”是形容气候渐暖了，火候指气温。最后一句写了古代迎春的仪式。
这首小令以游春的风俗始，又以打春的风俗止，首尾呼应，写出了人们除旧迎新的喜悦心情。不仅如此，令中还包含着有趣的文字游戏，此曲用的是嵌字格，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记载：“贯酸斋尝赴所亲宴，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中各用春’，酸斋即题.....满座绝倒。”不仅如此，而且此令格律甚严，三四句对仗。如此严格，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贯云石是维吾尔族人，他对汉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这是值得中华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的。
第一首诗写山僧对弈，也是自己心态的一种反映。深山里的和尚本来就是与世无争，他们又在竹阴下下棋，那种不染一丝尘埃般的清净，令作者神往。“山僧对棋坐”，起码有两个和尚；“时闻下子声”，有人在旁边听，那么至少是三个人了。这首诗人物全都隐藏不露，所以虽有三人活动，也觉得清幽无比。尤其最后的那句“时闻下子声”更如天籁音乐，烘托了真正的宁静。
第二首诗写一个小孩儿偷采白莲的情景。从诗的小主人公撑船进入画面，到他离去只留下被划开的一片浮萍，有景有色，有行动描写，有心理刻画，细致逼真，富有情趣；而这个小主人公的天真幼稚、活泼淘气的可爱形象，也就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了。
诗人在诗中叙述一个小娃娃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准确地捕捉了小娃娃瞬间的心情，勾画出一幅采莲图。莲花盛开的夏日里，天真活泼的儿童，撑着一条小船，偷偷地去池中采摘白莲花玩。兴高采烈地采到莲花，早已忘记自己是瞒着大人悄悄地去的，不懂得或是没想到去隐蔽自己的踪迹，得意忘形地大摇大摆划着小船回来，小船把水面上的浮萍轻轻荡开，留下了一道清晰明显的水路痕迹。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诗中的小娃娃描写得非常可爱、可亲，整首诗如同大白话，富有韵味。
白居易是一位擅长写叙事诗的大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将所叙事物写得曲折详尽、娓娓动听，饱含着诗人自己的情感。同样的，他的诗中小品，更通俗平易。《池上二绝》就是这样一组描写一种平凡生活的小诗。诗人以他特有的通俗风格，将两个小景写得可爱、可亲、可信。
上阕写景，描绘出一幅有树有花，色彩鲜明的山野行军图。“扑面征尘去路遥，香篝渐觉水沉销”，开篇交代作者已经离开临安向东阳出发。“扑面征尘”描写环境的恶劣，气候干燥，而且路途遥遥。“香篝”是古代的熏笼，“水沉”即沉香。笼里的香料已快烧完，暗指已经行路很久，也说明路途之遥远。同时，“香篝”一句，即“渐觉香篝水沉销”的倒装。这样的表达，显示出他对于外出行役的不适应感受。接韵目光由自我注意转而向外凝视。在无意识的观望中。那隔断自己望眼的重重叠叠的青山和不知名的娇艳山花，都变得愈加触目。心中难以诉说的惆怅，从对于风景的无意识凝视中曲曲透出。上片不直写离情而离情浓郁可掬。
接下来的两句，词人描写周遭的景象。“山无重数周遭碧”是仿刘禹锡的“山围故国周遭在”所作。身边的山脉层层叠叠地排列。路旁的花儿虽然不是什么高贵的名花，而只是一些山间野花，但是却盛放得分外妖娆。一个“碧”字，说明此时行军人是置身于绿色的海洋里，而山野中那些不知名的花儿格外娇艳绚丽。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词人置身野外，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心情一片大好。
下阕描写生活画面。“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行人历历在目，这里的人指穿着戎装的战士们，因为衣着威风，气势雄伟，所以容易辨别出来。士兵们伴随着一声声骏马的啼叫声前进着，飘扬的红旗已经越过小红桥。这三句写的是队列前进的情景。不难想见，此时作者是骑马走在队列的后面，所以才能清楚地看到行军的战士和队首“旌旗”的方位。与和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很像，不过两者表达的感情则是大不相同。辛弃疾的词表达他们一路前行的欣喜感，既有对沿途风景的欣赏，也有对目的地的畅想，而杜甫的诗则是描绘家人送入伍战士的场景，显得很凄凉。
“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在此之前，整首词一直呈现的是一种欢快的情调，可以感觉出作者很喜欢这次旅程。虽然辛弃疾无时无刻不在忧国忧民，但写此词时，正是辛弃疾“春风得意”的时候，有机会为国效命，他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因此这个“愁”字应理解为他寻觅“相思句”构思过程中苦恼的“愁”。正因为这样，他只顾聚精会神地思索，不知不觉中才“摇断”了马鞭的“碧玉梢”，这抑或是用力过猛，抑或是打在什么东西上，写得极传神，极形象。正因为词人认真思考，所以才一味地摇着鞭子前行，以致“摇断吟鞭碧玉梢”，这一句也形象表达出词人此刻轻松愉悦的心情。
全篇风格委婉，和作者一贯的风格有所不同，但描写的景物却是相当地清新自然，生机盎然。碧绿的青山，盛放的野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