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章帝元和中,有宗庙食举六曲,加《重来》、《上陵》二曲,为《上陵》食举。这是汉宣帝时歌颂所谓祥瑞的诗。“上陵”即登上汉朝诸帝的陵墓。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在即位前曾多次遨游诸陵间。此诗写到了神仙的出现及各种祥瑞之物的到来。
“上陵”即“上林”,为汉代天子的著名游猎之苑。司马相如《上林赋》,曾以“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铺陈过它周围三百里的苍莽壮阔;以“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扡于楯轩”,夸饰过它离宫七十余所的峻高富丽。但《上陵》歌的主意,却不在夸陈上林苑的“巨丽”,而是唱叹仙人降赐祥瑞的奇迹。开篇两句是赞美式的写景:“上陵何美美”,叹上林树木的蓊郁繁美;“下津风以寒”,叙苑中水津的凉风澹荡——正是“仙”客出现前的清奇之境。林木幽幽,风声飒然,衣袂飘飘的仙客突然现身,不能不令人惊异。“问客从何来,言从水中央”。前句问得惊讶,表现仙客之现莫知其来的飘忽无踪;后句答得微妙,他竟来自烟水迷离的水中,简直难以置信!但在仙客口中,却只发为淡淡一语,似乎根本不值得一提。其遥指水天、莞尔微笑的悠闲之态,愈加令人意外而惊喜。
仙客不仅来得神奇,其乘舟也格外芳洁富丽:“桂树为君从,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笮(zuó):系从的竹索。桂舟兰棹,芬芳雅洁,映衬仙人的清风广袖,正给人以“似不从人间来”的缥缈之感。它不禁令人想起,屈原笔下的湘水之神,驾驭桂木龙舟,在洞庭湖上凌波飞驶的景象。但青丝为笮、黄金饰棹,似又与仙人的身份不甚相应,倒是显出了一种错金绣银的世俗富贵气。但汉人企慕的神仙生活,本就是世俗生活的延续和保存,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这与后世描述的洞中枯坐、鄙弃富贵的仙人,颇有异趣。此歌歌咏的上林仙客,显露的正是汉人企羡的特点。不过,他毕竟是“仙”,故其随从也世不多见:“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赤鸿、白雁,世所稀闻。它们的出现,往往被古人视为上天降赐的祥瑞,预兆着天下的太平。当年汉武帝“行幸东海,获赤雁”,就欣喜异常,还特为作了首《朱雁》之歌。汉宣帝元康、神爵年间,这类五彩神鸟,曾成千上万降集于京师宫殿及上林苑。人们以为这都是神仙降赐的好兆,喜得宣帝屡次下诏“大赦天下”、赏赐臣下爵禄或牛酒。这四句运用长短错综的杂言,描述鸿雁群随,翅翼忽张忽合,翔舞山林之间,以至遮蔽日月的景象,奇异动人,令人有身临其境、眼目撩乱之感。神奇的还不止于此:“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正当鸿雁翔集之际,山林间突又涌出一股股泉水,清亮闪光、汩汩不绝,而且甜美可口,则不是人间凡水所可比拟。随着上林之“仙”降临而出现的,正是如此应接不暇的奇迹。全诗歌咏至此,仿佛有天花乱坠于字行之间。
“芝为车,龙为马”以下,歌咏仙人的离去。诗中说:人们还沉浸在对种种仙瑞的欣喜若狂之中,仙人却冉冉升天、飘忽而去了。他来的时候,乘的是兰棹桂舟,浮现在烟水迷茫之间;离去时则又身登金芝、驾驭龙马,消失在青天白云之上。此刻海天青青,仙人已渺无影踪。他究竟去向了哪里?大概是到四海之外去览观遨游了吧?这四句全为三言短句,抒写仙人离去景象轻疾飘忽,留下了一种情系云天、绵绵无尽的意韵。歌中叙仙人以“金芝”为车,堪称奇思。不过这想象也有现实依据:据说公元前62年(宣帝元康四年),曾有“金芝九茎产于函德殿铜池(檐下承水之槽)中”,被视为仙人降临的瑞兆。公元前52年(甘露二年),又有“凤皇、甘露降集京师”。金芝本产于“名山之阴、金石之间”,附近的水饮之可“寿千年”(葛洪《抱朴子》),而今却生于檐下铜池,确是奇迹。人们由此发生仙人以芝为车降临宫殿的联想,也正在情理之中。至于“甘露”,乃“神露之精”,其味甘甜,饮之亦可长寿登仙。武帝当年为了获得它,曾“以铜作承露盘,高二十七丈”,“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三辅故事》)。而今亦降集京师,实为可喜可贺。此歌最后“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四句,说的就是这类奇事。字里行间,荡漾着人们对仙人降临,赐饮金芝、甘露,以延年益寿的希冀和喜悦之情。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自嘲的杜牧,其实是位颇富同情心的诗人。公元833年(唐文宗大和七年),杜牧路过金陵,曾为“穷且老”的昔日歌女杜秋,写了悲慨的《杜秋娘诗》;两年后,诗人任东都监察御史,在洛阳重逢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乐妓张好好,又为她沦为“当垆”卖酒之女,而“洒尽满襟”清泪——这就是此诗的由来。
风尘女子的沦落生涯,在开初往往表现为人生命运的惊人跃升。此诗开篇一节,正以浓笔重彩,追忆了张好好六年前初吐清韵、名声震座的美好一幕:“翠茁(zá,生长)凤生尾,丹叶莲含跗(花萼的基部)”——这位年方“十三”有余的歌女,当时身穿翠绿衣裙,袅袅婷婷,就像飘曳着鲜亮尾羽的凤鸟;那红扑扑的脸盘,更如一朵摇曳清波的红莲,含葩欲放。诗人安排她的出场非同一般,那是在一碧如染的赣江之畔、高倚入云的滕王阁中——正适合美妙歌韵的飞扬、回荡。为了这一次试唱,人们特为准备了铺张的“华筵”,高朋满座。而处于这一切中心的,便是张好好。
此刻,她正如群星拱卫的新月,只在现身的刹那间,便把这“高阁”的“华筵”照亮了。为着表现张好好的惊人之美,诗人还不忘从旁追加一笔:“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主公,即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当时诗人正充当他的幕僚);“来踟蹰”,则化用《陌上桑》“使君从东来,五马立踟蹰”之意,描写沈传师在座中初睹张好好风姿的惊讶失态的情景,深得侧面烘托之妙。
然后便是张好好的“试唱”,诗中描述她在“吴娃”的扶引下羞怯登场,低头不语地摆弄着长长的前襟;一双发鬟高下相宜,缕缕发辫才曳过短襦——寥寥数笔,画出了这位少女的无限柔美羞怯之态。令人不禁要怀疑如此小儿女家,竟有声震梁尘的妙喉。然而,“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当她像贞元(785-805)间名妓关盼盼那样乍一摔袖,席间便顿时响彻小凤凰一般清润圆美的歌鸣。这歌声嘹亮清丽,竟使伴奏的器乐都有难以为继之感,以至于琴弦快要迸散关钮、芦管即将为之破裂。而张好好的袅袅歌韵,却还压过“众音”,穿透高阁,直上云衢。白居易《琵琶行》表现商女奏乐之妙,全借助于连翩的比喻描摹;此诗则运用高度的夸张,从伴奏器乐的不胜竞逐中,反衬少女歌喉的清亮遏云,堪称别开蹊径。
一位初登歌场的少女,一鸣惊人,赢得了观察使大人的青睐。她从此被编入乐籍,成了一位为官家卖唱的歌妓。未更人事的张好好,自然不懂得,这失去自由的乐妓生涯,对于她的一生意味着什么。她大约到是满心喜悦地以为,一扇富丽繁华的生活之门,已向她砰然打开——那伴着“主公”在彩霞满天的秋日,登上“龙沙”山(南昌城北)观浪,或是明月初上的夜晚,与幕僚们游宴“东湖”的生活,该有无限乐趣。最令诗人惊叹的,还是张好好那日愈变化的风韵:“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不知不觉中,这位少女已长成风姿殊绝的美人。当沈传师“旌旆”东下、调任宣歙观察使时,自然没忘记把她也“笙歌随舳舻”地载了去。于是每遇霜秋、暖春,宣城的谢朓楼,或城东的“句溪”,就有了张好好那清亮歌韵的飞扬。这就是诗之二节所描述的张好好那貌似快乐的乐妓生活——诗人当然明白,这种“身外(功业、名声)任尘土,樽前极欢娱”的“欢娱”,对于一位歌妓来说,终竟只是昙花一现,并不能长久。但他当时怎么也没预料,那悲惨命运之神的叩门,对张好好竟来得如此突然。而这一节之所以极力铺陈张好好美好欢乐的往昔,也正是为了在后文造成巨大的逆转,以反衬女主人公令人惊心的悲惨结局。
这结局在开始依然带有喜剧色彩:“飘然集仙客,讽赋欺相如。聘之碧瑶佩载以紫云车(仙人所乘)”。
那风度翩翩、长于“讽赋”的聘娶者,就是曾任“集仙殿”校理的沈传师。诗序称他“以双鬟(一千万钱)纳之”,可见颇花费了一笔钱财,故诗中以“碧瑶佩”、“紫云车”等夸张之语,将这出“纳妾”喜剧着力渲染了一番。张好好呢,大约以为终于有了一个归宿,生活拘检起来,正如传说中的天台仙女一般,关闭“洞门”,不再与往日熟知的幕僚交往。“洞闭水声远,月高蟾影孤”二句,叙女主人公为妾景象,虽语带诙谐,字里行间毕竟透露着一种孤清幽寂之感,它似乎暗示着,女主人公身为侍妾,生活过得其实并不如意。
诗情的逆转,是数年后的一次意外相逢:“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垆”——当年那绰约风姿的张好好,才不过几年,竟已沦为卖酒东城的“当垆”之女。这令诗人十分震惊。奇特的是,当诗人揭开张好好生涯中最惨淡的一幕时,全不顾及读者急于了解沦落真相,反而转述起女主人公对诗人的关切询问来:“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游今在否?落拓更能无?”此四句当作一气读,因为它们在表现女主人公的酸苦心境上,简直妙绝——与旧日朋友的相逢,竟是在如此尴尬的场合;张好好纵有千般痛楚,教她也无法向友人诉说。沉沦的羞惭,须得强加压制,最好的法子,便只有用这连串的问语来岔开了。深情的诗人不会不懂得这一点。纵有千种疑问,也不忍心再启齿相问。诗之结尾所展示的,正是诗人默然无语,在“凉风生座隅”的悲哀中,凝望着衰柳、斜阳,扑簌簌流下满襟的清泪——使得诗人落泪不止的,便是曾经以那样美好的歌喉,惊动“高阁”“华筵”,而后又出落得“玉质”、“绛唇”、“云步”“艳态”的张好好的不幸遭际;便是眼前这位年方十九,却已饱尝人间酸楚,终于沦为卖酒之女、名震一时的名妓。
这首诗正以如此动人的描述,再现了张好好升浮沉沦的悲剧生涯,抒发了诗人对这类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苦难女子的深切同情。作为一首叙事诗,诗人把描述的重点,全放在回忆张好好昔日的美好风貌上;并用浓笔重彩,表现她生平最光彩照人的跃现。只是到了结尾处,才揭开她沦为酒家“当垆”女的悲惨结局。这在结构上似乎颇不平衡。然而,正是这种不平衡,便在读者心中,刻下了张好好最动人美丽的形象;从而对她的悲惨处境,激发起最深切的同情。
解释二:孤灯残月伴闲愁,
几度凄然几度秋;
哪得哀情酬旧约,
从今而后谢风流。
这是杜牧的爱人张好好写给他的诗,诗里有爱,爱重含愁,愁中又透着决然。
杜牧和湖州名妓张好好是在南昌沈传师的府上认识的。当时的的杜牧尚未成家,风流倜傥,而张好好美貌聪慧,琴棋书画皆通。参加宴会时两人经常见面,张好好倾慕杜牧的才情,杜牧爱上张好好的色艺双绝。他们湖中泛舟,执手落日,才子佳人,自是无限美好。本应该留下一段佳话,让人没想到的是,沈传师的弟弟也看上了张好好,很快纳她为妾。张好好作为沈传师家中的一名家妓,根本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杜牧亦官位低微,只好一认落花流水空余恨,就此互相别过。
张好好出嫁时留下此诗,从此一入侯门。后杜牧在长安抑郁而死,张好好闻之悲痛欲绝,瞒了家人到长安祭拜,想起相爱与别离的万般凄楚,竟自尽于杜牧坟前。
所以不是什么同情,是爱情诗篇。
这首诗借景言情,情因景生。正是晚放的“一树红桃”触发了诗人的创作机缘,才使他生发出那么深长的联想与感慨。它不仅描绘了“春深欲落”的“晚开”桃花的冷清与孤寂,而且通过对桃花的怜惜和咏叹,抒发了诗人的珍爱人才之情。
“一树红桃桠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先勾画桃花灼灼盛开、绰约动人的形象,以及它的清幽的生活环境。满树桃花,红艳似火,它的枝桠伸向池塘的水面,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翠竹掩映,青 松遮盖,它虽然远离百花又开放得较晚,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与个性。
“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是从首联描写转人三联议论的自然过渡。诗人感叹,这美丽的花只因偶然的机缘才被人发现,若不是斜日临照,与红花相映,人们便观赏不到这“一树红桃”;若不是作者自己是一个投闲置散的人,就不会知道在这“竹遮松荫”的幽静之处,还会有艳丽动人的桃花。
“寒地生材遗较易,贫家养女嫁常迟”是诗中的警句,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人把警策的议论和形象化的比喻结合起来,既显露出锐利的讽谕,批判的锋芒,又含蓄蕴藉,发人深思。因为生长在贫寒的地方,便容易受到冷落和轻视,花木是这样,人亦如此。作者用贫家女儿的迟嫁,这一常见的社会现象,生动譬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识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问题。不应因为家世贫寒,便弃而不用,选拔人才应当唯贤是举,广为搜罗,这正是诗人要抒写的真正思想。
“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便紧紧承接着第三联的议论和慨叹,写出了诗人对桃花的怜惜与珍爱。他独具慧眼,折取一枝,这种与众不同的惜花之情,正反映出诗人对人才问题不同流俗的见解。
前人论白居易之诗时说:“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便觉此衷无限。”(陆时雍《诗镜总论》)白居易的诗雅俗共赏,富有情味,他所运用的语言大都浅显平易,接近口语,但又十分注意语言的加工和提炼,以便使通俗的字句,表达出深厚的情致。这首诗中的“一树红桃桠拂池”、“贫家养女嫁常迟”等诗句,既自然流出,不觉晦涩,又不同于生活中的口语,显然经过了诗人的选择、提炼和艺术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