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此诗是诗人面对如大海汹涌的江水，抒发内心感受的叙怀之作。诗写于安史之乱时，诗人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一次观锦江“水如海势”，波涛汹涌，则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但又无从说起，只好“聊短述”，抒写了他激愤的、自我解脱的、一时的人生感悟。全诗八句五十六字，其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传世名句，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
诗题中一个“如”字，突现了江水的海势 ，提高了江景的壮美层次，表现了江水的宽度、厚度和动态。江水如海势，已属奇观。然而诗题却偏偏曰 ：“聊短述 ”。诗题中就抑扬有致，这是诗人的一贯风格。
既然是聊为短述，绝不能出语平平。诗人自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聊短述”的良苦用心，炉火纯青的诗艺，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动人心弦的审美效果。
正由于杜甫艺术上的一丝不苟、勇于创新，因此老年臻于出神入化、妙手成春的极境。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死花鸟莫深愁”。仇兆鳌评杜甫“ 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 。”（《杜诗详注》卷之十）同时他还转引钱笺可相互发明：“春死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杜诗详注》卷之十）这里是说点明春光明媚，花香鸟语，快乐异常，因此不存在花鸟深愁的问题，“莫深愁”为杜甫自况。
至于“ 浑漫与”中的“与”字，旧本曾作“兴”，清末郭曾忻解释说：“所谓漫兴，只是逐景随情，不更起炉作灶，正是真诗。”（《读杜札记》）此处强调任笔所之，自然而然。总之，首颔二联总体着眼，大处落墨，虽为短述，语实惊人，虽未直接描写江上海势，但胸中之海早已形成。它浑厚深涵，辽阔无垠，大气磅礴。心中之海，诗人采取了虚写的办法。正如金圣叹所说，此“不必于江上有涉，而实从江上悟出也。”（《杜诗解》卷二）所谓海势，其实是江，因此江上之景，亦应摄取，若完全避开江水，则海势亦无所依附，而不成其为江如海势。为此，诗人紧接首颔二联虚写海势以后，随即转入实写江水。
故颈联道 ：“新添水槛供重钓，故著（着）浮槎替入舟。”此处虽写江水，但只是轻轻带过，如此触及江水、悟及海势的写法，令人玩味不尽。正如王嗣奭所说 ：“水势不易描写 ，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杜臆》卷之四）又如金圣叹所说 ：“不必于江上无涉，而实非着意江上也。”（《杜诗解》卷二）尾联诗人以一“焉”字，即巧作转折，融注新意。诗人之语，已经惊人。诗人说：若得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妙手，使其述作，并同游于江海之上，岂不快哉！尾联思路新奇，饶有兴味，且与首联相呼应，显示出诗人对艺术最高境界的执着追求。“更为惊人之语也。”（《杜诗解》卷二）
对诗与诗题之间的关系金圣叹先生写道：“每叹先生作诗，妙于制题。此题有此诗，则奇而尤奇者也。诗八句中，从不欲一字顾题，乃一口读去，若非此题必不能弁此诗者。题是‘江上值水如海势’七字而止，下又缀以‘聊短述’三字。读诗者，不看他所缀之三字，而谓全篇八句，乃是述江水也，值江水之势如海也。则八句现在曾有一字及江海乎？”（《杜诗解》卷二）从他评析中，可以得知：此诗诗题与诗中八句，构成了一个浑厚海涵、博大精深的整体。虽未写海，而如海势。此诗以虚带实，出奇制胜，意在言外，令人叹为观止。
《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上片从景色入笔，前两句“杨柳干条送马蹄，北来征雁旧南飞”，主要写眼前的景物，千万条柳丝在微风吹拂下摇摇摆摆，好像是在迎送这飞扬的马蹄；去年秋天往南飞的大雁，现在也飞回北方了。“客中谁与换春衣”，既是抒情，也是上片的点睛之笔。自己扈驾在外，没有爱人在身边，又有谁来给自己换春衣。盎然的春意与心中惆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下片进一步借景抒情，“终古闲情归落照，一春幽梦逐游丝”，通过“落照”“游丝”这两个意象，苦闷之情跃然于纸。词人只好把自己的闲情逸致寄托在落日的余晖上。梦境中，竟然隐隐约约追逐飘荡在空中的蜘蛛丝。这是作者对自己常年忙于侍卫职责，在消磨青春时光的扈从出巡中难得自由的慨叹，当然也流露出其对这种生活的厌倦。只能通过自然之景消磨时光。结尾一句“信回刚道别多时”，读来既心酸，又欣慰。心酸的是，纳兰的心真的就像孩子一样，与爱人的一点点离别都会让他难以承受；欣慰的是，不管纳兰身在何处，心里都牵挂着自己的爱人，尽管分别的时间很短暂，他却觉得已经很漫长了。这样的男子，无论是哪个女子都会为之心动，并愿意为他守候。
全词表达了词人厌于扈从生涯，思念家乡、思念闺中妻子的情怀，不加雕饰，真挚朴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