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夜太原寒甚》是诗人客居太原,除夕夜天寒难耐时有感而作。除夕之夜本该合家团聚,然而,诗人却栖身远方,又恰逢大寒,确实令人寂寞难熬。环境虽然极其艰苦,但是诗人在寒冬之时想到春天很快就要来到,希望“天涯客”不必忧愁,表现出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出语却极为平淡。旧的一年过去了,诗人未能返回温暖的南方,与家人团圆。而是寄旅太原,滞留在寒冷的北方,在官舍度岁。远客在外,难免乡愁,况且旧年之中,诗人经受了诸多的艰难和劳累,但他鼓励自己和同僚说:“流落天涯的他乡之客们,不用为这一点轻微的寒冷发愁。句中的“轻寒”与诗题中的“寒甚”对比强烈,“寒甚”是客观的存在,“轻寒"却表现了诗人对严寒的藐视和对战胜困难的信心,诗人深知只有蔑视它,才能战胜它,以此鼓励友人,激励自己。
“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指明前途,加强信心。和前两句有同样的鼓舞作用。在诗人眼中,尽管风寒冰坚,但除夜一过,新年即已开始,春天随之来临。温暖的春天,正孕育在残冬的严寒之中,和煦的春风很快就要吹遍大地。春风是那么逼近,似乎就在屋子的东头,只要侧耳倾听,即可捕捉到它那令人欢欣的声音。随着春风的来临,大地回暖,万木复苏,新的一年开始了。诗人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春天的到来,期待着在新的一年里进一步舒展自己的抱负,建立新的功业。
《除夜太原寒甚》这一富于哲理意蕴和人生体悟的诗篇,深入浅出地告诉人们:像寒冷的天气不会长久一样,困难也只是一时的,应该振奋精神,看到困难后的光明前景。除夕虽然寒冷,诗人于谦又客居他乡,但是诗人却没有天涯游子常有的孤独和伤感,而是非常自信地告诉和自己有相同境况的天涯游子:“寒冷不足畏惧,春天即将来临。”最坏的日子都会过去,否极泰来,事物的发展趋势往往就是这样富有哲理。
这首诗写的是除夜的寒冷,读来却给人以春天的喜悦和暖意,诗中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诗人不畏任何艰难困苦,蔑视严酷的恶劣气候,满怀信心地和恶劣环境进行斗争的乐观精神。诗的语言浅显,而寓意深刻。因此这首小诗有它的象征性,也含有一定的哲理,诗人以平白轻松的语气,抒发激越豪情,显示了诗人铮铮骨气与刚毅果敢的上进精神。
冬青树,汉朝的宫殿与宋朝诸帝的陵墓都种植它。此诗以“冬青花”为题,有它的特殊意义。
“冬青花,花时一日肠九折”,说见到冬青花而一日肠九折。司马迁《报任安书》云:“肠一日而九回。”言悲痛之极。
“隔江风雨晴影空,五月深山护微雪。”故都临安与埋骨的会稽,隔了一条钱塘江。那里已经沦为元军之手,所以说风雨如晦,连一点晴的影子都没有。五月是冬青花盛开的时候,花小色白,故以“微雪”代之。这两句所描写的景色,有黑暗和光明之分,从而寄托了作者憎爱的感情。
“石根云气龙所藏,寻常蝼蚁不敢穴。”龙为君象,埋的是宋帝骸骨,故云“龙所藏”。石头为云根,因云触石而出,又其下藏着龙,而《易》有“云从龙”之语,故云“石根云气”。蝼蚁为微贱之物,他们不敢在这地方穴居,从而表示了作者对宋帝的尊敬。
“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因为冬青树是从宋帝旧殿移来,故云“此种非人间”。万年觞,指御用的酒杯,祝天子万寿无疆之词。
“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声山竹裂。”蜀魂,指杜鹃,其所生之子,寄在百鸟巢中,百鸟代为哺育,若臣之于君,故云“百鸟臣”。这里的“蜀魂”杜鹃,隐喻宋帝之魂;“百鸟臣”,隐喻送遗民如林景熙者向他称臣,不以国亡而变心,也就是对元朝的不屈,表示了懔若秋霜的气节。“夜半”,深夜,隐喻元朝的黑暗。杜鹃叫一声,山竹欲裂,表明它怨恨到了极点,这就是宋帝对元朝所抱的态度。林景熙既为宋尽臣节,那他也必然恨宋帝之所恨。
中国诗歌的传统写法有所谓的赋比兴,此诗用的兴体。《冬青花》是有它的本事的。这首诗给了读者鲜明的形象,一切围绕冬青花并从而展开去加以描绘。在这些鲜明的形象背后,都实有所指,是词在此而意在彼的。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的首两句写玄宗“回马长安”时,杨妃死已多时,意谓“重返”长安是以杨妃的死换来的。尽管山河依旧,然而却难忘怀“云雨”之情。“云雨难忘”与“日月新”对举,表达玄宗欣喜与长恨兼有的复杂心理。后两句以南朝陈后主偕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躲在景阳宫的井中,终为隋兵所虏的事,对比唐玄宗马嵬坡赐杨贵妃自缢的举动,抑扬分明。诗对玄宗有体谅,也有婉讽。玄宗的举动虽胜陈后主,但所胜实在无几。
此诗首句的“玄宗回马”,指大乱平定、两京收复之后,成了太上皇的玄宗从蜀中回返长安。其时距“杨妃死”已很久了。两下并提,意谓玄宗能重返长安,正是牺牲杨妃换来的。一存一殁,意味深长。玄宗割舍贵妃固然使局势得到转机,但内心的矛盾痛苦一直贯穿于他的后半生,尽管山河重光(“日月新”),也不能使他忘怀死去的杨妃,这就是所谓“云雨难忘”。“云雨难忘”与“日月新”对举,可喜下长恨相兼,写出了玄宗复杂矛盾的心理。
诗的后两句特别耐人玩味。“终是圣明天子事”,有人说这是表彰玄宗在危亡之际识大体,有决断,堪称“圣明”,但从末句“景阳宫井又何人”来看,并非如此。“景阳宫井”用的是陈后主的故事。当隋兵打进金陵,陈后主和他的宠妃张丽华藏在景阳宫井内,一同作了隋兵的俘虏。同是帝妃情事,又同当干戈逼迫之际,可比性极强,取拟精当。玄宗没有落到陈后主这步田地,是值得庆幸的,但要说“圣明”,也仅仅是比陈后主“圣明”一些而已。“圣明天子”扬得很高,却以昏味的陈后主来作陪衬,就颇有几分讽意。只不过话说得微婉,耐人玩味罢了。
但就此以为诗人对玄宗毫无同情,也不尽然。唐时人对杨妃之死,颇有深责玄宗无情无义者。郑诗又似为此而发。上联已暗示马嵬赐死,事出不得已,虽时过境迁,玄宗仍未忘怀云雨旧情。所以下联“终是圣明天子事”,“终是”的口吻,似是要人们谅解玄宗当日的处境。
此诗对玄宗有所婉讽,亦有所体谅,可谓能“出己意”又“用意隐然”,在咏史诗中不失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