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两句是远景，一句写物景，一句写人景。据此，我们不妨这样想，诗人在清明节这一天来祭扫，未到坟茔聚集之地，即以目睹此景，因墓地往往在深处，怕妨路径，故一眼必是望到远景。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呢？“南北山头多墓田”，“南北”当是虚指，意即四面八方。是不是就可以解成“四面八方的山头上有很多墓田”了呢？难道我们竟没有体会出诗人说这句话时无限悲凉的口吻吗：“（你看啊！）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然有这么多的墓田，（那些可都是死去的人啊！）”这样解就丰满得多了。下面人景也就很是顺理成章了，墓地多，自然来祭扫的人也就多了：“清明祭扫各纷然”。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各”指每家祭扫每家的毫不相干，“纷然”则指人数众多。那么既然人数众多，何以“各人自扫门前雪”呢？难道不会出现相互帮助、相互劝慰的场景吗？须知道，人们一般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互不搭腔，就是已经痛苦难过到了极致，以致习惯成自然，各自心知肚明，无需多言。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两句，诗人走上前去，镜头拉近，细节刻画物景与人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各染成红杜鹃。”字面上很好说，就是说冥纸成灰，灰飞漫天，好似白色的蝴蝶；相思成泪，泪滴成各，仿佛红色的杜鹃。可为什么要以纸灰作蝴蝶，泪各作杜鹃，而不是旁的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美丽的神话中有庄周化蝶、杜鹃啼各的范式。那么就清楚了：原来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啊，冥纸当然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同样的，相思要怎么样来表达才最恳切，总不至于老是“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一类的吧，这样就浅薄了。“我”要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想得都把眼泪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各啊！这种震撼力，实在是难以言表的。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承接上句，依照时间发展续写诗人的所见所想：“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出句当然是虚景，哪里会有这么巧让诗人碰到狐狸在冢穴里面睡觉呢！不过是说，一天的祭扫结束了，日薄西山，人人各自归家，但“我”知道，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的，那便是狐狸。你凭什么这么说？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我”竟连“狐死必首丘”的道理也不懂吗？你们这些人，祭扫之时哭哭啼啼，平日里哪里见到你们有丝毫的伤心难过？狐狸却不同，它们始终对同伴、对“家庭”忠诚无二，即使死了，也要将头对准丘穴的方向！真是“狐犹如此，人何以堪”啊！这一层强烈的反差不经仔细的推敲是得不到的。可是哪里知道反差更强烈的还在后头：晚上回到家来，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心酸，怎么会知道生离死别的痛苦？这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可是还不止如此，我们再挖掘下去就发现：这些孩子都还那样弱小，是那么天真无邪，可是终归要长大，终归要衰老，终归也要死去，这是天命所在，是多么得令人遗憾，令人神伤。你看，这里正好与首联我们提到的诗人厌倦死亡的思想相照应了。是不是吃了一惊，短短十四个字，居然内涵多至如斯境地，且皆为感人心魄，发人深省之语。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诗人要总结了，也算是表达自己的态度：“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应当说这是比较易见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常态，就是及时行乐。我们读到这里，定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古诗十九首》里那么成系统地高唱“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或者会更直接想到“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但果真如此简单吗？我认为关于这一点我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并未区分与判断抒发及时行乐思想究竟是已臻化境，心本开阔，还是无奈愁极，故作旷达，这一点是极重要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专题来研究的。就高翥这首诗而言，显然是故作旷达无疑。你看，诗人尚在阳间，就已经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他一滴也尝不到了，可见他对这个世界是何其留恋！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由此可见欲望能使人丧失本我，渐成依赖。
原本下面该是艺术手法的分析，因又要涉及理论，与我想要表达鉴赏的最初的心理流变旨趣不合，故略去。高翥是南宋后期江湖诗派的重要作家，且为宁波人，可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我近来研究的楼钥有偶合之处。
这首诗《玉台新咏》卷九题为《燕人美篇》，又作《燕人美兮歌》。这是一首表现思慕情感的诗。全诗仅六句。首二句着重写所思女子的美和诗人与她之间的阻隔，后四句写诗人的追求以及求之不遇的怅惘心绪。
诗歌一开头就热情赞美燕姬赵女的佳妙，表达一腔思慕之情。诗人不畏层峦叠嶂的阻隔，幻想以云为车，以风为马，驱风驾云去追求美的偶象。然而她们如兰似玉幽居山野深谷，难以寻觅，更何况风云飘忽无定，难以依靠。诗人的满腔情愫谁能理解呢？此诗篇幅不长，却将诗人的思慕之情写的宛曲有致，一波三折。
此诗写思慕情感，主要是通过对一种可望而不可即、求之而不可得的境界的描写来实现的。这类境界常见于古诗，如《诗经》中的《国风·秦风·蒹葭》和《国风·周南·汉广》两篇。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云：“夫说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此诗的创作，显然曾受到这样的构思的影响。诗人并未正面直接地表白内心感情，描绘也不事藻饰，然而无限情思，尽在其中。诗歌采用的是楚歌体形式，每句嵌用“兮”字，自然形成一种略有参差，而大体整齐、和谐的节奏。同时它又是押韵的，“佳”“崖”为平声韵，“马”“野”“止”“理”为仄声韵。诗人似乎注意到了声韵与整首诗情调和意境的配合，这里，平声韵舒畅昂扬，仄声韵略显短促低沉，形成一种委婉、悠扬而又沉郁的旋律，不仅与赞美、思慕佳人而最终追求不到，无以慰藉情怀的内容相吻合，而且与主人公内心的情感律动相合拍。整首诗在谋篇布局、意象组合、用韵转意、节奏旋律上，都达到了和谐统一。
这是作者送给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汉阳使君的一篇词章，汉阳使君姓名无法知晓，从词中知道他二人阔别十年，重会于大别山，感触颇深，因而赋词相赠。
上片起首二句，一语双关，既写人又写山，把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大别山，我的朋友，高高地耸立在西州，十年后重新相会，山色依旧秀丽，映照着友人那清亮的眼睛，多么令人欢愉！下面转入对往事的回忆，“常记”三句，“鲒狂客”，指汉阳使君是一个豪爽狂放之人，拄着杖披着羊裘，在大雪初停时邀请自己登楼赏景，那时的大别山一派迷人的夜景，使人心醉，在千仞群山中，月亮从山头腾然升起，如被山吐出一样，明月照水，水光又映照楼台，使楼台通明，景色是那样清秀明澈，挚友们在一起畅游，逸兴豪情，何等尽兴！
下片从回忆到现实。“黄粱梦”三句，写经过十年的岁月，国家由盛转衰，空有爱国之心，但仕途蹭蹬，壮志难酬，这一切都如黄粱一梦，眨眼之间，匆匆十年。“与君邂逅”五句，又从感叹转入眼前，现在友人邂逅相逢，两人豪兴不减，重游大别山，举杯痛饮，畅论古今，但两人都坎坷不平，胸怀愤懑，现在只能是“英雄骨冷、清泪难收”了。“骨冷”就是“心冷”，他们满腹爱国热情，徒遭打击，渐至冷却，只能为国洒泪，痛心疾首。最后以“鹦鹉”二句收束全篇，现在没有谁还能像祢衡一样作《鹦鹉赋》。在长满萋萋芳草的鹦鹉洲上，只留下满腔遗恨，是祢衡的遗恨，也是作者及其友人的遗恨。
词作情景结合，境界宏大，写景状物，雄伟开阔，豪情逸兴与身世之志并寓其中、慷慨激昂，旷达豪放。
全篇词感情豪迈粗犷之中见真情，作者再现了大别山纵横辽阔、莽莽苍苍的雄浑境界，体现了一种浓郁的感情色彩。起句“大别我知友”，用拟人手法，赋予大自然以情感意识。大别山成了词人的“知友”，“突兀起西州”句，笔势突然跃动，呈现大别山的挺拔耸立；这里“西州”指汉阳军。在突兀雄壮的大别山前，激起心灵深处的感情波涛：“十年重见，依旧秀色照清眸。”阔别了十年的山色，景色依然清秀如故亲切自然。十年前作者曾游此山，连及当年邀陪游山之人：“常记鲒碕狂客，邀我登楼雪霁，杖策拥羊裘。”寥寥几笔，朋友的豪放性格又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鲒碕，又称鲒碕，山名，在今浙江奉化县东南。此“鲒碕狂客”指“汉阳使君”，点出其籍贯。
“狂客”二字，从唐朝贺知章自号的“四明狂客”而来。四明宋时称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鲒碕山在其境内，故称“鲒碕狂客”，显然以贺知章为比拟，写出这位汉阳使君的豪逸狂放：“杖策拥羊裘”，通过拄杖披裘的艺术形象，表达十年前朋友相逢时一块儿雪后汉山的快乐的情致。衬托了大别山雪后的迷人的凌晨景色：“山吐月千仞，残夜水明楼。”千仞群山，配以一轮残月，同时月光照着清澈的湖水，水光又反映入楼台，真是一派景色优美，感情飘逸的山光月色。“残夜水明楼”出自杜甫的《月》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王以宁袭用诗语，再现了与故友同游的美好回忆：雪天月夜的大别山，景色清秀明澈，两位挚友登山，逸兴与山月水色一起充满宇宙。
词的下片，作者以飞动的笔调，把久别相逢的激荡豪情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十年的漫长岁月，个人的宦海浮沉，犹如黄粱一梦。“黄粱梦，未觉枕，几经秋”，过片承上启下，与上阕的“常记鲒碕狂客”相衔接，这次重游大别山，是作者在经历了打击、折磨之后，但没有使词人颓丧消极，反而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发展比十年前更加成熟深沉。这里的“与君邂逅，相逐飞步碧山头”句，与上片“邀我登楼雪霁”遥相呼应，过去是雪后“杖策拥羊裘”登上山头，这次老友之间因偶然的机会相逢，“相逐飞步碧山头”但是彼此豪兴仍不减当年。“碧山头”指大别山巅。巍峨的大别山，又一次迎接这两位老朋友，他们在“碧山头”举杯痛饮，畅谈今古，两人都壮志未遂，悲愤填膺。真是一对志同道合的生死之友“举杯一觞今古，叹息英雄骨冷，清泪不能收”，这一句写重游大别山的种种感慨，叹息过去“英雄骨冷”，现在想来清泪难收。古代如此，现在又怎么能改变得紧接着从汉阳鹦鹉洲的眼前景致联想到祢衡作《鹦鹉赋》的故事，因此作者以“鹦鹉更谁赋，遗恨满芳洲”结束全词。表现了作者的事不随愿，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在这芳草萋萋的鹦鹉洲上，只有满腔遗恨！他借《鹦鹉赋》为喻，道出了胸中的郁积：“飞步碧山头”的激烈情怀，在面对鹦鹉洲的怀古幽思中，又逐渐地趋于低潮，陷入沉思之中。
词意是“呈汉阳使君”，记叙作者与老朋友汉阳使君的深厚情谊。王以宁对两次游览大别山的描写，文笔飞动：第一次逸兴遄飞，壮志满怀，但还没有经受过压抑的痛苦；第二次“飞步碧山头”，是在仕途险阻、人世变迁之后，感情转入苍凉深邃但词人的心理却更加成熟。词篇所展现的，是豪迈而细腻的感情体验，是壮阔宏大的突兀山峰，是千仞丛山中的月色和令人深思的“残夜水明楼”，是芳草萋萋析鹦鹉洲的怀古幽怨。词人在强烈动荡的思想情绪中，动用动静相结合的艺术手段，将大自然的环境与作者的感情波澜和谐地统一起来，“相逐飞步碧山头”，这句是写朋友邂逅相逢的万千感慨，极其激动，在翠碧的山峰上飞步相逐，情趣达到了忘情忘我的境界；本来是静悄悄的大别山的黑夜秀色，大别山头的月夜群峰，亦为词家一阵阵飘动的情绪狂澜所掀动所感动。动静相互映衬，相得益彰。词篇音调飞扬，顿挫有力，笔飞墨动，纵横豪石，独具异彩。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共有两首，这是其中的第二首。这组诗是1074年（熙宁七年）八、九月间，苏轼将离杭州通判任时所作。是年，苏轼三十九岁。他的弟弟苏辙（字子由）时任齐州掌书记，在济南。《咸淳临安志》：“浮云岭，在于潜县南二十五里。”（于潜，浙江境内的县，在临安西，位于分水港支流上。）苏轼任杭州通判的三年中，年年都有水旱灾害，所谓“止水之祷未能逾月，又以旱告矣”（《祈雨吴山》）。1074年，京城以东因干旱闹蝗灾，“余波及于淮浙”（《上韩丞相论灾伤书》）。苏轼因捕蝗至于潜，作此二诗寄给苏辙，以抒发自己的抑郁之情。
这一首着重写山行疲苦之感。一二句点明时令、景物。重阳将近，溪边野菊已开出耀眼金花。三四句纪行。苏轼久不登山，这次为了捕蝗来到这山石高峻的浮云岭，深感疲苦不堪；然而他正处在壮年，豪情未减，偶尔喝一杯村酒，仍觉得精力有余。此二句从生理方面的感受作一抑扬。五六句是夜宿山村的感受。夜晚，独自一人在林木荫翳的山村野店住宿下来，一天的疲劳，暂时忘却，顿觉宠辱不惊，梦魂安稳；然而，这片刻的安闲却唤起数年来世路奔波的许多回忆：那时局的动荡，党派的倾轧，仕途的艰险，以及这场特大蝗灾给人民带来的困苦，他奔走呼号、欲诉无门的愤懑……这一切，涌上心来。诗人用“人间忧患长”五字加以概括，表达了自己的感慨。此二句再从心理上的感受作此一段抑扬。全诗经此两度抑扬，声情跌宕，有力地表露了抑郁不堪之情，并很自然地带出了结尾二句。
结尾紧承“人间忧患长”意，他想到此时这种疲于奔走、形同厮役的处境，忿忿然说：我真想像冯良一样杀马毁车，从此遁去，至于所谓用行舍藏那一套，不必再去管它，你也用不着再来和我讨论了！《后汉书·周燮传》载：，一个叫冯良的人，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官，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遁去，跑到犍为跟一个叫杜抚的学者学习去了。家里人满以为他死了，过了十多年他才回到家乡。苏轼用此事，也和此时山行疲苦、情绪不好有关。“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是孔子的教训。在封建社会里，一些持身谨严的士大夫对自己的出处进退总是比较认真的。苏轼弟兄也经常谈到这一问题。两年多以前，苏轼在《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诗中就说：“眼前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去未能。”说他不愿奉行新法，只是由于贪恋君恩，未能决然引去。在捕蝗事后不久，苏轼在杭州赴密州道中寄给苏辙一首《沁园春》词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认为出仕或归隐的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此时因捕蝗疲苦这一具体事件的触发，天秤偏到那一端了。这和组诗中第一首的结尾“理蝗余”的积极态度表面上矛盾，其实不然。在苏轼的思想上，为人民利益而奔走和为了奉行新法而被人驱使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两首诗的结尾各有侧重。《乌台诗案》提到“独眠林下”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王安石的变法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给农民带来了不利。因此，不能因为苏轼不满新法就一概加以否定。这两首诗，更多地体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
这首诗写的是现实生活给诗人思想感情上的一次巨大冲击，抑扬顿挫，感慨遥深，用事精切，写出了内心深处的难言之情，也是亲兄弟间推心置腹的肺腑之言，所以特别真切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