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墓志铭既记述了袁枚一生的行迹，又评价了他的政绩、品德和才学，且选取具体事例，着意于性格刻画。以切实求生动，于叙事寓情韵，因而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铭文言简意赅，情真意切，语调与韵脚幽深婉转，感人至深。
作者对袁枚的一生和为人的了解具体而人微，所撷取的业绩和生活片断甚是精当，谋篇布局极为深远周密，一扫罗列堆叠，从而可以见出作者所谓的“格”。全文八百多字分成五个段落，述及死者的身世、学业、仕途、品德、才华、际遇、成就等诸多方面，扼要真切而中肯，可谓简洁得体，遣词造句颇具功力。
第一段首句交代了籍贯名讳后，以“其仕在官，有名绩矣。解官后，作园江宁西城居之，曰“随园”。世称随园先生，乃尤著云。”这三句指出袁枚的名声是解官后的文学成就较之其官声政绩更大，这是作者的基本看法。接着在写袁枚从少时直到终居江宁的一段简历中颂赞了袁枚年轻时学有所成，现场命题作文一挥而就，才思敏捷，词赋华丽，因而受到显宦的赏识，得推荐参加乾隆二年（1737年）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虽然“及试报罢”，没有选上，但隔年乡试中举，又一年即进士及第。作者着重说明的是袁枚确有真才实学并且好学。庶吉士散馆后他没有能留在翰林院，而被分配在江南做知县。但以他的才能，又受到总督的赏识。文中通过两位显官的识才爱才，托出袁枚的天资聪颖，学习有方，年轻时即崭露头角。以昭彰铭主的才气横溢。从袁枚在江宁这一任上的表现“遇事尽其能，无所回避，事无不举”就反映出袁枚的素质、品格和吏治才能。作者对袁枚这段二十余年的主要经历没有花更多笔墨，而是把他一生中的主要事迹分为三段逐一铺排，把所要颂赞的非凡才华、文学成就、吏治官声等情节曲折写来，布局不落俗套。这些事迹通过翔实的材料、朴素的词语、简洁流畅的语言展现出来，令读者信服地确立起墓主人的高大形象，具有耐人咀嚼的“味”。
第二段铺排的是袁枚的仕途际遇和道德风貌。“而忽摈外；及为知县，著才矣，而仕卒不进。”既是慨叹语气，又似代为不平之鸣，惋惜其怀才不遇，宦途一开始就不利，放外任只做得个知县，直得不到擢升。“著才矣”三字直道尽了袁枚在担任知县期间所展示的卓越才能，用字简练而有力。对袁枚的好客和待人接物尤其是对后学的爱护，这些都用人微的描写毕现了一个宽厚长者和学者的风度，从而令人肃然起敬。又更插人一句描绘四方慕名造府和当年随园的风光、盛况而且当为作者所目睹的文字，越发增强了材料的翔实感。
第三段是颂扬袁枚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影响广大。赞袁枚占文法功底深厚，在散文骈文方面不是一味仿效前人而有开拓。特别是在诗歌方面下的工夫尤深，竟然达到了世人想要生发而未能达到的境界。作者从基于袁枚生前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出发，誉其为“百余年来第一人”的评价显得有根有据，令人感到站得住脚，不为过分。这一段并无浮靡奉承之同，只淡淡数语，却收不显而自显之效。
第四段颂赞袁枚吏治能力，写得别出机杼。以袁枚父亲匿名察访和百姓对袁知县的反映一事引出，娓娓动听，可见作者的文章平淡中自有其活泼。“朝治事，夜饮吟”一笔是赞赏袁枚为官仍不失名士风雅。以民间传刻审理案件的事迹来间接道出袁枚的吏治业绩及其谦虚美德，也颇具匠心。
第五段除了叙述墓主人的身后之外，交代了作者所以知之甚详是因与袁枚是世交，而且同住江宁长期交游在一起，当是知之最深，使人益信作者所青。最后结尾用铭文有重点地统括了全文内容。
全文在叙述时既错综变化，又脉络分明，不板滞，不凌乱，而能突出袁枚的主要精神和成就。在评价时用语极注意分寸，无谀墓之嫌。全篇五段首字均以“君……”开端，有整齐协调之感，可谓自成一格。章法严谨，词句合乎古法。从这篇墓志铭可以看出作者所主张的写作文章的观点是从义理、考证、辞章三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以及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清代墓志铭中的佳篇。
这首诗是《红楼梦》中林黛玉惜“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的寄慨之作。林黛玉自谓：“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恰好被贾宝玉翻见，将这组诗题为《五美吟》。《五美吟·明妃》就是其中之一。
组诗中所写的人事其实并非都据史实。如东施效颦出自《庄子》，带有寓言性质；《西京杂记》中所写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以致不为汉元帝所知而被诏使出塞的情节只是传说；至于出自《虬髯客传》的红拂形象则更经传奇作者的艺术加工。
这首诗中的议论原本是借古讽今，为现实感受而发。林黛玉讥刺汉元帝大权旁落，听命于画工，表现了她自己不肯听人摆布的独立性格。
诗中所咏与小说情节的某种照应关系，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五美吟》写的都是关于死亡或别离的内容，有的还涉及事败或者获罪被拘系，这就不是偶然的了。在现存材料很少的条件下，要确切地阐明作者的意图还是不容易的。在《红楼梦》戚序本与甲辰本上有一条早期批语说：“《五美吟》与后《十独吟》对照。”《十独吟》在后四十回续书中没有，当是已散失的后半部原稿中薛宝钗或史湘云所写的诗。从诗题看，大概是借古史上十个独处的女子如寡妇、弃妇、尼姑和离别丈夫的妇女等的愁怨，来写书中人物的现实感触的。所谓“对照”当也不仅仅限指诗题。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诗的前两联即描写沧浪亭的静谧。首先诗人安排了“静”的背景，营造出“静”的意境：“独绕虚亭步石矼”。“独”“虚”二字表明诗人此时是独自一人在沧浪亭中散步。偌大的园林，四处静谧无声，或许有人会感到冷清孤寂，而诗人却专爱这“静中情味世无双”的空静淡雅的氛围。静谧中的心情和滋味独一无二，颔联就此进一步展开，加以具体详细的描写和说明。
“山蝉带响穿疏户，野蔓盘青入破窗”，前一句以动写静，后一句化静为动，更显出“沧浪亭”的幽静和诗人此刻平和自乐的情绪。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动写静的名句当属六朝梁代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入若耶溪》），鸣蝉的鼓噪声，飞鸟的清鸣声，才更反衬出林间山中的静寂、清幽。“静”的意境极难表现，欧阳修在《六一题跋》中论画道：“飞走迟速，意近之物易见，而闲和俨静，趣远之心难形”。意即画面容易表现实物的形状动感，难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受。而营造出澹泊闲静的意境则是难上加难。诗画同源，二者在艺术表现手去上颇有相通之处。因此，中国古代诗人多采用寂中有音、动中见静的手法，利用能引发人们特殊感受的声响和动态来反衬静境和静意。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得愈觉其深”（《管锥篇》）。这里的“山蝉带响”也正是利用蝉声来突出环境的清幽宁静，韵噪相映，反衬其静，给人以极为真实贴切的感受。此外前人诗中也常运用化静为动的表现手法，六朝宋代谢灵运“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的诗句，不仅将相对静止的白云、绿竹拟人化，同时赋予二者以动感，这种拟人手法和化静为动手法的的运用，更能雄现出平中见奇、似动实静的特色。此诗中“野蔓盘青入”便是将藤蔓这一静物动态化，写出了它在盘旋回绕中偷偷伸进破旧窗子的“动”的过程，这种“动”，更深化了沧浪亭中安静的气氛。胡仔评价苏舜钦说：“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此联可做为典型的一例。
后两联引用两个典故，将它们与诗人的情况相对照，以此来表明诗人平静恬淡的心情。“二子逢时犹死饿”是写伯夷和叔齐的故事。一般认为，周朝开国初年可谓太平盛世，两人生而逢时却因不食周粟而死；“三闾遭逐便沉江”是写三闾大夫屈原的故事，他遭人构陷，放逐湖南湘江一带，而后自投汩罗江。诗人与屈原一样受人毁谤而遭贬，与伯夷、叔齐一样适逢政治革新的年代，但却无所作为。即使这样，诗人并未意志消沉投江而死，也并未“拒依周粟”忍饥而亡，而是每天尚能“饱食高眠”。因而诗人颇觉心满意足，欢欣庆幸。与历史人物的悲惨遭遇相比，诗人遭贬谪但仍能隐居沧浪亭算是十分幸运。所以他在沧浪亭的静谧环境中深切地感受到了离实远祸、自得其乐的生活情趣，“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沧浪亭》），因而他觉得“静中情味世无双”。
诗人的心境当然不像沧浪亭的静景一样平静如水。苏舜钦以迁客身份退居苏州，内心愁怨交集，万分感慨。他本是“慷慨有大志”的志士，以“出手洗乾坤”（《夏热屋寝感咏》）为已任，结果却是“予年己壮志未行”（《对酒》），苍生有难未能济，只能隐居园林，聊以度日。对于他这种“致君事业堆胸臆”的人来说，“却伴溪童学钓鱼”（《西轩垂钓偶作》）的闲居生活极为压抑。“修竹慰愁颜”（《沧浪亭》），“愁与酒相攻”（《春日怀旧游》），“大叫欲发狂”（《舟中感怀》），这些退隐后的诗句都渲泄出诗人内心深处的忧愤之情。
本诗尾联中“唯恨澄醪不满缸”，以夸张的手法，表面是强调自己了无牵挂，心如止水的恬淡生活，而从反面映衬出诗人内心的怨懑、牢骚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