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用曲折多变的笔法描绘了清寂的山光水影,寄寓着词人落拓江湖的身世之感,构成一幅游子秋日行吟的连环画卷。词人在旅行途中言情,扩大了人物情感活动的空间,并且充实了言情的社会内容,将词的创作引向广阔的天地,在词史上乃是创举。
词的上片写景,点染出雨后夜泊的情状。起首两句描绘洲渚宿鸟,对偶工整,“落”字、“横”字使整个画面充满了灵动感;而“霜”字与“烟”字又使得这幅画面水雾弥漫,多了几分迷蒙之感,虽为景语,但其愁情,已隐然言外。“分明画出秋色”一语,不仅音节响亮,读来铿锵有力,更使读者有一种如置身画中之感。“暮雨”三句,以小舟晚泊江边作为背景来衬托词人出场。“夜泊”指出停舟的时间,“苇村山驿”点明投宿之处乃荒村驿店。暮雨无论绵密或者稀疏,皆可拟为离愁之情,而雨后秋月夜则以其凄清寥廓,显示出了词人的孤寂冷落。“何人”二句以设问提起,借笛声以抒旅怀。羌笛之声使词人思远之情油然而出,一泄无余。一个“起”字强调了声音突兀传来的响亮与气势,而“何人月下临风处”一语又带着一种遗世独立的孤傲与悲凉的味道。虽写愁,却写得画面清旷而气象高远,此境可谓婉约豪放,兼而有之,相辅相成,正如《乐府余论》所言:“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恒流。”“离愁万绪”四字点题,揭出词人内心活动。接着“闲岸草”一句,以“蛩吟似织”喻离愁之密集、深广,与迷离的雾气相应相衬,更可见愁情的难解与无奈。
词人这里借蟋蟀声托出怨情,触发起无限愁绪,由此引出下文。整个上片层层深入,细致入微地勾画了一种深邃幽远的意境。
“为忆”之句,触景而生情,抒写别后思念。“忆”字写思恋之情。以下再诉关山阻隔,鱼雁难通,从而反映出内心的焦虑。“想绣阁”三句,为对方设想,伊人深居闺房,怎能体会出行客漂流天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苦处。这里委婉曲折,设想奇景比女子自诉衷肠更为感人。“楚峡”句用宋玉之典,暗指自己旧日的欢爱已散,接着转笔归到目前境遇,说明往昔“暮宴朝欢”都已烟消云散,而此时孤村独坐,惟有对月自伤。末尾两句,以景结情,遥望京华,杳不可见,但见远峰清苦,像是聚结着万千愁恨,“目断”与“立尽”都是加强语气,这幅秋景中注入强烈的感情色彩,相思之意,怅惘之情不绝如缕。
这首词上、下片一气贯通,浑然一体,感情起伏跌宕,把离情别苦渲染得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堪称佳作。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此诗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全诗语言浅显,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尽管带有打油诗的意味,却风格朴拙,意蕴深远。
全诗可以分开来看,上下两句写的是两种不同的火:一种是野地里,一团乱蓬蓬的茅草燃烧起来,看似来势凶猛,一瞬间便可烧红半边天,但是也在一瞬之间,乱茅草就烧完了,火势自然不能随之延续,也就迅速的灭了。“蓦地烧天蓦地空”,两个“蓦”字,突出地表现了一团浮躁虚夸的茅草,来得快也去得快,闹哄哄地一场空,成不了什么气候。另外一种是在火炉里烧老树根疙瘩,它们埋在土里有些年头,早就腐朽了。也正因为腐朽,火劲儿也就小,烧起来慢腾腾的,看着并不张扬,反而能保持恒温,特别耐烧,因而冬天可以用来煨火,于平平淡淡间给人以长久的温暖。
诗人用朴素粗犷的笔调,逼真地刻画出了茅草和榾柮两个生动的形象:一个风风火火,张牙舞爪,却无所作为;另一个不慌不忙,扎实行动,使人受益。这里概括了日常生活中的两种形象:一种是华而不实,好大喜功;另一种则是扎扎实实、默默作来以求实效。诗很浅显,却隐含深意。全诗以烧火为喻,通过茅草与树根的对比,劝谕世人,做人不能虚空而要扎实。此诗似乎在讽刺当时的王安石变法之政令繁复,执行草率,声势浩大,收效甚微。
诗人在诗里并未留下明确的只言片语,对这两种火的形态进行评价,只是单纯地将这两种形态描述出来,诗便结束了。但诗人的态度已经很分明,他用这两种火的形态来喻指世人做事的两种不同风格,一种谓之爆发力,一种谓之持久性。辩证地来看,二者或许各有千秋,难说好坏,但诗人字里行间的意味,很显然是赞成后一种风格的,拒绝那种虚燥的、短暂的辉煌,而是去追寻踏实的、长久的温暖。所以,诗的前后两句之间要用“争似”二字来勾连。另外,这首诗对比手法的运用很有特色。如茅草燃烧前后情况的对比。两个“蓦地”强调其时间之短、反差之大。又如烧茅草与烧树根不同状态对比。“蓦地烧天”与“漫腾腾地”突出茅草的轰轰烈烈与树根的不动声色。又如“蓦地空”与“暖烘烘”对比,强调二者结果一虚空、一实在。
这首诗语言通俗,类似打油诗,但寓理于物,针砭时弊,也可说它是“主理”的宋诗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