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
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
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扬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劈头三句,就是豪放之极的文字。“斗酒彘肩”,用樊哙事。《史记·项羽本纪》载“樊哙见项王,项王赐与斗卮酒与彘肩。”樊哙在鸿门宴上一口气喝了一斗酒,吃了一只整猪腿。凭仗着他的神力与胆气,保护刘邦平安脱险。作者用这个典故,以喻想稼轩招待自己之饮食。他与稼轩皆天下豪士,则宴上所食自与项羽、樊哙相若也。这段文字劈空而来,突兀而起,写得极有性格和气势,真是神来之笔。然而就在这文意奔注直下的时候,却突然来了一个大兜煞。词人酒几位古代的文豪勒转了他的车驾,只得回头。笔势陡转,奇而又奇,真是天外奇想,令人无法琢磨。如果说前三句以赴会浙东为一个内容的话,那么第四句以下直至终篇,则以游杭州为另一内容。从章法上讲,它打破了两片的限制,是一种跨片之路,也显示出词人独创一格的匠心和勇气。香山居士为白居易的别号,坡仙就是苏东坡,他们都当过杭州长官,留下了许多名章句。林如靖是宋初高士,梅妻鹤子隐于孤山,诗也作得很好。刘过把这些古代的贤哲扯到一起不是太离奇了么?因为这些古人曾深情地歌咏过这里的山水,实际上与他住已与杭州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东坡有“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妙句。白居易也有“一山分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寄韬光禅师诗》)等讴歌天竺的名篇。而林和靖呢,他结庐孤山,并曾吟唱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梅花佳句。风景与名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湖光山气增添了人物的逸兴韵致,名人又加深了风景的文化内涵。
刘过将不同时代的文人放在一起,也体现了词人想象的独创性。刘勰主张“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苏轼也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这首词是恢奇的,但并不荒诞。他掇拾珠玉,别出心裁,给读者带来一阵清新的空气,带来一种审美的愉悦。
刘过的行辈比辛弃疾晚,地位也相差悬殊。但他照样不拘礼数地同这位元老重臣、词坛泰斗呼名道姓,开些玩笑。这种器量胸襟不是那些镂红刻翠、秦楼楚馆的词客所能企及的。洋溢于词中的豪情逸气、雅韵骚心是同他的“天下奇男子”的气质分不开的。俞文豹《吹剑录》云:“此词虽粗而局段高,固可睨视稼轩。视林、白之清致,则东坡所谓淡妆浓抹已不足道。稼轩富贵,焉能凂我哉。”这首词的体制和题材都富有创造性,它大起大落,纵横捭阖,完全解除了格律的拘束,因而显得意象峥嵘,运意恣肆,虽略失之于粗犷,仍不失为一首匠心独运的好词。当然像这样调侃古人、纵心玩世的作品,在当时的词坛上的确是罕见的。难怪岳珂要以“白日见鬼”相讥谑。
这首诗写诗人偶然遇见的一件日常小事。此诗的头两句是写,作者无意中发现,不知是哪一家的“不系船”随风飘进了钓鱼湾;后两句是写,一位小童正在宅前屋后玩耍,突然发现有船进湾来,以为是有客人来。全诗朴素自然,平淡疏野,诗味浓郁,意境悠远。读罢使人感受到水乡宁静、优美的景色,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
“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一个春日,诗人也许是在湾边垂钓,或许是在欣赏春景,忽然看见一只小船随着上涨的春水,顺着风势,悠悠荡荡飘进钓鱼湾来。诗人暗想,一定是哪一家粗心,劳作完毕忘了把船系上。诗人在此仅用两笔即勾勒出溪居生活的恬静平和、生意盎然。
“小童疑是有村客,急向柴门去却关。”船不系,随流飘荡本是一件普通不过的小事,诗人并没有太多地在意。然而,正在室前屋后玩耍的一位小童却注意到了。他看到飘进来的船儿,以为是客人来了,赶快跑回家,急急忙忙打开柴扉,迎接客人。“疑”“急”二字,惟妙惟肖地刻画出儿童好奇、兴奋、粗心、急切的心理。
在诗人笔下,水边的小村,掩闭的柴门,疏落的篱笆,飘荡的小船,构成一幅宁静、优美、富有农村生活气息的图画。诗人还捕捉了这幅图画中一刹那间发生的一件生活小事,刻画了一个热情、淳朴、天真可爱的农村儿童形象。从诗人的描写中,读者仿佛体味到了诗人的悠然自得,领略到了他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和闲适舒坦的心情。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即既有大人的成熟与老练,又有儿童天真、可爱的童心。有了这样的“赤子之心”,才能观察到人人熟视无睹的生活小事,才能写出人人眼中所有笔下所无的妙趣。以这样的心情去面对普通、烦琐的日常生活,才能坦然旷达,心胸开阔。
这是一首悼亡词全词以感情为纽带,把旧时与今时的情景绾合在一起,对爱妾寄予了深挚的悼念。
词的上片写似曾相识的景物,为全词蒙上一层怀旧的色彩。
“东风依旧,著意隋堤柳。”起首二句写春风轻拂垂柳,语言很通俗,意思也很简单,但却层折多变,富于婉约特色。句中的隋堤,指汴河一带的河堤。相传隋炀帝时开运河,自洛阳至扬州,沿堤广植杨柳。初春时节,和煦的东风轻拂隋堤上的杨柳,给人以亲切温柔之感。而“著意”二字,更把东风拟人化。言外之意仿佛是说,自然界的东风对杨柳尚如此多情,而现实生活中的词人却如此孤单,再也得不到亲人的怜爱。
“搓得鹅儿黄欲就,天气清明时候。”这一句承东风拂柳而来,写柳色清新主要体现在一个“搓”字上。此字以俗为雅,说东风轻拂杨柳,给人以轻轻搓揉、抚摩之感。在东风搓揉之下,柳枝上遂呈现出“鹅儿黄”的颜色。鹅儿黄,指柳色的嫩黄。杨柳初绽的嫩叶,宛如雏鹅的羽绒 ,而这惹人喜爱的颜色,竟是东风搓出来的,真是奇绝之笔。“天气清明时候”总括前文,在写景中蕴含一股淡淡的哀愁。
词的下篇写往昔感怀,直接抒情抒沉痛伤悼之情。
“去年紫陌青门,今宵雨魄云魂。”“去年紫陌青门”与上片“东风依旧”相呼应,是词人回忆从前与爱妾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宵”句,用雨、云,写明逝者的身分,关系;用魄、魂。写出死。用今宵,写梦,写只能梦中相逢。用典灵活、宛曲而生动。
“断送一生憔悴,能消几个黄昏!”最后这两句将词人对于爱妾逝世的哀痛抒发至极点,催人泪下,爱妾一死,断送了自己一生,憔悴、瘦损,还能消受几个黄昏,这“物是人非”的强烈悲凉感,引得他黯然神伤而导致一生憔悴。尤其在黄昏时刻,烟霭迷茫 ,景色惨淡,在失去爱妾的词人看来,仿佛来到一个催人泪下的境界 。
这是一首悼亡词,用直接抒情的写法来抒发自己的沉痛哀悼之情,全词写景融情,感情从浅到深。从最初东风拂柳的微微惆怅,到最后断送一生的极大悲凉,作者在叙述捕写的过程中,逐步隐晦的交代了故事的始末,其感情也便随之越来越深。
宫廷宴会诗的恰当开头方式之一是皇帝的威严光临,经常运用形容帝王威仪的现成词语,如以“动地”描写帝王的到来。沈期这首诗的开头富有戏剧性,平静的水池倒映着虚空,但随着帝王紫光及香车的到来,这里突然充满了色彩和动态。沈佺期运用了最流行的惯例,把帝王及朝臣描写成天上的神仙。当诗人俯视池中的倒影时,他“错”把他们的出现当成天上神仙的形象。皇帝驾“云”出现在虚空的倒影中,他的车“御风”,这一词语出自《庄子》,用来描写羽化成仙的列子。
接下来,宫殿群倒影的出现使得凝视水池的诗人产生了一时的错觉:由于宫殿群的倒影添加在天空的倒影上,他错认为它们是天上的宫殿,但又“纠正”了自己的比喻,指出它们是“汉家城阙”。诗人的视界逐渐充实和扩大,从空澄的水池到皇帝一群的来临,再到宫殿群,这一切都是从水中倒影看出来的。接着诗人又从他的“镜子”中看到了京城地区的全景。读者在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中已看到,旧的虚构需要加以合理化,在这里是宫廷和天的同一;解决办法是一种在唐诗中流行的比喻形式——“迷惑的比喻”,诗人含蓄地或明确地承认比喻的虚构性,他不说“甲是乙”,却说“在我看来”、“我误认甲是乙”。
开头四句写得直率自然,具有戏剧性的秩序和宏壮的音调,接近于盛唐风格。第三联描绘的是狭小的特定景象,这在早期宫廷诗及盛唐诗中都可见到。诗人此时抬起头来,先看到水池周围的景象,然后看到远处的树林。第六句描写耸立于树林中的宫殿,但有一部分被盛开的木槿树遮住了。沈佺期与陈子昂一样也用了“分”这一动词,描写打破视觉延续的某事物的出现。在宫廷诗中,时节经常根据植物的花序确定,如这首诗,一种植物“已”呈现某种状态(此处为”绿“),而另一种则是“初”——开始开花。另一种流行的时序平衡法,是在对句中以“已”和“未”相对。
最后一联指汉武帝的《秋风歌》,写于他在汾阴祭祀后土的一次快乐出游中,李峤的《汾阴行》描写了这一事件。尾联对中宗诗的高雅评价,回到了帝王主题上。但是,诗人不仅是一般地将中宗与汉武帝相比,而是认为中宗诗的“雄”超出了汉武帝。一千多年来,许多帝王试图获得汉武帝横济汾河的同等乐趣,但只有唐中宗成功。第三联精致小巧的泛舟画面超过了汉武帝的强烈感情。从中宗现存诗篇的质量来看,沈佺期的恭维是言过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