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写戍边将士乡情的诗作。这首诗最大的特点是蕴藉含蓄,将所要抒发的感情蕴涵在对景物和情态的描写之中。诗的开头两句,写登城时所见的月下景色。如霜的月光和月下雪一般的沙漠,正是触发征人乡思的典型环境。环境的描写之中现出人物的感受。在这万籁俱寂的静夜里,夜风送来了凄凉幽怨的芦笛声,更加唤起了征人望乡之情。“一夜征人尽望乡”,不说思乡,不说盼归,而是以人物的情态行为展现其心理,写出了人物不尽的乡愁。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描写了一幅边塞月夜的独特景色.举目远眺,蜿蜒数十里的丘陵上耸立着座座高大的烽火台,烽火台下是一片无垠的沙漠,在月光的映照下如同积雪的荒原。近看,高城之外月光皎洁,如同深秋的寒霜。沙漠并非雪原,诗人偏说它“似雪”,月光并非秋霜,诗人偏说它“如霜”。诗人如此运笔,是为了借这寒气袭人的景物来渲染心境的愁惨凄凉。正是这似雪的沙漠和如霜的月光使受降城之夜显得格外空寂惨淡。也使诗人格外强烈地感受到置身边塞绝域的孤独,而生发出思乡情愫。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则正面写情。在万籁俱寂中,夜风送来呜呜咽咽的芦笛声。这笛声使诗人想到:是哪座烽火台上的戍卒在借芦笛声倾诉那无尽的边愁?那幽怨的笛声又触动了多少征人的思乡愁?在这漫长的边塞之夜,他们一个个披衣而起,忧郁的目光掠过似雪的沙漠,如霜的月地,久久凝视着远方。“不知何处”,写出了诗人月夜闻笛时的迷惘心情,映衬出夜景的空寥寂寞。“一夜”和“尽望”又道出征人望乡之情的深重和急切。
从全诗来看,前两句写的是色,第三句写的是声;末句抒心中所感,写的是情。前三句都是为末句直接抒情作烘托、铺垫。开头由视觉形象引动绵绵乡情,进而由听觉形象把乡思的暗流引向滔滔的感情的洪波。前三句已经蓄势有余,末句一般就用直抒写出。李益却蹊径独辟,让满孕之情在结尾处打个回旋,用拟想中的征人望乡的镜头加以表现,使人感到句绝而意不绝,在戛然而止处仍然漾开一个又一个涟漪。这首诗艺术上的成功,就在于把诗中的景色、声音、感情三者融合为一体,将诗情、画意与音乐美熔于一炉,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意境浑成,简洁空灵,而又具有含蕴不尽的特点。
这首诗语言优美,节奏平缓,寓情于景,以景写情,写出了征人眼前之景,心中之情,感人肺腑。诗意婉曲深远,让人回味无穷。刘禹锡《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中提到李益,有“边月空悲芦管秋”句,即指此诗。可见此诗在当时已传诵很广。《唐诗纪事》说这首诗在当时便被度曲入画。仔细体味全诗意境,的确也是谱歌作画的佳品。因而被谱入弦管,天下传唱,成为中唐绝句中出色的名篇之一。
这是一首送别词,苏轼的友人梅庭老到上党(今山西长治)任学官,苏轼便写了这首词送他。《浣溪沙》词调,苏轼以前的词家手中,大抵只用于写景抒怀,而此词却用来写临别赠言,致力于用意,有如文章之序体,从而开拓了小词的题材内容。
“门外东风雪洒裾”是写送别的时间与景象。尽管春已来临,但因春雪,而气候尚很寒冷。而“飞雪似梅花”的情景,隐含无限惜别之意。这时有“雪洒裾(衣襟)”,而不言“泪沾衣”,颇具豪爽气概。次句即有一较大跳跃,由眼前写到别后,想象梅庭老别去途中,于“山头回首望三吴”,对故园依依不舍。这里作者不是强调三吴可恋,而是写一种人之常情。
第三句再进一层,谓“不应弹铗为无鱼。”这句用战国齐人冯谖事,冯谖为孟尝君食客,曾嫌不受重视,弹铗(宝剑)作歌道:“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战国策·齐策》)。此句意谓梅庭老做了学官,不必唱归来了。同时又似乎是说,尽管上党地方艰苦,亦不必计较个人待遇,弹铗使气。正因为意思在两者之间,语气显得尤为诚恳。
过片音调转高亢:“上党从来天下脊”。意谓勿嫌上党边远,其地势实险要。盖秦曾置上党郡,因其地势高,故有“与天为党”之说。杜牧《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上党之地,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国时,张仪以为天下之脊。”作者《雪浪石》诗亦云:“太行西来万马屯,势与贷岳争雄尊。飞狐上党天下脊,半掩落日先黄昏。”可以参读。
“先生元是古之儒”此称许梅庭老有如古之大儒,以天下为己任,意谓勿以学官而自卑。此句与上句形成一联,笔力豪迈,高唱警挺,足以壮友人行色。然而,不免还有一个问题,既然上党是要地,梅庭老又是大儒,为何不委以大任,而任“学官”这种小角色呢?
末句补说,“时平不用鲁连书”。承接上句,用鲁连的典故,表达了作者劝勉和同情之意。鲁连,即鲁仲连,战国齐人,曾在赵国游学,当时正逢秦国围攻赵国,魏国派人劝告说赵国奉秦王为帝,鲁仲连力排众议,使赵国保持了独立。后来,齐国大将田单攻打聊城,久攻不下。鲁仲连修书一封,用箭射入城中,劝说守城燕将,燕将看到书信后,犹豫不定,哭泣三天后自杀。田单收复聊城后,想封赏鲁仲连,鲁仲连逃隐于海上。《史记》对鲁仲连评价很高。因上党是赵国旧地,当时宋辽早已议和,所以说时代承平,梅庭老即使有鲁连那样的奇妙计策,也没有用的地方。此句既有劝勉梅庭者随遇而安之意,又有对其生未逢时不得重用之遭的同情。
这首词全词仅六句,却寓义曲折深远,既同情于友人,又开导他努力工作,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想用自己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去影响友人,出语洒脱却发自肺腑,真挚动人。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