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闺怨诗。诗的前二句描绘江南景致，点明时间，并引起下文，后六句写女主人公偶遇归客，向他询问丈夫的情况。表达了一位江南女子对远在他乡的丈夫的思念和久不见其归来的忧虑。全诗婉曲喜人，音节雅亮，借作问答，语言朴素。
诗的开头两句由写汀洲采蘋而带出江南明媚的春色，笔墨寥寥而江南水乡风物宛然可想。诗写汀洲采蘋，大抵只是触物起兴，借以表达折芳寄远、相思怀人之意，也就是说只是一个“兴象”，而并非实写。这两句借采蘋起兴写相思之情，使读者由芳草而想起美人，而江南如画的春色无疑也给思妇和她的相思平添了一段风情。接下去两句说有“归客”从洞庭回来，带来了“故人”的消息。
思妇在刚听到消息的时候，想必也曾感到一点安慰，但对于一个因为爱情而怀抱相思痛苦的人来说，这一点消息是足以激起更加强烈而不安的思念。以下四句便由此生发。这两句写“归客”带回“故人”的消息，只以一个“逢”字点出，写得特别简略，给读者留下了想像的余地。诗写“洞庭”、“潇湘”，实指同一个地方，却分开来写，给行文增添了一点参差错落；而这样的表达，在字面上使读者觉得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地方，诗意因此仿佛有了一点辗转漂泊的意思。与“逢”字所传达的偶然相遇的意思结合在一起，让读者想起远方游子行踪的不定与音讯的渺茫。
诗的后半首以一个问句开头，直接表达了相思的迫切之情。 “春花复应晚”，“春花”指的是白蘋，因首句已点明女主人公正在采蘋，故女主人公将手中之物作比喻，信手拈来，毫无斧凿痕迹，显示出巧妙的构思。其中的“复”字提示其丈夫已多年未归，侧面反衬出女主人公的焦灼神态。这里也隐喻红颜消损，美人迟暮，在岁月无情的消磨中写出了相思憔悴之意。前面的问句，只因为有这一个句子接住，便具有了触动读者的力量。
结尾两句说“不道新知乐，只言行路远”，实际上说的是“行路远”。“行路远”因而见出相思的渺茫与深长。“不道新知乐”只是设想之辞，不可坐实。只因相思无望，便有了无端的猜想，而正是从虚设之辞中，写出了哀怨帐惘的相思之情。
从表面的意思上看，“故人何不返”一句下面，应接以诗的最后两句，这两句是对“故人何不返”的直接回答。诗却避免了直接的回应，而以“春华复应晚”一句接住，使诗意平添了曲折之意，也与开头写采蘋有照应之妙。
这首诗写女子相思之情，辞意婉转，又与比兴相结合，更显得含蓄而富于风情。诗借乐府旧题写闺怨，颇有江南民歌清新流丽的特点。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这首诗颂扬张浚指挥有方，号令畅达，致使宋军的声威震撼天下、包括北方原境内外的各个角落。这首诗不是一般的赠送酬答之作，而是一首雄伟嘹亮的进行曲，一首爱国主义的佳作。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号令是北伐出师的号令，天声是大宋天朝的声音，这声音，北方遗民父老盼了好久好久，范成大《州桥》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有了这样的基础，北伐号令一出，即如飓风雷霆迅速传播，很快震动了最北边的角落。用这种天风海雨之势超笔，充分衬出民心士气的雄壮和誓复故土的决心，使全诗充溢着高昂亢奋的情调。
“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预言战事，充满必胜信心；“长驱”、“直捣”，势如破竹；“河洛”、“燕幽”，渡黄河是恢复宋朝旧疆，向燕幽则还要恢复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这乃是大宋自太祖、太宗而下历代梦寐以求、念念不忘的天朝基业!
“马蹀阏氏血，旗袅可汗头”，用马蹄践踏阏氏的血肉，把可汗的人头割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阏氏”、“可汗”这里指金朝侵略者。这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践踏之的痛愤，不正是《满江红》词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另一种说法。
“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想象凯旋的情景，其发自内心的喜悦，也正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似，表达了岳飞长期的夙愿，也是他和张浚的共同理想。
全诗气势高昂，声调铿锵，充满着浓厚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豪迈雄壮的英雄主义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