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咏的是南国风光中的原野暮色。朝与暮作为特定内容可以有昂扬向上和颓废没落的寓意，但作为自然景色却都很美，旭日和夕阳，朝霞和晚霞，绚丽而富于变化，都能激起人们的美感。在古典文学中写暮色的名句、名作是不少的，欧阳炯能寓奇于变，写景抒情，与前人不相因袭，具有艺术魅力，他写南国新异景物，是出于妍雅之笔。这一首像一幅旅人暮归图。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词一开头虽无一字写河，而河已突现在画面。从远岸、沙滩，人们不难意识到附近有一条鱼归路曲折并行的河流。岸之“远”，“沙”之平都是人的感觉，所以词虽未直接写人而旅人也自然突现在画面上了。然后词人着一“归”字，使他的活动内容更为具体，而且能引起人的丰富联想。至于“日斜”、“晚霞明”，既点明了归途的时间，又渲染了景物的色彩。应当说这两句十一个字已把旅人暮归的背景表现得颇有画意了。下面三句则是画面的中心，是近景，是特写，它使暮景带上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这景象只有南国才有。
孔雀的珍奇美丽，自古为人称道。屈原《九歌》描写少司命华丽的车盖，已提到以孔雀羽为饰。欧阳炯写的不是人工饲养的孔雀，而是野生孔雀。他写旅人忽见河边孔雀开屏，它那徘徊四顾的神气，俨然自怜其尾。孔雀长期未受人们侵扰，与人相狎，所以尽管起初被旅人的脚步声吓了一跳，但看看旅人又马上镇静下来，并没有拖着长尾飞去。
这首词，从押韵看，它先用平韵，后用仄韵，给人以音律变化之美。整首词重视创造意境，景中有人，所以有以少胜多之妙。
这首词宛如一篇充满情趣的月夜泛舟游江记，诗情画意十分深浓。
词的上片用一问句开头。到太湖揽胜，早有所约，却一直未能成行，词人为自己长年奔波劳碌，无暇亲近山川胜景而感到悔恨，反衬出这次出游的难能可贵，和作者对这次出游的重视，因而兴致勃勃。接着触景生情写出游经过和江上风物。夕阳西下，暮色苍茫，游伴们相互招呼着坐上一艘大船，乘兴打桨，从容向江心驶去。“暝入”三句点明傍晚应邀乘舟出游，“一叶夷犹乘兴”一句表现出自在悠闲、雅兴盎然的风致。此时，劳碌了一天的渔民都收网回家歇息去了，只有归鸟不时掠过水面。月轮渐渐升入长空，四周便万籁俱寂了。岸边的沙汀和江心的小洲在烟月辉映下静静地躺着，显得格外幽冷。船到中流，但见四周水平如镜，一片空明。词人情不自禁地停止划桨，让船慢悠悠地随水漂行，唯恐损坏这美的画面和静的氛围。“画桡不点清镜”一句妙处在于以虚写实，主要写静景，而静中有动，景中有人，成功地勾画出那种特有的优美环境和恬适的心境。
下片转而从想象入手。换头三句呼应词序中的“或弹琴”。从湘江上响起的琴音联想到湘灵鼓瑟的古老传说，于是思绪象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不息：是谁唤起那“烟鬟雾鬓”的湘灵，在这里理弦奏曲。琴、瑟、筝，同是弦乐器，湘灵亦出于想象，故不妨活用，令其弹筝。以下由幻境收回到实境，说座中游客都是当时的风流名士，也是大可令人赞叹的赏心乐事，坐客们挥动着玉柄的麈尾拂尘高谈阔论，“或弹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笔搜句”，婉丽的女神与悠然的名士雅集，正可互相映衬。词接下来由近而远，把笔触再伸向自然界。夜色渐浓，岸边的柳树丛被凉风吹得瑟瑟作响，遥挂在蓝天上的星星曳着长长的尾巴向下坠落。这秋的信息容易引发人怀念故土的情思，结尾“鲈鱼应好，旧家乐事谁省。”蕴含两层意思，既是同行人游兴勃勃，大有乐而忘归之慨，故曰“谁省”。而反问语气，又隐隐流露出自身怀思“旧家乐事”之心情。
这首词通篇记游写景，像是一幅长长的画图。画图上的景物，不论是山是水，是鸟是树，是月是星，是游船还是渔网，都在摇曳着融成一片，笼罩在清冷的辉光里，显得淡雅而又有些朦胧，结尾处的怀旧情思尤为朦胧。总的来说，这首词是作者通过写月夜泛舟湘江，来抒发自己的感想。王国维说姜夔写景的作品“虽格调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其实，雾里看花，别有一番风味，未必就比“不隔”逊色。就构造意境的功能来说，它似乎高明得多。因为诗词作品纯然为写景而写景的极为罕见，它们大都缘情而发，或睹物思情，或借景抒怀。这样，出现在作品中的“景”就不再是纯自然的东西，而带有浓厚的主观因素，被情的“烟云”所缭绕。借用《谈龙录》里的话来说，它已由首尾爪角鳞鬣毕具的常龙化作屈伸变幻莫测的“神龙”。神龙穿行云中，忽隐忽现，故而显得兴象玲珑。写景的诗词只有达到了如此境界，才可能有超然于畦封之外的恬情雅志。这首词含蕴深厚，读后有悠悠不尽之感，引人入胜，原因盖在于此。词中所描摹的清幽景色，和词人幽远的情怀相表里，相契合，恰如覆盖其上的朦胧月色，使之摇曳变幻，风姿别具，从而构成迷离浑化、耐人寻味、使人流连忘返的美妙境界。
《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