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痴情化梦”的手法,深沉地表达了作者收复国土、报效祖国的壮志和那种“年既老而不衰”的矢志不渝精神,向读者展示了诗人的一片赤胆忠心。
诗的开头两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低卧,直挺挺地躺着,意思是说年老力衰,作者当时已68岁。孤村,荒僻的小村,指作者的故乡山阴。戍,是守卫的意思。轮台,是汉代西域地名,在今新疆轮台县,这里是借指宋朝北方边防据点。两句的意思是说:我拖着病弱的身体,躺在这荒僻的小村庄里,但是我并不为自己的艰难处境而哀伤,我还想着为国家去守卫北方边疆。“僵卧孤村不自哀”叙述了作者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尚思为国戍轮台”是对“不自哀”这种精神状态的解释,前后照应,形成对比。
“僵、卧、孤、村”四字写出了作者此时凄凉的境遇。“僵”字写年迈,写肌骨衰老,“卧”字写多病,写常在床蓐;“孤”字写生活孤苦,不仅居处偏僻,而且思想苦闷,没有知音;“村”写诗人贫困村居,过着荒村野老的凄苦生活。四字写出了作者罢官回乡后处境寂寞、窘迫、冷落的生活现状。笼罩着一种悲哀的气氛,让人十分同情。但接下去“不自哀”三字情绪急转,又现出一种乐观豪放之气。诗人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感到悲哀,贫病凄凉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值得悲哀之处;诗人自己尚且“不自哀”,当然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但他需要理解,理解他终生不渝的统一之志,理解他为这个壮志奋斗的一生,理解他的满腔热血、一颗忠心,就是“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精神状态。
这两句诗是诗人灵魂和人格的最好说明,山河破碎,国难当头,自有“肉食者谋之”,诗人不必多此一举。另外,诗人正是因为“喜论恢复”、热心抗敌才屡屡受打击,最后才罢官闲居的。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他一生问心无愧,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而今后国运如何他可以毫不负责。其次,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诗人作为年迈多病的老人也已不能承担报国杀敌的义务了。作为一个既无责任也无义务的七旬老人仍有“为国戍轮台”的壮志,这就让人肃然起敬慷慨扼腕。相比之下,那些屈辱投降的达官贵人和苟且偷生的人,他们承担着责任和义务却无心复国,显得渺小和可鄙。
“夜阑卧听风吹雨”紧承上两句。因“思”而夜阑不能成眠,不能眠就更真切地感知自然界的风吹雨打声,由自然界的风雨又想到国家的风雨飘摇,由国家的风雨飘摇自然又会联想到战争的风云、壮年的军旅生活。这样听着、想着,辗转反侧,幻化出特殊的梦境——“铁马冰河”,而且“入梦来”反映了政治现实的可悲:诗人有心报国却遭排斥而无法杀敌,一腔御敌之情只能形诸梦境。“铁马冰河入梦来”正是诗人日夜所思的结果,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的英雄气概。这也是一代志士仁人的心声,是南宋时代的民族正气。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首诗以秦筝为题作歌写送别。全诗可分为三层。
诗的前四句主要写秦筝的音调特色。以“汝不闻”点明此歌乃是为肖正而作,并且强调秦筝,引起全诗,“苦”,概括了秦筝声调的特色。次句又以秦筝构造的复杂暗示曲调将不同寻常。三、四两句则具体写秦筝的声音特色,先直接写声调的幽怨沉缓,然后又以时间的推移写曲调的悠远绵长,人们预知秦筝将奏出动人的曲子。
诗的次四句写送别时弹奏秦筝。先点明水绕树合的红亭,是送别的环境,也是弹筝的环境。次点出所弹曲调为《黄钟乐》和《白芝曲》。然后集中写秦筝的音乐效果:清风飒飒而来,浮云停滞不动。“飒”,透露出凄怨,“云不去”反映出缠绵难舍。这两句不仅用自然界的景物形象写出秦筝之声,而且以物之尚且有知’,衬托了人之不能无感,遂有“闻之酒醒泪如雨”一句,来写秦筝声引起的惆怅别情。
诗的最后两句点明“送”字。归秦地而作秦声,歌题是恰切的。结尾“汝”字与开头“汝7字相呼应,强调“送汝”,而一个“悲”字呼应开头的“苦”字,写出借秦筝传达出的悲苦不忍别离的心情。其中似也包含着弃置州县,难以归京的苦闷。
这首诗情调悲切婉转,催人泪下,韵脚也低沉凝重,突出地表达了诗人送别时凄怆悲苦的心绪。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王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楚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