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梦写情。“好梦最难留”，劈空而来，情势完足，醒入耳目，总摄全篇。至少包含三层意思：作者曾有个美好的梦，美梦已经逝去，十分怀恋它。“最难留”，是因为最想留，加深了“好梦”所表现的感情。这句是极丰富的个人情感的凝缩，是对古今中外人们某些感情生活经验的概括，是作者最深沉的感叹。读之使人回味再三，产生强烈的共鸣。作者声称写梦，但那发自肺腑的感喟却使人疑梦为真。“吹过仙洲”，好梦都是短的。作者的好梦象一阵风，就那么容易吹走了。风吹好梦飞越大海到了神仙居住的小岛。“仙洲”写梦的归宿，显示梦的美和对它逝去的伤感。也许作者希望它在“蓬莱宫中日月长”吧。词写到这儿，象似一首乐曲已近尾声，又象主人公在凝神思考。“寻思依样到心头。”“寻思”，承首句怀恋好梦的含义，写寻梦。“依样”，依照那个梦境的样子。这句是说，作者想念着那好梦，把它又完好地唤了回来。可见对好梦的印象之深，突出了“好”字。但这句重要的作用是强调下文写的梦境。
“去也无踪寻也惯”，回应首句好梦已逝的含义，并解释了“依样”。因为作者经常重温这好梦，已完全纯熟。每当想起它，眼前首先浮现的是“一桁红楼”。这是复道行空、楼阁玲珑的非凡去处。交待了好梦的环境和在这环境中的佳人。应指出，作者始终没直接写伊人，只用环境烘托。既然是好梦，则主人公爱之，那么这梦决非只有景观。人不是追随环境的，环境之可人，总因为这环境中有合意的人。且“红楼”是富贵女子居处，说有佳人无误。
“中有话绸缪，灯火帘钩”，“中”字把上下阕紧密连接起来。自然，这“中”是指红楼之中。它有一种明显的效果，就是把作者和词境的距离拉长了。似乎作者超然物外地在观察想象人间情侣的奥妙。那红楼中的人有说不完的话，缱绻缠绵。不知不觉已到夜阑灯上时，银钩乍摘，宝帘轻放。这两句看似不经心不用力，其实恰是以浓墨重彩画出了难忘的一幕。作者与词境不即不离，所写则不好凿实。
“是仙是幻是温柔”，由前面描写梦境的远景、中景推向近景，但却移开了镜头。用梦幻般的感受代替了实写。“仙”“幻”“温柔”又象从不同角度状写佳人的超凡绰约的风姿和妩媚柔和的天性。这个词句等于三个判断句，可以说表现了多方面的美，但不如说表现出一种难以说清的美感。三个形容词前都用判断词“是”，反而不能表达明确的判断，使人感到一种选择不到最恰当的词的困惑，言有尽意犹未尽。
“独自凄凉还自遣，自制离愁。’’写好梦已远远离去，只剩自己孤独寂寞。梦醒后加倍的凄凉使作者感到重压，但排遣它还要靠自己。这凄凉之感其实就是离愁别绪。揭示离愁的主旨已经水到渠成。“自制离愁”承以上词意，明写离愁，但偏用“自制”否定了它的实有，说这不同于一般的离愁，只不过是自己心造的幻影，是自己编制的美好情境。又归结到写梦。刚露出真实的端倪，又及时遮掩过去。闪闪烁烁，似是而非，读来颇有山重水复之感。实际上，写离愁是本词的主旨。
这首词依感情的起落、转承显示层次，写得节奏鲜明，意脉贯通，跌宕有致，摇曳多姿。以梦境为中心，有如叙述自己生活里曾有的一个美好的故事。围绕这个故事，写出自己的感触。词意虽影影绰绰，但合作者的主张：“古来情语爱迷离”，且不失具有一种艨胧之美。
这是一首小令，抒写的是作者游宴后邀朋乘舟晚归时的情景，是作者描写自然风光、表现闲适放逸生活情调的代表作。小令前五句写景，以浓墨重彩由远及近、由面及点、由实及虚地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境界恢宏的秋江晚霞图；最后两句是写人，通过作者与友人的对话表现其归隐生活的惬意。全曲语言通俗而不乏文采，笔调轻松而富于情韵。
首二句“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形象地写出了时间、地点。芦花在秋天开放，这是一个霞光明丽的秋天的傍晚。“水面”“船头”“芦花”三者组合在一起，表现了江南水乡的地方色彩。这二句字面没有写人，然而抒情主人公已在其中，他的目光由远而近，在船头停住，所以说：“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辉辉”“细细”是仔细观察体会的结果，因为细，所以芦花下垂，所以会点着船头，他看得那么细，那么有味，可见其心绪之恬静悠逸。
次三句“缸中酒似绳，天外山如画，占秋江一片鸥沙”，再由近而远，描绘山水。这三句也没有写人，而又句句写人，——原来这位抒情主人公正坐在船中喝酒，所以有这时间、这心情去欣赏远近景物。“酒似渑”，极言酒之多，还够他慢慢喝的，他就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地观赏景物。他看了水面晚霞、船头芦花之后，便放目望去，远山隐约可见，在宽阔的江面上有一片栖息水鸥的沙渚。山水如此淡雅闲静，这是把抒情主人公的心态物化了。远近上下的景物全由“我”将其连缀组合成一个整体画面，并且是物“我”交融的。
最后二句“若问谁家是俺家，红树里柴门那搭”以自问自答作结。这“红树”“柴门”所在的地方，从抒情主人公的视线看，当是在鸥沙附近的秋江之畔，而且也只有这样画面才完整，色调浓淡相衬而又和谐，与首二句相应而圆合。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至此才直写人物，自道府第，看来他也有点憋不住了，饶有趣味。
因陈铎作曲，化用前人的较多，故常被论家指斥，或谓其“曲多蹈袭（《曲苑·雨村曲话》），或说他“所为散套，既多抄袭，亦少才情”（何良俊《四友斋曲说》），而对他精通声韵协律合乐的制曲艺艺术却是一致公认的。即便批评他“多抄袭”的何良俊也不得不肯定他在声韵艺术方面的成就：“字句流丽，可入弦索。《三弄梅花》一阕，颇称作家。”（《四友斋曲说》）顾启元则更为概括地对此作了肯定：“陈铎为指挥，善词曲，又善谑。”（《客座曲话》）这二“善”当然仅是从制曲艺术而言的，并完全扣住了曲的特点和陈铎的独到之处。陈铎确实是善谑的，如上举诸曲，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谑味，而在《滑稽余韵》集中更是比比皆是，真可谓竭尽揶揄调侃之能事。
总之，尽管陈铎有“蹈袭”之病，而作为讲究声韵必须合律的散曲艺术而言，人以“能手”“乐王”称之，适得其所，而广泛而又生动地反映明弘治正德间社会生活面貌的《滑稽余韵》集更属他人所无，前人都充分肯定了他所作出的贡献。汪廷讷曰：“曲虽小技乎，摹写人情，藻绘物采，实为有声之画……金元作者尚矣。于昭代，独北面陈大声氏。……其韵严，其响和，其节。词秀而易晰，音谐而易按。言言蒜酪，更复擅场，借使骚雅属耳，击节赏音。里人闻之，亦且心醉。”（《刻陈大声全集序》）曹学佺曰：“其所著有《梨云》《可雪》《月香》《纳锦郎》诸稿，而《滑稽余韵》……则又妙极俳谐，令人绝倒。大都流丽清圆，丰藻绵密，事尽而思不乏趣，言浅而情弥刺骨。”（《汪昌朝精订陈大声集序》）
这首词上片首三句明写荷花，实写美人，以“碧玉堂深”点出美人所居之地；以“水”兼写“小芙蓉”及美人所在玉堂的清姜环境。后三句连用“闭”、“掩”、“倚”、“拖”四个有独特含意的动词，把女主人公如痴如醉如怨的情状淋漓写出。
下片“迟迟”二句以乐景写愁情，以鸳鸯兴相思。结尾二句，是女主人公对上二句“凝望”后的瞬间表情，如梦如幻，以笑写愁，笑得愈沉醉，愁情也愈酸楚。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后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后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后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