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起首一句追述了承平岁月中的胜景清游。词人用射猎西苑，走马东郊，来概括往日与狂朋怪侣俊游的盛况，既是用典，又是纪实，笔力遒劲，具足声容。接下来，以一个去声的“对”字领“葱葱”两句，展示出一幅生机活泼、热气腾腾的广阔背景。
这是故意设计的顿挫之笔，不肯教“射麋”、“走马”的俊迈之气一下发露太过。后又用“好景”两句挺接发端之意，然而却只点到为止，不作过多的渲染。经过一番蓄势，然后以一个“向”字领出了“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三句妙语来。这一气呵出的三句，真把这位骏马貂裘的青年公子的狂游盛况写到了极致。
下片，词意陡转，大起大落，与前片形成鲜明的反差。过片三句，写金兵南下之时，词人被迫避难南荒，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流离道路已极不堪，寄食豪门，仰人鼻息，痛苦又更甚一层。一个“强”字包含了其间种种酸辛，是一个倔强者无可奈何的喟叹。沦亡的痛苦，把当年的意气公子从风月留连的醉梦中惊醒。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诗人一样，也要为民族的振兴呐喊搏斗。然而那个君孱臣佞的小朝廷里，他的满腔热情，根本不被置理。“空漫说、螭蟠龙卧，谁取封侯”就是这种内心痛苦的披露，意谓：莫说有卧龙的才具，也无法建树封侯的功业。这是报国有心，请缨无路的英雄的悲叹，语气沉重，充满失望的痛苦。
接下来“塞雁”、“蛮江”二句，可以抒写了郁结于胸的故国之苦思。塞雁比人更幸福，它可以不受人间兵戈的阻隔，年年春天结阵北去：“蛮江”也是自由的，它可以日夜不止地依旧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唯有自己这个天涯的羁客，却不能重返故园了。这几句融情入景无情景物，并惹哀愁，写得真切感人。歇拍三句，更进一层，把悲哀推到了极点。先说此身已老，北归无望，接着运笔虚际，翻腾出一个心魂入梦重返家山的结局，然而以梦境的欢愉来衬托实境的悲惋，益觉加倍的悲哀了。与篇首相绾合，结构谨严，语极沉痛，几入化境。
词人通过登多景楼的所观情景的描写、抒发，表现怀才不遇的困惑、无奈，但通篇并无消沉之感，而是感慨悲凉。
上片触景抒怀，情融景中。
开首“天下奇观，江浮两山，地雄一州”三句，实景与幻象相融合，其中用一个“奇”字，表现出了奇妙的视觉幻象。“对晴烟抹翠，怒涛翻雪，离离塞草，拍拍风舟”，画面进一步活跃起来。看吧，江面开阔，水雾缭绕，晴日下，格外分明，江那边，只能模糊地看见青青的山影。句中“抹”字，生动地绘上令人神往的一笔。灵动的笔触一转，绘出浪声阵阵，一浪高过一浪，如一堆堆白雪翻滚。句中“怒”、“翻”二字，将气势浩大的江涛表现得极有力度。江边苇草丰茂，江船迎风击水前进。登斯楼也，睹其江水、远山、烟波、怒涛、塞草、行船，画面生机盎然，气势宏伟，激起有志男儿的壮志豪情。
但是，现实残酷地粉碎了词人的宏伟抱负，不禁悲从中来。他感到“春去春来，潮生潮落”，岁月如此匆匆消逝；对照之下，他却只能“几度斜阳人倚楼”。于是一种愤懑压上他的心头，“堪怜处，怅英雄白发，空敝貂裘”，英雄老矣，什么都不可能了，难有作为。如此写来，感情一波三折，起伏有致，令人感动。
下片直书感喟，情中带景。
词人自比谢安，志愿出征，领导抗战，可是，朝廷却不任用他，使他壮志难酬。既然如此，词人只好退而求隐：“且容老子，还访浮丘。”此句意谓，还是归隐去吧，去与浮丘公相伴。下面，词人更进一步抒发了归隐的思绪，并为未来的归隐生活作了构想：“鸥鹭眠沙，渔樵唱晚，不管人间半点愁。”这样，在词人的眼前出现了归隐生活的幻景，闲适，安然，不问世事，写得十分真切生动。词尾写道：“危栏外，渺沧波无极，去去归休。”这里，词人写自己倚栏远眺、沉思，深感国运难回，英雄失志，终于下定归隐的决心。“去去归休”，不能再犹豫了。
词中有画，这是此词最大的特色。寥寥几笔绘出一幅清新、俊逸的江水山色图；此词意境开阔，绘景抒情相得益彰，且气韵流畅，很有力度。就内容而言，其中消极避世的隐退思想与建功立业的宏图大志这一对矛盾集中于词人一身，这是现实使然，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分不开。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马燧立下战功无数，但是诗人感怀的不是他的赫赫战绩，而是他的仁者之心。史载马燧务勤教化，禁止横征暴敛，去除苛刻烦琐；宽以待下，士众临阵“无不感慨用命，斗必决死”。马氏一生大节，追述起来，足成一书。但作者运用典故，只一句就把这意思灵活表达出来了。“绝缨”事出《战国策》：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日暮酒酣，殿上烛灭，有人乘暗戏牵楚庄王所宠美人的衣裳，美人扯断其冠缨（帽带），以告王，命立即点烛，以便追查。楚庄王不欲因此处分人，遂命群臣皆绝缨而后燃烛，使得难以识别出先绝缨的那个人来。后来吴军攻楚，那个戏牵美人衣襟的人临阵特别卖命。“吐茵”事出《汉书》：西汉丞相丙吉宽待属吏，他的车夫嗜酒，有一次喝多了呕吐在车上，弄脏了华丽的车垫（锦茵），左右的人想斥逐这个车夫，而丙吉认为不过弄脏一张车茵（席），不为大过，无须大惊小怪，不至于赶走他。此诗首句就是通过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刻画出一个目光远大、胸次宽广的人物形象。一句中实用两事，语言极为凝炼。
次句直陈追慕先贤的心情，“欲披荒草访遗尘”，咏凭吊事兼写出旧园遗址的荒凉。“朱缨”“锦茵”与“荒草”“遗尘”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今昔盛衰之感。
紧接着，后两句写诗人怀古伤今的悲痛，又用了两个典故。“西园”系建安诗人在邺城的宴游之所，为曹植所建，后经丧乱，曾与其会的刘桢旧地重游，感怀为诗云：“步出北门寺，遥望西苑园。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西园泪”即谓此。“山阳”（今河南修武）为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旧游之地，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重过其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因而想到昔日游宴之乐，作《思旧赋》。“山阳笛”即指此。用此二事写物是人非之慨是很贴切的。但这两句用典与前两句有所不同，它是融合在写景抒情之中的。秋风、园苑，是眼前景；闻笛、下泪，是眼前事。但谓之“山阳笛”、“西园泪”，就赋予笛、泪以特定感情内容，限制同时又丰富了诗意的内涵。三句的“忽”字值得玩味，“披荒草访遗尘”，尚能自持，忽然洒泪，却是“闻笛”的缘故。“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思旧赋》），那如泣如诉的笛声，一下把诗人推入向秀赋的意境，使他怆然涕下。所谓“山阳笛里人”，是向秀因闻笛而感伤怀念的逝者。《思旧赋》中还说：“惟（思念）古昔以怀人兮，心徘徊以踌躇。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何往）”，正好借来作为“欲披荒草访遗尘”到“满目山阳笛里人”的注脚。但也不尽是怀旧而已，它包含一种不平之鸣，就是如沈德潜所说“伤马氏以见德宗之薄”（《唐诗别裁》卷十九）。
如前所述，后两句用典较虚（活），前两句用典较实。其中道理，可用姜夔的“僻事实用，熟事虚用”（《白石道人诗说》）八字说明。僻事如用得太虚，则不易为人理会，故宜实用。“绝缨”“吐茵”之事，旁人罕用，就属僻事之列。熟事如用得过实，则未免乏味，活用则耐人含咀。“山阳笛”为人所习用，就属熟事之列。
与窦牟差不多同时代的诗人赵嘏有首《经汾阳旧宅》，诗云：“门前不改旧山河，破虏曾轻马伏波。今日独经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阳多。”是怀念唐朝中兴元勋郭子仪之作，主题与窦牟这首《奉诚园闻笛》略近。两诗对照，则赵诗见白描之工，而此诗擅用典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