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描写在江边小亭独坐时的感受。前四句从表面上看，诗人坦腹江亭，心情平静，无意与流水相竞；心情闲适，与白云一样舒缓悠闲，其心境并非那样悠闲自在。五六句移情入景，心头的寂寞，众荣独瘁的悲凉，通过嗔怪春物自私表露无遗。末二句直抒胸臆，家国之忧难排难遣。此诗表面上悠闲恬适，实际则是一片焦灼苦闷。情理兼容，意趣盎然。
首句描写表面看上去和那些山林隐士的感情没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一读三、四两句，区别却是明显的。晚春的季节，天气已经变暖，诗人杜甫离开成都草堂，来到郊外，舒服仰卧在江边的亭子，吟诵着《野望》这首诗。《野望》和《江亭》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从表面看，“水流心不竞”是说江水如此滔滔，好像为了什么事情，争着向前奔跑；而诗人却心情平静，无意与流水相争。“云在意俱迟”，是说白云在天上移动，那种舒缓悠闲，与诗人的闲适心情完全没有两样。仇兆鳌说它“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杜诗详注》）是从这方面理解的，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看法。
“水流心不竞”，本来心里是“竞”的，看了流水之后，才忽然觉得平日如此栖栖遑遑，毕竟没有意义，心中陡然冒出“何须去竞”的一种念头来。“云在意俱迟”也一样，本来满腔抱负，要有所作为，而客观情势却处处和诗人为难。在平时，原是极不愿意“迟迟”的，诗人看见白云悠悠，于是也突然觉得一向的做法未免是自讨苦吃，应该同白云“俱迟”才对了。
王维的诗“流水如有意”，“有意”显出诗人的“无意”；杜甫的诗“水流心不竞”，“不竞”泄露了诗人平日的“竞”。“正言若反”，在作者却是不自觉的。
“寂寂春将晚”，带出心头的寂寞：“欣欣物自私”，透露了万物兴盛而诗人独自忧伤的悲凉。这是一种融景入情的手法。晚春本来并不寂寞，诗人处境闲寂，移情入景，自然觉得景色也是寂寞无聊的了；眼前百草千花争奇斗艳，欣欣向荣，然而都与诗人无关，引不起诗人心情的欣悦，所以他就嗔怪春物的“自私”了。当然，这当中也不尽是他个人遭逢上的感慨，但正好说明诗人的心境并非是那样悠闲自在的。写到这里，结合上联的“水流”“云在”，诗人的思想感情就已经表露无遗了。
杜甫写此诗时，安史之乱未平。作者虽然避乱在四川，暂时得以“坦腹江亭”，到底还是忘不了国家安危的，因此诗的最后，就不能不归结到“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又陷入满腹忧国忧民的愁绪中去了。杜甫这首诗表面上悠闲恬适，骨子里仍是一片焦灼苦闷。这正是杜甫不同于一般山水诗人的地方。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前两句写寒食景象，为下面的抒情做铺垫。后两句直接抒情，抒发失去家园之痛。
在路途中，正是寒食节，在阳春三月年，作者借用途中遇到的景物抒发对故国的怜念之情，对君主的惦念。
这首诗紧扣夜中小雨，以愁情贯穿全诗，它以夜长喻愁长，以小雨反衬愁浓，以雨停反衬愁深，结尾以“颠倒匡床嚣作结，把诗人的愁情推到高潮。诗不仅构思精巧，抒情亦有独特之处，情境交织，情随境移，寓情于朴实的语盲之中。
开头两句，点明雨夜，顿入愁境。短更长更，愁絮绵绵，更由短渐长，表明诗人孤愁萦怀，难以入眠已经多时了。三点两点，雨声零落，雨点由三到两，可见雨声愈来愈疏。三点两点的雨声，只有在更深夜静之时，不眠之人，才能听得见。入夜容易使人思绪万端，牵动愁肠，淅淅沥沥的雨声更使人愁上添愁，不堪其苦。第三句则把抽象的愁思具体化，说雨声不似愁思那样难断，正面说雨声，其实意落反面，侧写了愁思比雨声细密绵长，这比直接描写更富有表现力，使愁思具体可感，更深刻生动，此所谓“诗有正写不出，须用反击始透者”。如此绵密不绝的愁思，直教诗人无计可除，辗转反侧，不能安席。这时，月入窗棂，清冷幽绝的月光照着不眠的诗人，结语余音袅袅，回味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