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在旅途中雾中行舟。语言朴实而自然,读来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首联总写大雾弥漫的景色,既描写晨雾之大,又点出了水、山、天。而山光水色,正笼罩于浓烟密雾之间,隐而不见,眼前唯一能见的只有大雾。作者一笔写出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虚实相映,浑然一体。这两句先渲染出一个大的背景,为全诗做了铺垫。
山水景物,都隐藏在浓雾中,暝暝不可见,因而视觉无所可用,但听觉却转而分明。嗷嗷猿啼,淙淙濑流之声,自漫漫浓雾中传来,宛如空谷足音,显得格外震动耳骨,引人注意。“听”、“闻”、“忖”、“知”四字,用得次序井然、章法严密,细腻地表现了雾中之人凭籍冥冥之间的声音,进行揣度和判断的心理过程。隐而不见的岫峦和川流,便借助听觉的作用,转变为视觉形象,呈现于雾中人的眼前。正由于只可以借助听觉加以想象,而不能直接通过视觉以明见,这岫峦和川流,便增添了几分迷离恍惚、神秘莫测的色彩,别有一番魅力。
颈联紧紧承接上文,进一步写出了人在雾中,迷茫彷徨,茫然不知所之的真切感受。雾中的渔人、行舟,宛如飘浮于浩渺云间,左右前后,无所依傍,恍然惚然。澳浦虽近在咫尺,渔人却迷惑不知;扁舟欲上下沿沂,却茫然不得其所。作者在这里既把雾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同时又将人的迷茫惶惑心境展示得细腻入微。
尾联诗人笔锋一转。一个“尽”字,下得干净利落,浓云密雾,一扫而空。阳光普照,天水清澈,全诗的境界焕然一新。“澄鲜”二字,说明雾后的山水给人以格外清澄透彻、鲜明醒目的感觉,同时也表现了舟中之人自雾中脱出,精神为之一振,豁然开朗了的心情。这结尾二句与开头二句照应得十分紧密,“氛霭”对应“雾”、“烟”,“空水”承接着“水”、“天”,“澄鲜”对照着“冥冥”,首尾呼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首写雾的诗,作者不用“蛇游”、“豹引”、“漱水”、“吹沙”之类古人写雾习用的典故套语,也并不着力于对雾的形态本身作对比描绘,而是以白描的语言,紧密结合人在雾中的感觉和体验来展示雾中的景物,表现雾的氛围,因而读者仿佛也被带入了弥漫着水雾山烟的意境,与诗人一道去体验那浓雾之间的山水、川岫、猿声、濑声,获得了非常真切的感受。这确是一篇写雾诗的佳作。全诗语言自然流畅,不事雕琢,而其格律和对仗,却几乎暗合了唐人五律的要求。
《梁书·伏挺传》谓伏挺“为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他的诗作流传至今的仅此一首。但就这首诗而论,不仅句佳,而且全诗的意境亦统一完整,其成就看来,并不在谢灵运某些诗作之下。
这首诗极富于哲理。诗的前两句是历来传颂的名句。“疾风知劲草”一语,出自宋·范晔《后汉书·王霸传》。此语原为汉光武帝刘秀赞誉王霸之言。光武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逝,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后世遂用以比喻只有经过危难或战乱的严峻考验,才能识别出谁的意志坚强,谁是忠诚可靠者。作者李世民在此诗中用此赞美萧瑀。次句的“板荡”乃《诗经·大雅》中两篇作品的名称。《板》、《荡》二诗讥刺周厉王无道,败坏政局。后以“板荡”代指政局变乱。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劲草”混同于一般的草;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诚臣”也容易混同于一般的人,其特殊性没有显现出来,因而不易鉴别。只有经过猛烈大风和动乱时局的考验,才能看出什么样的草是强劲的,什么样的人是忠诚的。
后二句则另换角度,继续盛赞萧瑀。徒有一时之勇的“勇夫”并不懂得真正的“义”,而真正的“智者”必然心怀仁德。这里告诉读者,只有忠诚还是不够的,要智勇双全,才算是有用之才。有勇无谋,莫言义;有智无勇,难施仁。
这首诗诗意浅显,说理形象,寓意深刻,言简意赅地揭示了“智”、“勇”、“仁”、“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不仅对于知人善任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读者的自我完善,如何使自己成为智勇双全的有用之才方面,也具有启迪作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二句,如今引用它,比喻只有经过尖锐复杂斗争的考验,才能考查出一个人的真正品质和节操,才能显示出谁是忠贞的强者。
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