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久这首《天净沙》，宛如一幅淡远幽雅的山水画，是对友人鲁卿隐居山中的礼赞，亦是自己一片向往之情的真实流露。这首小令笔墨简淡，风神高远。上半幅写景即写人，写出了隐者的品格风致。下半幅写自己来探望隐者，写出立刻深挚的友情。明朝朱权《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云：“张小山之词，如瑶天笙鹤”，“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凡此皆可于此首小令证之。究极而论，此首小令造境之高远，乃出自小山对于隐逸之真诚向往。 [4] 全曲通过对秋云、秋水、秋木的描写，构建出高远、清幽的境界，营造出静谧的禅境。通过对斋庵及其环境的描写，表现鲁卿高尚、纯洁的品格和自己的向往之情。
头三句写景。首句“青苔古木萧萧”，讲古木萧萧，青苔丛生。“青苔古木”，是构成首句物境的基础，青苔结生于古木之上，亦可以将青苔、古木理解为并立的意象。“萧萧”一词，一般用来形容木叶肃杀、飘落的情态，这里也是用来衬托秋日山中凄清、古静的气氛。
“苍云秋水迢迢”，写水云状貌。“苍云”是高空长云，有宏阔的气象；“秋水”有平沙落雁相伴，皆染秋色。“迢迢”修饰“秋水”，结构同“萧萧”修饰“古木”一样。“秋水迢迢”突出秋水长空一色的景貌，这里的“迢迢”其实也感染了“苍云”的色彩。
“红叶山斋小小”，写鲁卿山斋所在，有红叶飞落环绕，与肃杀的古木、旷远的云水相比，山斋不过是“小小”的一座。但“山斋”与前二者不同的是，青苔木色、云水长天，都是肃杀清远的“黑白照片”，而环绕“山斋”的“红叶”却是秋季最艳丽的色彩的代表。
前三句用相同的句子结构，由小至大、又由大入小地勾画出秋山云水的样貌。从色彩和结构的丰富性上来讲，“青苔古木萧萧”最肃杀，“青苔”“古木”都是较死板、幽深的物象；“苍云秋水迢迢”，使境界顿时开阔，色彩也更明亮了；“红叶山斋小小”，一“红”一“小”，与前文形成对比——“红”与“萧萧”“苍云”对照，形成鲜艳的色彩刺激，“小”与“萧萧”“迢迢”对照，实际上是把焦点集中到了“山斋”上来。
红叶”使得“山斋”成了前三句秋山云水图的中心，但“山斋”之“小”又为后文的继续展开留下了余地。其一。将鲁卿的“山斋”放到了巨大的秋山云水背景中；其二，“山斋”之“小”突出了它的幽深，这就使得下文“有谁曾到”的句子显得十分自然了。
后一部分“有谁曾到？探梅人过溪桥”，写的其实还是鲁卿斋的幽深，不过换了一个角度，并加了一些意思。所谓“探梅人”，指的是作家自己。“梅”不是秋日的物象，但梅的枝劲花清，自古是高士隐者的代表，作家说自己是“探梅人”，就是把鲁卿比作梅—般的高士来赞扬了。
过溪桥”是一个过程，作家想要探访“山斋”，但还在路上，刚刚踏过小溪上的石板桥。这样的写法。从效果上应和了前文“有谁曾到”的疑问，连诚心探访的作家都只是方过溪桥，他人自然是不知有此处了。
《天净沙》常用来写秋景、抒悲远之情。这首《天净沙》，则是通过秋景的衬托，写高士鲁卿的隐逸。一句“探梅人过溪桥”，带着些许禅意。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写西湖之春的诗词曲可谓汗牛充栋，然此曲别是一番情调。前三句写西湖繁华，抓住了游人在春风暖日中徜徉之感受，突出一个“闹”字，管弦、莺歌，更有花团锦簇；“不知音”二句乃言西湖春景之“宜”，即所谓“宜晴宜雨”，“宜酒宜诗”等等一西湖无时不美，无处不美；
最妙自然还在末三句，作者感受之细微与独到，是极饶创造性的。特别是末句，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春之西湖与睡足了的西施醒来之比并，真可谓神来之笔，大可玩味。
刘长卿当时在新安郡（治所在今安徽歙县）。“孤舟相访至天涯”则指李穆的新安之行。“孤舟”江行，带有一种凄楚意味。“至天涯”形容行程之远，和途次之艰辛。不说“自天涯”而说“至天涯”，是作者站在行者角度，体贴他爱婿的心情，企盼与愉悦的情绪都在不言之中了。李穆当时从桐江到新安江逆水行舟。这一带山环水绕，江流曲折，且因新安江上下游地势高低相差很大，多险滩，上水最难行。次句说“万转云山”，每一转折，都会使人产生快到目的地的猜想。而打听的结果，前面的路程总是出乎意料的远。“路更赊”，这三字是富于旅途生活实际感受的妙语。
刘长卿在前两句之中巧妙地隐括了李穆原唱的诗意，毫不著迹，运用入化。后两句则进而写主人盼客至的急切心情。这里仍未明言企盼、愉悦之意，而读者从诗句的含咀中自能意会。年长的岳父亲自打扫柴门迎接远方的来客，显得多么亲切，更使人感到他们翁婿间融洽的感情。“欲扫柴门”句使人联想到“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杜甫《客至》）的名句，也表达了同样欣喜之情。末句以景结情，更见精彩，其含意极为丰富。“青苔黄叶满贫家”，既表明贫居无人登门，颇有寂寞之感，从而为客至而喜；同时又相当于“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的自谦。称“贫”之中流露出好客之情，十分真挚动人。
将杜甫七律《客至》与此诗比较一番是很有趣的。律诗篇幅倍于绝句，四联的起承转合比较定型化，宜于景语、情语参半的写法。杜诗就一半写景，一半抒情，把客至前的寂寞，客至的喜悦，主人的致歉与款待一一写出，意尽篇中。绝句体裁有天然限制，不能取同样手法，多融情入景。刘诗在客将至而未至时终篇，三四句法倒装（按理是“青苔黄叶满贫家”，才“欲扫柴门迎远客”），使末句以景结情，便饶有余味，可谓长于用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