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以推心置腹的知心话语慰抚老师。纳兰性德词人直言人生在世,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让恩师在京城中熬到头发花白的,能够归乡隐居,在优美如画的清溪上垂钓,自得其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是词人善解人意,对清白儒雅的老师在官场内部争斗中蒙冤后辞职归乡的选择,给予的最深切的同情与支持。
下片写那些看似纵情享受荣华富贵的衮衮诸公,实际上得到的只是身外的得时浮华,是在虚度人生。当然,事出无端,与老师分别之际,车马萧萧,西风凄紧,孤雁南飞。恩师此番得去,就与自己再难见面了,因此纳兰性德心中悲凉不已,鼻酸泣下,细雨蒙蒙中,别情依依,唯有频频挥手以酬知己了。在伤心地慰藉老师之后,最后,纳兰性德还是忍不住吐露了自己愤世嫉俗的情怀:要知道,那些朝廷得势的形形色色的人,的确得到了许多身外浮名,但都是虚掷岁月,人生有多少雄心,就有几番噩梦,最终都是泪点霜华织。
刚刚中举的纳兰性德,似乎应该是春风得意、前途无量的时候,然而这位年轻的贵公子,却写出这样词章,可知其内心深处对人生价值,另有不同凡俗的理解。这封学生写给老师的信,也成为文学史上同类作品中情深谊长的上乘之作。从全词看,词人的座师蔡德清先生此番被迫回归故里,可以说是受了不白之冤的。作为弟子除了填此以示同情和宽慰之外,也只能徒唤奈何了。但此篇中在慰藉座师的同时,也抒发了词人愤世嫉俗的情怀。
这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而是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文章结构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写这封信的缘起与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暮志铭的意义。先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
第三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二三段为“转”,最后两段为“合”,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于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与文章开头呼应。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读者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赠别之作,多从眼前景物写起,即景生情,抒发惜别之意。王维此诗,立意不在惜别,而在劝勉,因而一上来就从悬想着笔,遥写李使君赴任之地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的自然风光,形象逼真,气韵生动,令人神往。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首联是说,梓州一带千山万壑尽是大树参天,山连山到处可听到悲鸣的杜鹃。
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起得极有气势:万壑千山,到处是参天的大树,到处是杜鹃的啼声。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感受,读来使人恍如置身期间,大有耳目应接不暇之感。这两句气象阔大,神韵俊迈,被后世诗评家引为律诗工于发端的范例。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颔联是说,山里昨夜不停的下起了透彻的春雨,树梢淅淅沥沥或像泻着百道清泉。
首联从大处落笔,气势不凡;颔联则从细处着墨,承接尤佳,不愧大家手笔。诗人展现了一幅绝妙的奇景:一夜透雨过后,山间飞泉百道,远远望去,好似悬挂在树梢上一般,充分表现出山势的高峻突兀和山泉的雄奇秀美。“山中”句承首联“山”字,“树杪”句承首联“树”字,两句又一泻而下,天然工巧。这两联挺拔流动,自然奇妙,画面、意境、气势、结构、语言俱佳。前人所谓“起四句高调摩云”(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纪昀语)。“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诚非虚夸。
作者以欣羡的笔调描绘蜀地山水景物之后,诗的后半首转写蜀中民情和使君政事。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汉女辛劳织布纳税,巴人地少诉讼争田。
梓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那里的妇女按时向官府交纳用橦木花织成的布匹,那里的人们又常常会为芋田发生诉讼。“汉女”、“巴人”、“橦布”、“芋田”,处处紧扣蜀地的特点,而征收赋税,处理讼案,又都是李使君就任梓州刺史以后所掌管的职事,写在诗里,非常贴切。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末两句是说,望你发扬文翁政绩,奋发有为不负先贤。
“文翁”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他曾兴办学校,教育人才,使蜀郡“由是大化”(《汉书·循吏传》)。王维以此勉励李使君,希望他效法文翁,翻新教化,而不要倚仗文翁等先贤原有的政绩,无所作为。
联系上文来看,既然蜀地环境如此之美,民情风土又如此淳朴,到那里去当刺史,自然更应当克尽职事,有所作为。整首诗寓劝勉于用典之中,寄厚望于送别之时,委婉而得体。
这首赠别诗不写离愁别恨,不作泛泛客套之语,却有对于国家大事、民生疾苦、友人前途的深切关心。
在艺术上这首赠别诗写的很有特色。前半首悬想梓州山林奇胜,是切地;颈联叙写蜀中民风,是切事;尾联用典以文翁拟李使君,官同事同,是切人。这样下来,神完气足精当不移。诗中所表现的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是唐代送别佳篇。
此曲从风格上看当是文人所作。其末句即用白贲《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成句,也是写“不识字渔父”(白贲曲语)的。据元冯子振《鹦鹉曲·序》载,白曲在其时享有盛名,“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恨此曲无续之者”,于是冯子振逞才和白曲百余首,可见白贲曲的影响之大。而白贲曲一出,因其首句有“鹦鹉洲”,其曲原名“黑漆弩”也就改称“鹦鹉曲”,鹦鹉洲也就从原特定的地名一变为渔父居处的代称。因此,此曲“侬家鹦鹉洲边住”的那个“侬”也很可能是个“渔父’。此曲所写意境受白曲直接影响亦较明显。
但此曲的结构与白曲却大不相同。它先用许多扑朔迷离的笔墨描绘了一个似乎无人迹、无尘嚣的世外桃源之境。“溪边小径舟横渡,门前流水清如玉”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清澄透明的流水静静地淌着;登舟横渡上岸,再沿着一条弯弯小径走去,一座小小屋舍便悠然可见了。这里已隐约透出一股神迷之感。室何人居,诗人未道,他仅描绘了小屋安谧而恬静、雅淡而优美的外部环境;其地何所,诗人未明,是“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乡村野地,还是“小桥流水有人家”(王安石诗)的郊外花村,读者难知其详。以下两句,诗人将读者引入更加神迷的境界:“青山隔断红尘路,白云满地无寻处。”青山白云,幽邃缥缈,使人想起贾岛《访隐者不遇》中童子的答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令人悬望之余,不无怅惘之感。诗人似乎知道读者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故再用两句颇涵自得、自傲,而又不无戏谑嘲弄的“说与你寻不得也么哥”重复叠唱,再将读者推向迷茫恍惚之极境,让人只好自叹凡俗,对此神秘的仙界可望而不可即,可想然不可知。若全曲到此作结,倒颇堪称之为“朦胧诗”的,“象外”之味,尽可让人作万千之想。然古代诗歌于“超以象外”后必要“得其环中”,结句“却原来侬家鹦鹉洲边住”正是揭其“环中”的全曲之眼。一直隐在曲中而未露其面的小屋之主倏然而出,仙界者,“渔父”居所也。有此一句,“境界全出”:那青山白云、门前流水、轻舟小径构成的极澄至净的世界,不是“红尘”外的仙境,也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观,它乃是“渔父”心灵中的圣所,理想中的“隐士”精神世界的“物化”罢了。
“渔父”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现实中真正的渔父。自从楚辞《渔父》中诞生了一位“世人皆醒我独醉”、不与世俗争流的“渔父”后,其历代“子子孙孙”实际上便成了不求功名、不慕荣华富贵而独善其身的人格精神象征。“渔父”之咏成了古代“隐士”之歌中别具一格的支系,王维的一首“隐士诗”不妨可看作其核心主题:“永怀青岑客,回首白云间。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渔父”之吟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绝非无因,元代尤其如此——得志而显达者咏之,以见其不失高雅;失意者又借以曲折表达其对现实的不满或失望,同时又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融化到“渔父精神”中去,以忘却现实生活的烦恼,在“超尘脱俗”的心灵净化中求得心理的平衡。白贲《鹦鹉曲》所以能享誉一时,除了其韵用“鱼模”部去声险韵外,“渔父”这一传统母题具有文人心目中特有的“精神美”魅力,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而此曲不惮有名作在先,效而再创,也有这样的魅力在召唤。
然而,如果此曲无自己的艺术魅力,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在历代“渔父”之吟中,以青山、白云喻其高洁脱俗,以轻舟、流水状其自由洒脱,乃是众所撷取兼含比兴的意象。白曲如此,此曲亦如此。但白曲以“侬家鹦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领起全篇,让人一下子进入传统“渔父”的既定精神境界,然后再组合意象,使其表现的精神世界得以形象化,而结句“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与之遥相呼应,使全曲颇得爽朗豪放之风。此曲则首先隐约回环,先造其境,使人捉摸不定,产生强烈的探询感,结句则借当时人所熟知的“鹦鹉洲”指称“渔父”,点出意核,复令人再回味、咀嚼全曲,既得含蓄蕴藉之趣,又不失明朗畅达之风,虽与白曲所取意象大致相同,结构方式则别具一格。细而察之,此曲“溪边小径舟横渡”与白曲“浪花中一叶扁舟”,“青山隔断红尘路”与白曲“觉来时满目青山”,虽句中形象相同,但也各随其曲之意脉与情调,彼此不能互换,而并非增减其字而已。故其虽受白曲影响和启迪,然却是自己的创作。加上作者选押去声韵之《叨叨令》曲体,除“处”、“住”为白曲原用韵脚外,“渡”、“玉”、“路”,均是字熟而韵险,既继承了白曲“险韵”特色,又有自己的匠心,这大概就是此曲并非首唱,又属“无名氏”之作却能流传至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