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不仅刻画了歌女柔奴的姿容和才艺,而且着重歌颂了她的美好情操和高洁人品。柔中带刚,情理交融,空灵清旷,细腻柔婉,是这首词的风格所在。
上片总写柔奴的外在美,开篇“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描绘柔奴的天生丽质、晶莹俊秀,使读者对她的外貌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真切而又寓于质感的印象。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这句的意思是:柔奴能自作歌曲,清亮悦耳的歌声从她芳洁的口中传出,令人感到如同风起雪飞,使炎暑之地一变而为清凉之乡,使政治上失意的主人变忧郁苦闷、浮躁不宁而为超然旷放、恬静安详。苏词横放杰出,往往驰骋想象,构成奇美的境界,这里对“清歌”的夸张描写,表现了柔奴歌声独特的艺术效果。“诗言志,歌咏言”,“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美好超旷的歌声发自于美好超旷的心灵。这是赞其高超的歌技,更是颂其广博的胸襟,笔调空灵蕴藉,给人一种旷远清丽的美感。
下片通过写柔奴的北归,刻画其内在美。换头承上启下,先勾勒她的神态容貌:“万里归来颜愈少。”岭南艰苦的生活她甘之如饴,心情舒畅,归来后容光焕发,更显年轻。“年愈少”多少带有夸张的成分,洋溢着词人赞美历险若夷的女性的热情。“微笑”二字,写出了柔奴在归来后的欢欣中透露出的度过艰难岁月的自豪感。“笑时犹带岭梅香”,表现出浓郁的诗情,既写出了她北归时经过大庾岭的情况,又以斗霜傲雪的岭梅喻人,赞美柔奴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为下边她的答话作了铺垫。
最后写到词人和她的问答。先以否定语气提问:“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陡转,使答语“此心安处是吾乡”更显铿锵有力,警策隽永。白居易《初出城留别》中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种桃杏》中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等语,苏轼的这句词,受白诗的启发,但又明显地带有王巩和柔奴遭遇的烙印,有着词人的个性特征,完全是苏东坡式的警语。它歌颂柔奴随缘自适的旷达与乐观,同时也寄寓着作者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这首词中以明洁流畅的语言,简练而又传神地刻画了柔奴外表与内心相统一的美好品性,通过歌颂柔奴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抒发了作者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
王梵志的诗作在唐初流传极广,后来却一直被封建正统派视为“下里巴人”,不能进入诗歌艺术堂奥。现存梵志诗相当大一部分从内容上说,是劝世劝善的诗体道德箴言,这类诗较少文学价值。梵志诗最有文学价值的,当推那些有意无意作出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画,就像这首诗。
这首诗录自敦煌卷子本《王梵志诗》卷第三。诗用第一人称语气写来,类乎戏曲的“道白”。自夸有一处世法宝,这就是与世无争、息事宁人。这种旧时代人的一种“共相”,在诗人笔下得到个性化的表现。“与世无争”的概念并未直接说出,而通过诗中人活生生的语言:“相打长伏弱,至死不入县”来表述。被人欺负到极点,却死也不肯上县衙门申诉,宁愿吃亏,这是进一步写“相打长伏弱”,连“忍无可忍”的意气也没有。诗歌形象打上了封建时代弱者的烙印,散发着生活气息(“相打”、“伏弱”、打官司都来自生活)。而“价值百匹练”的夸口适足见出人物身分(以“百匹练”为贵,自然不是富人意识),表现出人物处境虽卑微而不自知其可悲。通过人物的语言,诗人刻画出了一个甘居弱小、不与人争的小人物形象。
这首诗录自费衮《梁溪漫志》卷十。与《我有一方便》一样,这首诗也用第一人称写,展现的却是一幅有趣的“三人行”的戏剧性场面。“骑大马”者与“担柴汉”,是贫富悬殊的两极。而作为这两极间的骑驴者,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他比上不足,颇有些不满(这从“独”字的语气上可以会出),但当他看到担柴汉时,便又立刻心安理得起来。诗人这里运用的手法是先平列出三个形象,末句一点即收,饶有情趣。章法也很独到。
这首诗真实地或略带夸张地写出了世人行为和心理上的某种通病,令人忍俊不禁,于笑中又有所反省。这首诗可作两种理解,既可看作是正经的、劝喻的,又可以读为揶揄的、讽刺的。但作正面理会则浅,作反面理会则妙不可言。这首诗作劝人知足看便浅,作中庸者的漫画象看,则惟妙惟肖。
梵志这首诗未必没有劝世的意思,诗人对笔下人物还很欣赏同情。但是,诗人没有作概念化的枯燥说教,而采用了“象教”——即将理予以形象地显现。而他所取的又并非凭空结想的概念化形象,而是直接从平素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和积累中撷取来的。它本身不惟真实,而且典型。当诗人只满足于把形象表现出来而不加评论,这些形象对于诗人的思想也就具有了某种相对独立性和灵活性。当读者从全新的、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它时,就会发现许多包含在形象中、然而不一定为作者所意识到的深刻的意蕴。王梵志这种性格解剖式的笔调犀利的幽默小品,比一语破的、锋芒毕露的讽刺之作更耐读,艺术上更高一筹。
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