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的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主人饮酒下棋的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的隐衷，诗人对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的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对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的殷切希望。此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
诗的主旨，据苏轼《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全诗分四段：
“青山在屋上”八句为第一段，正写独乐园。前四句写园的自然环境、园中景物；后四句以花、竹、棋、酒概括园中乐事。据《独乐园记》：园中有见山台，可以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侧”说的就这样的景致。园内又有浇花亭、种竹斋，故说“花竹秀而野”。诗的首四句形象地概括了《独乐园记》文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纪昀评价“直起脱洒”是恰当的。据李格非《洛阳名园记》：“独乐园极卑小，不可与他园班。”此诗用自然脱洒的笔调极写园的朴野之趣，是和园的“卑小”和主人公的思想、性格相一致的。又，如前所述，苏轼并未亲涉园地，只是根据《独乐园记》的内容加以概括，如果写景过细，反而会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党。胡应麟《诗薮》讥此四句为“乐天声口”，“失之太平”，“取法”太“近”，意思是说它缺乏盛唐诗人的那种“高格响调”。他不理解诗人的审美情趣是不能离开审美对象的特征的。
“洛阳古多士”六句为第二段，是由“独乐”二字生发出来的文字。马永卿《元城语录》说司马光把园名叫做“独乐”，是因为“自伤不得与众同也”。这虽是司马光《独乐园记》文中所包含的意思，但说得太直露，太简单。苏轼这里却放开一步，绕一个弯，从“与众乐”中来突出“独乐”，更觉深婉有致。洛阳自古以来就是名流荟萃的地方，风俗淳美，即使高卧不出，周围的朋友也会云集在周围，那是不可能不“与众乐”的；所以用“独乐”来命名，并非真有遁世绝俗之意，只不过是“有心人别有怀抱”罢了。“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二句，和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说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用意略同。司马光的《独乐园记》文和诗，其弦外之音，都流露出一种失职者的不平，苏轼深知此意，但说得十分委婉、曲折，所谓露中有含，透中有皱，最是行文妙处。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如满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用以指司马光在洛阳的朋友们。
“才全德不形”以下八句是第三段，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这一段承接上文“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这层意思加以发展，先引老子、庄子之语作一顿挫，随即递入全诗的主旨。“才全德不形”，用《庄子》原话。《庄子·德充符》篇说，卫国有个叫哀骀它的人，外貌十分丑陋，但在他身上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无论男女，都会受到他的吸引，离不开他。鲁哀公和他相处不久，竟至甘心情愿想把国政交托给他，还生怕他不肯接受。庄子说，这是由于他“才全而德不形”。所谓“才全”，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把生死、得失、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与誉，乃至饥渴、寒暑等等都看成是一种自然变化，而不让它扰乱自己的心灵。所谓“德不形”，意谓德不外露。德是最纯美的内心修养，虽不露于外，外物却会自自然然来亲附你，离不开你。按照《老子》的说法：“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人是愈不出名愈好的。就算无求于世，把毁誉、得失看得很淡，但如果才德俱全，众望所归，想逃脱名声也是不可能的。《渑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诗中“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司马光是当时反对派的旗帜，士大夫不满新法的，寄希望于司马光的起用。《乌台诗案》里说：“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意亦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这正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名声逐吾辈”四句是第四段，把诗人自己摆进去了。诗人说，我们都背上了名气太大这个包袱，用道家的话说，真所谓“天之谬民”，是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奇怪的是你近年却装聋作哑，不肯发表意见了。《乌合诗案》说：“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东都事略》记司马光退居洛阳，“自是绝口不论事”。司马光自己也曾在神宗面前公开承认说自己“敢言不如苏轼”。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不像苏轼那么天真，他是很老练的。
此诗借“题独乐园”的题目，对司马光的德业、抱负、威望、处境以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进行了深微的描写和刻画。在当时的党派斗争中，这是一个很尖锐的政治主题，苏轼向来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全诗于脱洒自然中别有一种精悍之气，苏轼前期的作品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
此诗以平缓的语气叙述起，“今年游寓独游秦”，扣住题目的“京中”简洁地交代了宦游的时间、地点，勾勒出了整首诗的背景。宦游对诗人来说本为平常事，而今年所不同的是“独游秦”。“独游秦”三字，将诗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寥情怀表现得既充沛又含蓄。
这平静的叙述中寓有潮涌般的思绪。次句紧承前句的“独游秦”，顺流直下冲决了感情的闸门：“愁思看春不当春”，诗人直呼“这春天的景色多么美好，我却因为乡愁无心赏玩！”长安古都风物形胜，又置冬去春来，节序的推移，自然容易引起异乡人感昔怀今触动愁思。这联诗十四个字，生动地塑造出一个“相思不独欢，伫立空为叹”的诗人自我形象。由于诗中错落有致地巧用重字，“游寓独游秦”，“看春不当春”，使气韵回环，节奏和谐，声情摇曳生姿。
“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颔联描绘长安景色，上林苑里鲜花盛开却无人欣赏，细柳营前，柳枝新绿却无人看顾。花木随着季节开花结果，是自然规律，本无所谓“徒发”或“漫新”，然而诗句中却以“徒”和“漫”，赋予景物以人性。正应了清人吴乔所说：“景物无自生，惟情所化。”绘景是为写情，这联是首联诗中“愁思看春不当春”的具体化描述，形象地表现诗人睹物感怀的惆怅心绪。
“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颈联描绘的是诗人想象中洛阳友人赏春欢宴的情景。他们在南桥群游兴尽而归，又在西第集宴豪饮。这欢畅的场面，正与自己“独游秦”形成鲜明的对照。诗人运用这一虚笔来反衬自己的孤寂，突出对友人怀念的深沉和思归之切。由于其中化用了陈遵的典故，不仅表现了友人英侠豪爽的性格，而且使诗歌具有豪放的气势。“公子南桥”句，虽没直接写景，然而景已自在其中，春游者风度翩翩，潇洒自得的神志跃然纸上。诗写至此，似乎已完题中“有怀”。但诗人犹觉未够，又引出尾联诗句。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尾联构思新颖，造语清新。语痴而情真。诗人太熟悉洛阳的一切了，他思念洛城的人，也怀念洛城的风日，更留恋洛城的春光美景。这首诗与一般“有怀”诗相比，它扩大了“有怀”的范围。“诗贵出于自心”（《围炉诗话》），这联诗正是独出心裁，“言人之所不能言”。
杜审言这首《春日京中有怀》，结构齐整平密，起承转合极其自然，虚实相生，波澜起伏。其艺术手法对后世很有影响。
这组诗对张缋刚正不阿的精神和未得施展的才学，给予了赞颂，并作了慰勉和劝诚。
第一首首联引申《庄子·秋水》“鸱得腐鼠”，而“吓”“鹓雏”之意，之“枭鸱”得“解纵”，“凤凰”被剥“啄”，比喻小人逞凶，君子遭害。世局如此，自无天理可以推“详”的了。次联赞扬了张缋的峥嵘风骨。上句称张缋就像汉代朱云那样，只知道凭借“尚方斩马剑”，誓“断佞臣”之头（《汉书·朱云传》），决不妥协。下句化用曹操《苦寒行》诗意，说他不肯因为太行山艰险，可能摧折车轮，而回避不前。这两句把两个著名典故精心组合，成为孔平仲诗中的佳联。张缋的凛凛风骨，在诗行中闪出了光彩。三联则评议了朝政的污浊，也从政治得失上为张缋作了分析。上句说：软媚者虽然卑躬“折腰”于小人之前，仍然屈居“下列”，所得几何？而洁身自爱者虽然“垂翅”，但终将振翅南飞，又算什么“失”呢？这两句把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和《后汉书·冯异传》的“始则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的名言加以提炼，构成一联对句，以形象说理，极具启发性。末联“不如长揖尘埃去，同老逍遥物外乡”，在析理的基础上，对张缋提出建议：你的立身大节既已确定，对出与处的两种可能又都深有了解，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看来，不如长揖尘世，同老于“物外”之乡，去做“逍遥游”，才真正适意呵！这里的“长揖尘埃”，“逍遥物外”，化用了《庄子》语意，对污浊政局表示了厌弃。
第一首在赞誉中带有不少安慰的口气，第二首则于推崇中渗入了一些劝勉的成分。重点还在第二首。第二首首联对张缋备极推崇，而又深表惋惜。他是“万”中选一的人才，却“官职”未“通”；他有“经纶”天下的满腹学问，却“卷蓄”而不得展用。次联以两个比喻，指出张缋不会久困“下列”，终将重返朝廷。上句是化用《后汉书·仇览传》“积棘非鸾凤所栖”的话，说鸾凤虽暂时“托巢”于“枳棘”之上，终能栖息在梧桐之颠，正如神仙，虽也有谪降，毕竟已在蓬莱三山“定籍”。三联对张缋既有勉励，也有劝诫。上句用《列女传》鲁穆公时漆室女忧念国事，倚柱而歌的故事。下句用《韩非子》卞和献璞玉被砍足，抱璞哭于荆山的故事。两句一气呵成，意思是说，只要存着漆室女的耿耿之心，定有施展抱负之一日，无须学卞和抱璞而哭，因为世事本是倚伏不定的，否极终将泰来。于是引出尾联的宽缓语。尾联化用《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词意，以及《淮南子》“塞翁失马”的故事，对张缋作了鼓励。诗人指出：张缋在政治上虽然暂受挫折，只要此心不渝，定有祸去福归之一日。
这两首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说理与抒情有机统一。两者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造成割裂。但诗人熟练地掌握了写诗技巧，使之结合自然。如第一首的一、四联，第二首的四联，一再化用《庄子》中《秋水》、《逍遥游》和《老子》、《淮南子》中的词意与典故；第一首的三联节取汉代、晋代两朝的成语，说理成分都较浓厚。然而这些说理的内容，不仅与形象结合，而且发之肺腑，从而具有抒情色彩。在喻人以理的同时，还能起到感人以情的作用。这就避免了抽象、空洞地述说道理之弊。
这两首诗的中间两联把一些为人处世的生活准则，反复进行艺术综合，最后概括成精彩偶对，构思过程颇费推敲。如第一首次联以“斩马凭孤剑”对“摧车避太行”，“斩马剑”三字经他一分为二，“斩马”与“摧车”，便成了工对。又在“剑”前缀一“孤”字，以与“太行”成对，这“孤”字很能表现出持剑人的胆气。再通过“但知”、“岂为”这样旨意确切的词语加强表现力。主人公张缋的劲直气骨，便鲜明地突现出来。又如第二首三联以“漆室葵心”对“荆山玉泪”，句首的“但存”、“莫学”，倾向性都很明显，表现出两种不同的�％5��方式，而十分推许前者。“玉泪”二字更打破了比拟妇女泪水的一般用法，而换上卞和抱璞玉哭于荆山的内容，顿时异彩焕发。由于诗人在中间两联的写作上狠下了功夫，在酝酿一、四两联时，又尽可能地发挥他运用散行句式的特长，这就使他的七律作品能成为宋诗中的优秀诗篇。其中如“但知斩马凭孤剑，岂为摧车避太行”、“但存漆室葵心在，莫学荆山玉泪苦”等联，以工巧的对仗表现了古代“劲直”之士除恶犯险、无所畏避的精神和忧国忧民、无怨无悔的心志，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从标题看，这首诗是记游之作。记游诗可以写景状物，也可以因景生发，别有寄托，内容是不可限止的。如果说唐人的记游诗多强调图形绘影，情寓景中，宋人的记游诗多注重借景生发，述志明理。那么，这首诗则正是符合后一特点的。
“寺里”一联，两句各写一种景观。前一句虚出，后一句实录，构成形象鲜明的对比。但二者所写的对象又是同一的，这样就把花山寺“名”与“实”相离的现状突出了。生活中名实不符的事常有之，但诗人所见所写的情况也实在太刺眼，这就使人读了这两句诗后不能不激动，激动的同时也必然要想：寺名是因为寺里山中有花才得，而眼前却无花可赏，必然会引起人们思索玩味的兴趣，于是，作为一首诗的“发人深思"的艺术目的，也就自然实现了。作者当然是有着自己的答案的。他显然深信命名之谬，寺里和山中本来是确实有花的，之所以“繁英不见草纵横”，是因为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花易凋零草易生”，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古原草》），正是有感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也正是对种花不易的真实感叹。无疑，从主观上说，是“栽培剪伐”不“勤力”，助长了草势的疯狂，而且从诗人对这两句次序的安排上看，显然是特别强调人的主观原因的。草本无罪，剪伐不力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诗人在作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情感色彩却并不十分强硬，因为诗没有说“为何剪伐不尽力”，而是既讲到对草要“剪伐”，又讲到对花要“栽培”，中间加一个“须"字，就把他对剪伐不力的愤懑，变为必须要剪伐的规劝，因此，惋惜大于愤慨，警告少于劝诫的这种感情色彩，就表明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是遵循着传统的“明劝诫，著升沉”（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和“美刺"的美学思想和原则的。
这是结合诗人具体的经历和思想所作出的思想内容上的理解。但是，由于这首诗毕竟是从自然景观的描写而来，从社会生活的现象而来，所以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又不仅限于社会政治方面。尽管也可以把诗中的“花”理解为贤臣，“草”，理解为奸佞，因而说诗的题旨是对革新除弊的企望。因此，从这方面来看，这首诗就不是一般的政治诗，而是对生活中某一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的具有相当的哲理的醒世诗。
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