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四句交代时地，表现出归途怅惘的情怀；中间四句写黄昏时茫茫雪原所见的荒凉景象，喻示出诗人的处境；后四句写自己怀才不遇，仕途坎坷，落第还乡的羞愧心理。全诗表达了诗人忧郁和冷漠的心情。
前四句交代时间地点，对京豫的回顾和对乡山的渴望，表现出归途怅惘的情怀。一个“望”字，让诗人哑口无言，痴呆傻愣。一个“莽”字，透露了诗人的心凉。
中间四句写黄昏时茫茫雪原所见，“孤烟”、“归雁”、“饥鹰捉寒兔”等，一片荒凉景象，喻示出诗人此时的处境。“孤烟”可以看成“孤”，此时看出诗人的内心的孤独。一个“覆”可以看出当时下雪之大。
后四句写自己怀才不遇，仕途坎坷，落第还乡的羞愧心理。“十上”一词借远古的苏秦两手空空，失败而归，耻于回家的经历，抒发自己想家，而又不敢回家的感慨。
全篇写景抒情真实自然，曲折凄楚。“守”字写他在旷野上徘徊不已等待雪过之后重登归途，更表现出一种茫然呆滞、六神无主的心理与神态；如从深层的兴寄的角度看，则可看做是诗人在人生的出仕与归隐之间傍徨矛盾、最终不得不归隐的象征性描写。
这篇文章是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所作的一封家信。诗人在信中用平易浅显的语言扼要地回顾了他五十余年的生活，述说自己的思想和人生态度，还告诫儿子们要互相友爱，期望儿子们也能按照他的理想和做人的准则生活下去。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体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
信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提出生必有死，接着从孔子弟子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名言中，引出“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的道理，然后就此分层叙说。
首先用年过知天命的岁数来回首已往，虽有自责，却也有清除非己的无奈和闲居躬耕的欢然自喜，孺仲妻的话使他深信对生活方式作出的选择，而不受拘束的生活也使他充分感受到羲皇上人般的闲适。这种对平生志趣的追述，实际上充满了“穷达不可妄求”的生活哲理。
其次是以病重难久的心情来交代后事，尽管没有足够的财产留给后代，诗人还是真诚的希望他们能像鲍叔、管仲那样对待家产，像归生、伍举那样念及情谊，像韩元长那样兄弟同居，像汜稚春那样七世同财，这又是在“寿夭永无外请”思想支配下的殷殷嘱托。
全信款款而谈，语重心长，尤能提现诗人的一生志趣及满腔深厚的舔犊之情。
这首诗写诗人在家中和子女的对话，表达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慨。全诗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言近旨远，用贴近生活、朴实自然的语言抒发了作者心中对现实的忧虑和感愤。
诗人在这首诗中表示了自己对于成为诗人感到后悔。此时，他正在家中掌灯，与儿女围坐在桌旁。写作此诗时，他生有一女一子，他们还处于懵懂无知的年龄。当诗人一边敲韵一边思考诗句时，他的小儿女们见了，只是掩口而笑，并不理解他的行为。“窃笑”一词表现了小儿女们似懂非懂的表情，“频”字则突出了诗人思考诗句之久。
面对这种情景，诗人感到非常悲伤，他用一半责备一半自责的语气倾诉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尔辈何知”，他对儿女们的窃笺行为感到责备，但同时也宽恕了他们，因为毕竟他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自己热衷于吟诗的真正意义。他转而自责，后悔自己写诗，并说“枉抛心力作诗人”。“枉抛”强调了自己精力白白浪费，没有任何价值。但实际上，诗人并不是真的后悔写诗，只是用“自悔”、“枉抛”这些词语来表达自己对于被埋没人才的黑暗政治的曲折抗议。
诗人在这首诗中喊出的，又不仅仅属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而且也是历史上所有的怀才不遇的文人学士的共同心声。“英抛心力作词人”与“枉抛心力作诗人”之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于此。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