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省深沈春又锁，东楼怅望雨中情。
河声欲转吞鼙鼓，山色初明照旆旌。
别后新诗有多少，钟嵘那得为君评。
南省深沈春又锁，东楼怅望雨中情。
河声欲转吞鼙鼓，山色初明照旆旌。
别后新诗有多少，钟嵘那得为君评。
此诗标题中“初”就是关键字眼。而第二句中“豁”则是抒情字眼，蕴含着诗人的喜悦之情。这是一首写山的诗，却没有采用常见的“开门见山”的写法，而是为山的出场先做下了一系列的铺排，诗人所见的对象——嵩山直到末句才出现，增添了嵩山的神秘感。“数峰清瘦出云来”，是此诗最精彩的一句，但如把这一句提前，让嵩山一开始就露面，诗的意味就会变得索然。诗人巧妙地激发了读者急于相见的欲望，使嵩山在千呼万唤中隐现，而其一旦出场，全诗便在高潮中平稳结束，留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
诗人首二句不是写嵩山，而是从作者仕途失意落笔。“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作者奔走风尘，在困顿和疲惫中，全赖青山使他的情怀有时能得到短暂的开豁。这样，青山便在未露面之前先给了人一种亲切感，引起人们想见一见的愿望。一个“困”字，形象的展现了诗人疲劳困顿的精神状态，以及空怀一腔抱负在官场中左冲右突，却不得施展的惨淡景象。
第二句宕开一笔，转而去写奔波中的一点安慰，晓畅的语言骤然拉近了诗人与山的距离。青山的出现不仅使诗人得到精神的满足，更是一种自然流畅的情感寄托，吸引读者同诗人一样抬头绰望。所谓”近山而志高”，在这里，诗人对青山的亲近实际上就是对高洁傲岸的人格操守的亲近，也是对含蓄豁达的人生态度的亲近。
第三句“日暮北风吹雨去”，为嵩山的出场渲染了气氛。“日暮”言天已傍晚，落日余辉中更见嵩山的深幽巍峨。“北风吹雨去”，嵩山在风侵雨蚀后愈加清新朗润，但这只是诗人的想象，未见嵩山，心中已对嵩山的景象做了一番描摹。诗人采用渲染的手法，为嵩山的出现展开序幕。
前面一系列的铺垫成就了第四句的点睛之笔，“数峰清瘦出云来”，全诗只有这一句写嵩山，但诗境格外豁朗。嵩山终于在层层浮云中耸现出来，它一出现便淡化了所有的背景，其峭拔清瘦的形象是那么的清晰明朗，其高洁超脱的姿态是那么的卓尔不群，因而深得作者的喜爱和赞美。“出云来”三字抓住嵩山从云端现出的一刹那，表现出诗人的满足与喜悦，并紧扣“初见”二字。诗中鲜活清晰的意象往往是诗人情感的外化，寄予了诗人一定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在这里，诗人精心挑选了“清瘦”一词来形容嵩山，写得有血有肉，极富灵性，不只赋予嵩山以人的品格、人的风貌，更体现了作者的人格操守与精神追求，引人想象雨后嵩山的特有韵味和诗人得见嵩山后的一番情怀。至此，全诗感情达到最高潮，全诗平稳结束，却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篇诗作写的对象是嵩山，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表现诗人自己。人们在精神上以什么作为慰藉，往往能见出志趣和品格。困顿于仕途，赖以慰藉情怀的是嵩山，诗人的情志也表现了出来。同时山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艺术作品里，也往往受作者的主观感情支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贺新郎》）这里有着主观感情对象化的问题。此诗用“清瘦”形容嵩山，不光是造语比较新奇，而且在诗人审美意识活动中也反映了他的精神气质与追求。中国士大夫中一些高人雅士，正是常常留给后世以清瘦、清竣的印象。如王维给孟浩然画像，“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就是典型的清瘦。因此，“数峰清瘦出云来”，虽是写嵩山，却又是人与景物融而为一，体现了诗人感情的外化。这首诗，将嵩山的面貌以及诗人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现给了读者，达到了一种物我相融的境界。
从艺术技巧上看，该诗渗透着醒豁通透的人生态度，拥有明白晓畅的语言特色，又将自己刚毅超脱的品行与之融为一体，是张耒诗风的全面写照。
这首词写女子月夜的相思之情，以女主人公的严妆丽容以及鸳枕明月为衬，表现其孤栖与寂寞。
起拍二句，从最具有女性生活特征的化妆着笔，写出女子年轻貌美的形象。“扑蕊添黄子”，谓取花蕊以为面饰。古人制作化妆品，多取材于自然，所以将黄色的花粉作为额黄妆的饰品。“呵花满翠鬟”，说吹花后把花满戴于发髻之上。接下三句，转换抒写角度，不再写动态的人物，转而写静境中的感情世界，情致也变得深婉。“鸳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对芳颜。”三五之夜，则月欲明矣，则思愈炽矣。于是乎，对芳颜，扑蕊、呵花以自消遣。女子被封闭在闺房内，阗然独处，无人相问，只有鸳枕、屏山相伴，尤其是十五月圆之夜，更觉无限孤独寂寞。
此词通过白描手法，揭示人物的内心情绪。词中女主人公月夜独卧，不仅在前以严妆丽容为衬，其后又以“鸳枕”“月明”为衬，鸳枕独托面容，月明偏照芳颜，主人公那孤寂、相思之苦自在不言中。其中，“扑蕊”“呵花”两个细节的描写，用语精细奇妙，而又使人耳目一新。
有人将此词解释为写男女双方幽会的情景，说开头两句写女子着意妆饰，表现了她准备欢会时喜悦的心情；后三句是对相会时的具体描写。聊备一说。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