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揭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赞美新中国民族大团结的史诗,是旧时代结束、新纪元开始的雄伟钟声。全词首先从联欢晚会的热烈景象触景生情,联想到旧中国的悲惨情景;然后笔锋转而颂扬国庆晚会上的浓烈气氛,喻示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共创繁荣局面的美好前景。
上阕是对旧中国长期黑暗统治的揭露与批判。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气呵成,不容停顿。这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解放前夕百年历史的沉痛概括:暗无天日,群魔乱舞,人民受苦。“长夜”,是100年的漫漫长夜。“难明”,多少次艰苦卓绝的斗争也难以掀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魔怪舞蹁跹”,这是指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及其卵翼下的种种黑暗势力沆瀣一气,张牙舞爪,为所欲为。人民“不团圆”,既有无法幸福美满,又有各族人民不能团结一致、和睦相处之意。
为此我们可以沉浸在百年历史的回忆中: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列强对中国的侵凌,掠夺接连不断。国内的反动派有清王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政府,相继统治,盘剥人民。这是一幅历史的长卷,显现中国百年历史的沧桑;正是内外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造成了各族人民的苦难。
然而,历史总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百年魔怪”的对立面是“人民五亿”。人民不能忍受“魔怪”的欺压,奋力反抗。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在百年历史中,最为鲜明的有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成为砥柱中流,领导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涓涓细流归大海,人民终于战胜“魔怪”而胜利,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一唱雄鸡天下白”。
下阕,诗人的思路返回到了眼前盛典上的欢乐场面。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庆国庆节,表现出了人民欢乐、祥和、幸福的新生活,展示了新中国光辉灿烂的前景。“一唱雄鸡天下白”,是李贺“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倒装。雄鸡一声长鸣,报道中国大地已经天亮了,而“唱”字更高亢、激越,仿佛是从人们心底喷出来的激情,道尽了人们摆脱漫漫长夜、迎来红日曙光的欢乐心情。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是伟大的,从建立工农武装,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昂首看天,觉得天格外晴朗,人民当家作主人的喜悦心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万方乐奏有于阗”,用眼前之事表达人民的欢乐、各民族的大团结,与“人民五亿不团圆”对照。于阗,古代西域国名,这里代指新疆歌舞团。“万方”,四面八方,指全国各族人民。新中国成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欢欣鼓舞。他们以绚丽的舞蹈、谐美的歌唱表达自己的心声。上片“百年魔怪舞蹁跹”,下片“万方乐奏有于阗”,正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欢乐的人民取代了横行的妖魔鬼怪,成为国家的主人。
“诗人兴会更无前”,这里的诗人不仅指柳亚子,也指诗人自己,更泛指全国的文艺工作者,诗人的兴致是以前所没有的。一方面说明诗人应感知新生活、歌颂新生活,是对包括柳亚子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的肯定与勉励,另一方面说明诗人坚信未来的中国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伟大和壮丽,坚信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安定团结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首词上下两阕巧妙运用对比手法,极其鲜明地写出了新旧社会天上人间的反差。上阕写旧中国,下阕写新中国,而上下两阕又互相呼应,作者以旧社会的黑暗反衬新社会的“天下白”,以群魔乱舞反衬各族人民的欢庆歌舞,以旧社会的四分五裂反衬新社会的民族大团结。这样强烈的对比不能不震撼人心。
张可久的这首小令写送别。前半部分为送别时的情景和心绪,后半写真诚友谊的可贵,最后三句是对开头的照应,也是对曲情的绾结。“春去春来”四句为一扇面对,前两句与后两句骈俪成文,切情切景,蕴藉自然。
首句点明是在西陵送别友人。虽是化用李清照词句的意境,但李词说的是游览用的小艇,此处则是作交通工具的大船,更显离愁之重,因之更衬托出友情之深厚。二、三两句写出送别之地及友人的目的地。它营造出一个在西陵握别,离恨却已弥漫东州的深广意境。离情之苦,友谊之深更因之而强化。
四、五、六句为第二层,写送别友人后的情景。友人已去,眼前已无良朋,泪眼难睁。回家后不敢倚楼眺望,因为过尽千帆都不会是载友人归来的画船。
第七句到第十句,抒写与友人别离后的寂寞凄清。春来春去,西陵渡头依然杨柳依依,潮涨潮落,日更一日,但友人踪影难觅,何堪伤悲。
最后三句,悱恻缠绵,情悠意长。友人早已远去,江上烟水迷茫,真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悠悠烟水也正是绵绵离愁。虽有深情的诗句,但牵不住离舟。余音袅袅,如水长流。小令不长,却载千古离恨,真良构也。
这首散曲抒发了离别之情,深感真挚。描写自然朴实,情景交融,意韵深远。
这首诗是刘禹锡写给曹璩的。从诗题“送曹璩归越中旧隐”上看,曹璩是“越中人”,在越中原有隐居地,具体地说是在会稽。刘禹锡出生在浙江嘉兴,直到20岁之前去长安。曹璩和刘禹锡,或许原本就认识,“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是难得的他乡遇故知;或许有亲朋好友为之牵线搭桥,故后有“剡中若问连州事”之句。当然这两者并不矛盾。从这首诗近3百字的引来看,曹璩好名,先是用“遍干诸侯”的方式以求之,但没有结果,于是想隐居名山来沽名钓誉,刘禹锡用“在己不在山”开导曹璩,于是曹璩就留下来,拜刘禹锡为师。曹璩绝对是聪明人,“居三时,而功倍一岁”说明他九个月时间在刘禹锡指导下读书很有成效。到了11月,曹璩准备回会稽归隐,并说他已经知道了,读书才是求名之道。并请刘禹锡赠诗给他。于是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送给曹璩,其目的还是“以鉴其志”。
刘禹锡写这首诗并没有以导师的身份居高临下地来勉励曹璩要好好学习,而完全是以故乡知己的位置和曹璩亲切交谈,而他的用心则隐含在诗里面。这首诗大致有三个内容,前四句是说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十多年贬谪在偏远地区,以及孜孜不倦地读书。中二句是则是对曹璩的勉励,也是对曹璩归隐读书的祝愿。末两句说回去后遇到故乡的亲朋好友替他报个平安。这是从送别意义上说的。
首联“行尽潇湘万里余,少逢知己忆吾庐”说自己贬在潇湘一带,到过很多地方。这是从他贬到郎州算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于永贞元年(805)九月由屯田员外郎贬连州刺史,还未到任,途中就改为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从此开始了他在潇湘一带漫长的贬谪生活。十年后,即元和十年(815)春回到京城,三月又贬为连州刺史,同年六月抵任所,直到元和十四年秋丁母忧离任。刘禹锡首贬朗州,在湘之最北,次迁连州,时为湘之极南,故谓“行尽潇湘”。但是在偏远的潇湘之地,他很少遇到故乡来的知己。刘禹锡《元日感怀》:“异乡无旧识,车马到门稀。”也说明他初来连州时人地生疏的情况。因此,刘禹锡对曹璩的到来还是很兴奋的,他乡遇故知,而且曹璩本身还是个聪明好学之士。“少逢知己忆吾庐”一句已经隐括了这次终于遇到了的意思。“吾庐”一词出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在这里代指家乡。
在寂寞的贬谪生活中,刘禹锡唯一可做的就是读书。“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写的就是刘禹锡在简陋的住所挑灯夜读的情形。陆游《暮春》“数间茅屋镜湖滨,万卷藏书不救贫”显然对刘禹锡这首诗有所借鉴。所谓“闲”者,即州司马为闲职也。白居易的《江州司马厅记》说得很直白:“案《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刘禹锡是员外司马同正员,则例尤不得参闻公事,虽无官舍可居,然有读书为文之暇。刘禹锡晚年作《刘氏集略说》,说“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这里也有以现身说法鼓励曹璩继续苦读,探求学问之意。
“地远何当随计吏,策成终自诣公车。”这里用了两个典故。《汉书·朱买臣传》:“后数岁,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朱买臣有过这段随计吏去长安的经历,后来就用做求取功名的典故。《汉书·成帝纪》:“建始三年成谛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腾将览焉。”这是“诣公车”指贤者被荐入京公车待诏的典故。这两句诗勉励曹璩静心读书,不要急于求成,学成后自然会被征召,功到自然成。
“剡中若问连州事,惟有千山画不如。”这里的“剡中、连州”均是语带三关之词,既指地指人也指事,“剡中”可解为“我在剡中的友人”。“连州”则指自己在连州之事。我觉得,“剡中若问连州事”颇有点像王昌龄“洛阳亲友如相问”句。刘禹锡说这句话,是对连州山水的赞美,也是对故乡亲友的安慰。唐时的连州虽然偏远荒凉,但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在刘禹锡之前,诗人元结曾经在连州住过。元结把这里的一个湖泊命名为海阳湖。湖畔有飞练瀑、月窟等胜景。刘禹锡来连州后就在海阳湖畔建筑了一个亭子,称为吏隐亭。公余之暇,他就在吏隐亭上眺望四周景色。那萦纤曲折的溪流,覆盖水面的花草,洁白如练的飞澡,断虹似的带桥,加上和谐悦耳的松涛,使诗人感到心旷神怡,暂时忘掉了谪官的苦闷。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正文共四段。
文章开头,作者用直叙的方法。简练的文笔,交待了山人迁居和建亭的原由,把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写得一清二楚。“升高而望,得异境焉。”是何意境,先留一个“悬念”,然后从容着笔,再述其“异”。“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四合”与“大环”,似实非实,似虚非虚;“隐然”,既状其膝陇。又透出并非是绝对“合”与“环”的徽意。这是异境,也是美景;然而美中不足,独缺其西。亭子正好建在这里,岂非天工不足人巧补。或谓山人慧眼,依乎于自然。建亭的地理位置选得好,四周的风景更美。作者用一组节奏明快,语势刚劲的排比句来描述这里的景色,随着季节的转换,景物各异:春夏之交,草木齐夭,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随着风雨晦明的气候变化,景色瞬息百变,写得情文并茂,很是精美。到此为止,主要写一个“亭”字。
第二段主要写鹤。山人养鹤、为求其乐。“甚驯’,指早放晚归,顺从人意;“善飞”指纵其所如,时而立在田里,时而飞上云天。写得文理清晰,错落有致,“纵其所如”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明状鹤飞,也暗喻隐士之乐。隐士爱鹤,故以鹤名其亭。紧承上文,由亭及鹤,又由鹤回到亭。文理回环,构思巧妙,点题自然,耐人品味。
弟三段主要写一个“乐”字。上文用描述,这一段用议论。“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自问自答,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的看法,树立了论点。接着用主客映衬的手法加以论证。“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思是鹤在隐蔽处鸣叫,它的同类便应声唱和。“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意思是鹤在水边高坎上鸣叫,声音洪亮传得又高又远。《诗经》、《易经》是儒家经典著作,引用来说明’‘清远闲放”的鹤,可以比着贤人、君子,是无可非议的,具有绝对权威,增加了论证的力量。高洁祥瑞如鹤,虽贵为天子,却爱而不敢好,否则,就会像卫懿公一样,闹个亡国的下场。只有隐居而且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好而无伤,独得其乐。到此已经证明了论点,隐居之乐,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但是,作者并未就此而止,又进一步用主客映衬的写法,用“好酒”来陪衬“好鹤”。这并非是节外生枝,繁文累赘,而是“借客形主,回旋进退,使文情摇曳生姿”(王水照《论苏轼散文的艺术美》)。周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他为了告诫康王不要酗酒误国,写了《酒浩》。春秋时代的卫武公,为了警戒自己不贪杯,写了《抑戒》这首诗。这些说明贵为帝王,不仅不能好鹤,也不能好酒。但隐逸之士的刘伶、阮籍等,虽酗酒狂放,不仅无害,而且还因此保全了自己的纯真,为后世留下了美名。在主客对论之后,又作一个交错给合的结论:“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感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鹤乎!”进一步说明了由于地位不同,为乐迥异。这从另一面歌颂了隐士之乐赛过了君王。这一段是从主到客,由客回到主,从鹤到酒,由酒回到鹤,回环复沓,反复论证,使文意更加深刻,文情更加流转动人。
第四段,用放鹤、招鹤之歌,对隐士之乐加以咏叹。既补充了前文写放鹤、招鹤之处的简略,又是对隐士好鹤之乐的教染。不仅如此,作者还借招鹤为名,行招仕之实。“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妆饱。”这是对隐士生活的素描,流露出歌赞、羡慕的感情,“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这表面上是招鹤,实际上却在招仕。本文的东山为隐居之庐,喻隐居。西山为鹤出所至,且与东山相反,所以西山是喻出仕为官。不可久留,是说仕途维艰,吉凶难于预料,不可迷恋,应该及早猛醒,亡途而知返。这表明了这时的苏轼已经滋生厌倦仕途的意念,萌发了羡慕隐居之乐的情丝。
全文主要通过活泼的对答歌咏万式与出了隐逸者信然自适的生活图景和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表现作者对隐居之乐的神往。文中写景形象生动,主要着笔于“鹤”,借鹤的“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表现山人超尘出世之姿。写鹤亦是在写人。
上阕“山寺微茫背夕曛”,如认为确有此山、确有此寺,而欲指某山、某寺以实之,则误矣。此词前片三句,但标举一崇高幽美而渺茫之境界耳。近代西洋文艺有所谓象征主义者,静安先生之作殆近之焉。我国旧诗旧词中,拟喻之作虽多,而象征之作则极少。所谓拟喻者,大别之约有三类:其一曰以物拟人,如吴文英《浣溪沙》词“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是以物拟人者也:其二曰以物拟物,如东坡《永遇乐》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端己《菩萨蛮》词“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是以物拟物者也;其三曰以人托物,屈子《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骆宾王《在狱咏蝉》诗“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以人托物者也。要之,此三种皆于虚拟之中仍不免写实之意也。至若其以假造之景象,表抽象之观念,以显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学,某种深邃之义理者,则近于西洋之象征主义矣。此于古人之作中,颇难觅得例证。《珠玉词》之《浣溪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六一词》之《玉楼春》“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东风容易别”,殆近之矣。以其颇有人生哲理存乎其间也。然而此在晏、欧诸公,殆不过偶尔自然之流露,而非有心用意之作也。正如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云:“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而静安先生之词,则思深意苦,故其所作多为有心用意之作。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云:“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此序人言是静安先生自作而托名樊志厚者,即使不然,而其序言亦必深为静安先生所印可者也。“山寺微茫”一起四字,便引人抬眼望向半天高处,显示一极崇高渺茫之境,复益之以“背夕曛”,乃更增加无限要渺幽微之感。黄仲则《都门秋思》有句云“夕阳劝客登楼去”,于四野苍茫之中,而举目遥见高峰层楼之上独留此一片夕阳,发出无限之诱惑,令人兴攀跻之念,故曰“劝客登楼去”,此一“劝”字固极妙也。静安词之“夕曛”,较仲则所云“夕阳”者其时间当更为晏晚,而其光色亦当更为黯淡,然其为诱惑,则或更有过之。常人贵远而贱近,每于其所愈不能知、愈不可得者,则其渴慕之心亦愈切。故静安先生不曰“对”夕曛,而曰“背夕曛”,乃益更增人之遐思幽想也。人于此尘杂烦乱之生活中,恍惚焉一瞥哲理之灵光,而此灵光又复渺远幽微如不可即,则其对人之诱惑为何如,静安先生盖尝深受西洋叔本华悲观哲学之影响,以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一欲既终,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锄静安先生既觉人生之苦痛如斯,是其研究哲学,盖欲于其中觅一解脱之道者也。然而静安先生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又云:“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然则是此哲理之灵光虽惚若可以瞥见,而终不可以求得者也。故曰:“鸟飞不到半山昏。”人力薄弱,竟可奈何,然而人对彼一境界之向往,彼一境界对人之吸引,仍在在足以动摇人心。有磬声焉,其音孤寂,而揭响遏云,入乎耳,动乎心,虽欲不向往,而其吸引之力有不可拒者焉,故曰“上方孤磐定行云”也。
于是而思试一攀跻之焉,因而下阕乃有“试上高峰窥皓月”之言。曰“试上”,则未曾真筒到达也可知;曰“窥”,则未曾真筒察见也可想。然则此一“试上”之间,有多少努力,多少苦痛。此又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一文所云:“有能除去此二者(按指苦痛与倦厌),吾人谓之日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按:此实叔本华之说)是其“试上高峰”原思求解脱、求快乐,而其“试上”之努力固已为一种痛苦矣。且其痛苦尚不止此。盖吾辈凡人,固无时刻不为此尘网所牢笼,深溺于生活之大欲中,而不克自拔,亦正如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所云:“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夫如是,固终不免于“偶开天眼觑红尘”也。已知其“偶开”必由此不能自己、不克自主之一念耳。陈鸿《长恨歌传》云:“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而人生竞不能制此一念之动,则前所云“试上高峰”者,乃弥增人之艰辛痛苦之感矣。窃以为前一句之“窥”,有欲求见而未全得见之憾;后一句之“觑”,有欲求无见而不能不见之悲。而结之日“可怜身是眼中人”,彼“眼中人”者何,固此尘世大欲中扰扰攘攘、忧患劳苦之众生也。夫彼众生虽忧患劳苦,而彼辈春梦方酣,固不暇自哀。此譬若人死后之尸骸,其腐朽靡烂乃全不自知,而今乃有一尸骸焉,独具清醒未死之官能,自视其腐朽,自感其靡烂,则其悲哀痛苦,所以自哀而哀人者,其深切当如何耶,于是此“可怜身是眼中人”一句,乃真有令人不忍卒读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