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好古过维扬时写的这首《江城子》,此外,词人把自己不能“馘名王,扫沙场”(馘,杀敌后割取左耳以计功)的原因,归结为“欲上治安双阙远”(治安,贾谊曾作《治安策》评议的时政。双阙,指代朝廷),等于说兴亡的关键、维扬屡遭破坏的根子,都因为统治者不纳忠言。这种尖锐态度和批判精神,在同代词人中也是少见的。
这首词在写法上注意了两个结合。一个是写景与抒情结合。词中写景的地方只有四句:“平沙浅草接天长,路茫茫”、“昨夜波声,洗岸骨如霜。”即仅仅是沙、草、天、路。这些单调的景物,为读者展现了维扬劫后的荒凉。再说,作者又逐次为它们加上“平”“浅”“长”“茫茫”等修饰语,从而共同组成一幅辽远、凄迷的图画,正好象征着作者惆怅的心情。“昨夜波声”一句表面写波涛,背后却有一个在扬州的某一间屋子里听着波声久久不能入睡,想起无限往事的人儿。把这一句同“洗岸骨如霜”放在一起,夏承焘说:“ 两句写夜间听到波声拍岸,使人激奋而气节凛然。”(《唐宋词选注》)则景中之情就更为显著了。
还有一个伤今与怀旧的结合。这首词目睹扬州破败景象,痛悼国家不幸,这是“今”;可是词篇中又有“几兴亡”一句,接下去还有“兴古英雄成底事”,这是“旧”。有了历史旧事的陪衬,眼前的感慨变得越发深沉幽远;相反,由于当前维扬的变故,兴年的兴亡也变得越发真切。同时这一句也奠定了下片的基调,暗示自己也像历史上的无数英雄一样,壮志难酬,只能“徒感慨,漫悲凉”。下半阕开头五句写自己少年时的志向。词人年轻时就有降服中行说(汉文帝时宦者,后投匈奴,成为汉朝的大患)和“馘名王,扫沙场”的雄心壮志,甚至象祖逖的样子,在中流击楫,立下报国誓言。这样,有兴古、少年时、目前三个时间层次的结合,词篇抒情的背景就非常开阔,作者因国事而生的忧虑也就特别深广。(李济阻)
这首词直接写到维扬的是前面五句和最末两句。前五句写见闻,结尾处点维扬,全词自然构成一个整体,中间的感慨部分则正好处在包孕之中,这样能使结构紧凑,抒情集中,应该是作者精心安排之作。
开头”岁星如汉年,方朔见明主“,起势突兀。传说东方朔是岁星下凡。东方朔既是星宿下凡,辅佐明主,当然要为平治天下建立功业,非同一般。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史书记载东方朔滑稽诙谐,汉武帝视之如俳优。”调笑当时人“,说东方朔对于时人尽情戏弄,不仅对同僚,甚至对最高统治者也加以戏谑。”中天谢云雨“,说离开朝廷。"一去麒麟阁,遂将朝市乖”是说一旦离开朝廷,就和朝廷、市集这些公众聚集的地方违别了。“故交不过门”,在世态炎凉的古代社会里,免官离朝,朋友客人从此疏远,甚至连旧交好友也不肯过门了。“秋草日上阶”,形象地写出了故旧疏远、门庭冷落的景象。诗人简要地写完东方朔的经历之后,很自然地评论了一句:“当时何特达。”“独与我心谐”,这位八百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在后来的历史岁月里,都无人理解,没有知己,只是我内心相契。一个“独”字,表明两人是千古知己。
“置酒凌歊台,欢娱未曾歇。”这里诗人写到了与常赞府的交往。两人置酒于凌歊台上,开怀畅饮,尽情欢娱,不曾歇息。“歌动白紵山,舞回天门月”,是两人欢娱的具体而夸张的描绘,由此可见欢娱的情景了。两人的交往情意投合,相得益欢。这时候,常赞府很自然地问起诗人的“心中事”,于是诗人就“为君前致辞”,尽情地倾吐心中的话语、心底的愤懑,正如诗人在另一首诗里说的“远客投名贤,真堪写怀抱”了。
“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四句是倾诉自己的境遇。前面既以东方朔自况,写了自己的怀才不遇,这里则借孔子来自我宽解。这些话是自宽自慰,又包含着沉重的辛酸。
由于李白后期思想的深刻性和视野的开阔,他并不局限于自己的遭遇来“写怀抱”,而是着眼于当世大事。诗人写了战争:“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云旗。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据史书记载,天宝年间,唐朝政府两次派兵征伐云南的少数民族,战于西洱河,均大败。“将无七擒略”,主将既没有诸葛亮那样的智慧,缺乏七擒七纵稳操胜券的谋略,得来的只能是失败。“鲁女惜园葵”,是说鲁国漆室邑之女的故事。其含义为人民忧虑着饥饿,而统治者还好大喜功,爱开边衅。接着,诗人写了饥馑:“咸阳天下枢,累岁人不足。”“虽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正是根据京城的特点来写饥馑的惨象。“赖得契宰衡,持钧慰风俗”是说需要有契一样的贤宰相,斡旋运转,安定风俗。
最后诗人又写到自己:“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来归。”尽管在最需要人才的深刻,尽管自己有着卓越的政治才干,但不为世所用,只得浪迹江湖,辞别家庭,只身外出游历了。“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忧虑使诗人发如秋霜,泪湿长衫。这忧虑不是个人政治上的不遇,而是透视现实产生的。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前一年,因此这种忧虑更有深刻的内涵。而且,“以此不安席”,诗人坐卧不宁了,“蹉跎身世违”,只是不能投合这黑暗的世界,同流合污,以致蹉跎岁月,无所作为。但诗人并不因此颓唐:“终当灭卫谤,不受鲁人讥。”这里用孔子的典故。诗人表示要进德修业,以孔子为榜样,消除世人的讥谤。“终当”二字表现十分坚定。
通观全诗,确如题目“书怀”所揭示的那样,诗人是在坦率地披露着自己的情怀。由于诗人把黑暗的政治、腐败的军事、不安定的社会现状和个人怀才不遇联系在一起,使这种抒情特别有力量。诗篇不仅倾泻着满腔愤懑,似乎还预示着未来的不幸。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杜甫本来善于骑马,也很爱马,写过不少咏马诗。此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像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唯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这首咏物诗它做到了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之外,全诗看似写马,但通过赞马却表达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