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是杜甫行路最多的一年。所谓“一岁四行役”,说的便是这一年。这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年,像这七首诗所写的,真是到了“惨绝人寰”的境地。他采用七古这一体裁,描绘流离颠沛的生涯,抒发老病穷愁的感喟,大有“长歌可以当哭”的意味。
在内容上,第一首从自身作客的窘困说起;第二首写全家因饥饿而病倒的惨况;第三首写怀念兄弟;第四首写怀念寡妹;第五首,由悲弟妹又回到自身,由淮南山东又回到同谷;第六首由一身一家说到国家大局;第七首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在结构上,七首相同,首二句点出主题,中四句叙事,末二句感叹。
从艺术上说,组诗末首是较为精彩的篇章。此诗开头使用了九字句:“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浓缩《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意,抒发了身世感慨。杜甫素有匡世报国之抱负,却始终未得施展。如今年将半百,名未成,身已老,而且转徙流离,几乎“饿死填沟壑”,怎不叫他悲愤填膺!六年后杜甫在严武幕府,曾再次发出这种叹穷嗟老的感慨:“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莫相疑行》)其意是相仿的。
次句“三年饥走荒山道”,把“三年”二字缀于句端,进一步突现了诗人近几年的苦难历程。“三年”,指至德二载(757)至乾元二年。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而遭贬斥,为饥饿驱迫,在“荒山道”上尝够了艰辛困苦。
三、四句,诗人追叙了困居长安时的感受,全诗陡然出现高潮。十二年前,杜甫西入长安,然而进取无门,度过了惨淡的十年。他接触过各种类型的达官贵人,发现长安城中凭借父兄余荫,随手取得卿相的,以少年为多:“长安卿相多少年。”这不能不使诗人发出愤激之词:“富贵应须致身早。”“致身早”,似是劝人的口吻,却深蕴着对出现“少年”“卿相”这种腐败政治的愤慨。这和他早年所写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显然同属愤激之言。
五、六句又回到现实,映现出诗人和“山中儒生”对话的镜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诗人身处异常窘困的境地,当然感叹自己不幸的遭遇,因而和友人谈起的都是些令人很不愉快的往事。忧国忧民的“怀抱”无法实现,自然引起无限伤感。
第七句“呜呼七歌兮悄终曲”,诗人默默地收起笔,停止了他那悲愤激越的吟唱,然而思绪的巨潮如何一下子收住?“仰视皇天白日速”,搁笔望天,只见白日在飞速地奔跑。这时,一种迟暮之感,一种凄凉沉郁、哀壮激烈之情,在诗人心底涌起,不能自已。
《同谷七歌》在形式上学习张衡《四愁诗》、蔡琰《胡笳十八拍》,采用了定格联章的写法,在内容上较多地汲取了鲍照《拟行路难》的艺术经验,然而又“神明变化,不袭形貌”(沈德潜《唐诗别裁》),自创一体,深为后人所赞许。此诗作为组诗的末篇,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艺术上,长短句错综使用,悲伤愤激的情感,犹如潮水般冲击着读者的心弦。文天祥曾拟此体作歌六首。
此诗写亲眼所见的景象。起句“火山今始见”的一个“始”字,发出了百闻不如一见的慨叹。“突兀蒲昌东”中的“突兀”一词,既勾勒出火焰山巍峨高耸之貌,又描绘出火焰山拔地而起、扶摇直上的宏伟气势。起始二句,气势宏大。
接着“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二句继续写火焰山的威势。“虏云”、“塞空”,既表示其空间的高远,又象征着异族活动的天地。而那火焰山的烈焰,却能燃烧那远天的云朵,灼烫的气浪蒸热了广漠的塞空。将火焰山置于广阔的塞空虏云之间,以烘托其热力威猛之势,联想合理,夸张恰到好处,炼字精当,意韵喻长。尤其是一个“烧”字,将火山烈焰指向虏云;一个“蒸”字,使火焰山热气威及远塞,由低向高,由近及远,顺着火焰山热力的漫延,形象地刻划出火焰山名不虚传的威势。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夸张,并非不着边际地虚叹,而是基于生活的真实和诗人志向的高远。在这里,诗人没有拘泥于火焰山近景红岩焦土的精雕细刻,而是从远处的“赤焰”和“炎氛”,“虏云”和“塞空”着眼,以山比军、以热喻威,使诗歌饱含深广的意境。
接着,诗人在反问中发出惊叹:“不知焰阳炭,何独烧此中?”西汉贾谊在《鵩鸟赋》中把自然界万物的生成变化比喻成金属的熔铸,岑参此处化用其意,幻化出一种新奇的意境:火炉之大,如天高地阔,燃料之多,集全部焰阳于一地,从而燃着了这座石山。意为火焰山举世无双,为世上万物之佼佼者。
收尾四句:“我来严冬时,山下多炎风。人马尽汗流,孰知造化工!”以反衬手法,再现火焰山威势,一物多咏,造成连贯的气势。诗人自长安来,一路天寒地冻,唯独边塞火山热气蒸人,人和马都大汗淋漓。这种驱寒使热之工,若不是神力造化,人力绝不能能为之。这里,诗人通过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真实地描绘出火焰山奇特怪异的景象和无穷无尽的强大威力。可以想见,来到火焰山前,诗人触景生情,气贯长虹,更加激发了在边塞施展宏图的志向。
《钴鉧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二篇。文中通过记叙钴鉧潭的由来、描绘水潭四周的景物,表达了作者希望能够摈弃尘世烦扰、摆脱官场险恶,使身心获得放松,并使精神获得解脱的思想感情。
作者从冉水着笔:“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奔注”二字描状冉水强悍的生命力,大有迅猛而来,一泻千里之势,但却遇上了屹立不动的山石挡住了去路。“奔注”之水抵石而下,但“抵”不过山石,只得“屈折东流”了。经过山石激荡后的溪水,变得更加湍急狂暴了,“啮其涯”,直到“啮”完了水涯的沙土,奔注之水全部流到潭中,有所归依才停止。在此,作者以飞动的笔势写出了湍急的溪水景象。接下来,作者则描绘“旁广而中深”的水潭。约有十亩大的潭水则显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清澈。至此,作者的笔势也由峻急而变得平缓起来,不仅表现了溪水因落差过大而迸发出的巨大冲击力,而且进一步写出了溪水“流沫成轮”的又一性情,生动地描画出旋涡溅沫卷雪、旋转如飞的奇景。柳宗元笔下的永州山水是流动变幻、神秘瑰伟的,并且是有着强悍的生命力的锦绣画卷。这与作者顽强执着、自信自强的意愿相合,让其精神为之一振,作者长时间被压抑的内在不屈与傲岸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冉水由“奔注”而遇阻,而“屈折”,而“荡击”,而“啮”食,直至冲出个水潭来。这是一种充满了力度、骨气凛凛的壮观之景。“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这又是一种安宁疏朗,深婉幽美的恬静之景。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山水有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人只有与大自然融合一体,才能识得天机,悟透人理。在柳宗元笔下,永州山水完全是为“我”而独有的。其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动静远近等等,都是或兴发感慨,或寄寓哲理的抒情载体。
第二段笔锋一转,由写景过渡到叙事,叙述得潭经过时带出一个社会问题:钴鉧潭岸边上居住的一户人家,见作者多次去那里游玩、观赏,有一天,便来敲门相告: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重重负担,要躲避到山里去开荒,情愿把潭上的田地卖给作者,以缓解当前的困境。作者“乐而如其言”,把田地买了下来。这仿佛是把贫民的“忧”变成了自己的“乐”。其实相反。联系作者自身的遭遇和《捕蛇者说》等文所反映的情况,就不难想见他此时的心情。如前所说,作者寄情山水,本来是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然而尖锐的社会矛盾,直扩展到山巅水涯,如何逃避。一个由于企图改变黑暗现实而被放逐的人仍然不能不面对政治苛虐、生民涂炭的现实,他的忧闷就不能排遣得了。然后作者“崇其岩,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淙然”。作者对潭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改造,使钴鉧潭的环境便更优美了,更宜于“中秋观月”,更宜于站在潭上见天之高,气之迥了。只有在这幽丽清爽的大自然中,在这“天高气迥”的境界中,他才能真正获得解脱。
文章到此,作者沿着买田修潭的经过,再度抒发感慨,绾合二者,收束全篇。“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者说因此潭而忘故土,但在这“乐”的背后,也流露出心底的隐隐哀愁。表面上说因此潭而忘故土,实则故土并不能忘。正所谓“不思量,自难忘”,这种忧郁,这种期待,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这便是作者的矛盾心理。
此诗为七言律诗,题目中五原是古称,即唐丰州九原,今为内蒙古五原。中唐时,这是唐和吐蕃反复争夺的边缘地区。李益曾为幽州节度使刘济幕府,居边塞十余年。这首诗是李益的代表作。
诗的头两句先写收复后的饮马泉的明媚春色。春天里的饮马泉,杨柳轻拂,绿草无边,呈现出一片静谧、迷人的景色。然而曾几何时,这片肥沃的土地,曾沦陷于胡人的铁蹄之下,任其践踏,根本没有这种冬去春来,劫后复苏的情景。“旧是”二字,含蓄婉转,既包含对今日收复的喜悦,也透露出对昔日国难的感慨与忧思。
三、四句写夜宿五原的见闻。五原之夜,明月皎皎,笳鸣声声,这一静一动,更有力地烘托出塞外之地空旷、辽阔的意境。笳鸣,是古时的军号声,其悲壮苍凉的音调,最能拨动久于旅生活的爱国诗人的心弦,使他们心中刹时涌现出驰骋疆场的豪情,所以下句“何人倚剑白云天”的联想就显得极为脱落自然。
“何人”是不定指的反问,既是边塞鸣笳之地,将士们冲锋陷阵、为国捐躯的真实写照;也是诗人理想中所希冀的能多有一些倚剑天外的英雄来保卫边疆的恳切愿望。这种感情是复杂的,既含有喜悦的赞叹,又蕴藏着担忧的感伤。它透露出五原这一带虽然眼下已被收复,但形势尚很紧张,边防能否巩固尚令人担心。
五、六句写饮马泉由冬到春的变化,暗喻收复后与收复前的今昔不同。“从来”是指过去,说明作者随同节度使来到饮马泉已不是走了一天两天,而是在漫长的道路上几乎走过了一冬天。那时关塞道路,冰冻一片,坎坷难行;而今的饮马泉已是春天,寒冰解冻,绿水分流。严冬与阳春之景,艰难与欢畅之情,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最后两句直抒胸臆,有收束全篇的作用。五原饮马泉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诗人从饮马泉眼前的景色,回想到饮马泉的历经变迁,从饮马泉的历经变迁联想到自己多年从军的坎坷生涯。国势的衰颓,战乱的频繁,个人的失意,使忧国思乡的诗人在军旅中度过了大半生,消耗了美好的青春,而今面容憔悴,年华消逝。“恐惊”二字,写出了诗人怕回首往事功业未成的沉痛心情。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局势、边防的安危紧密结合,似水到渠成般地把全诗的思想感情收结起来。
摄取典型形象,运用多种手法,寄情于景,是此诗突出的艺术特点。全诗八句,几乎一句一个景象,象电影镜头一样连续放映出八个画面:春光明媚的大草原;碧波荡漾的饮马泉;笳声悲壮的空旷月夜;倚剑天外的守边将士;冰雪封冻的关塞之路;汉使面前的流水淙淙;以及怕临泉照影的憔悴老人和回忆中的当年之英武青年。这些画面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画面中有景色,有人物;有眼前的,也有过去的;有近处的,也有远处的;有看到的,也有听到和想到的。
这一系列的画面,虽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最终都以诗人的行踪为线索,融汇在诗人对边塞形势的感慨中,从而生动和谐地组成了一幅“过五原”的大画卷。面对这幅色彩绚丽,含蓄深沉的画卷,不由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和回味。
同激昂高扬的盛唐边塞诗相比,李益这首诗忧伤重于欢欣,失望多于希望,情调大相径庭。这是不同时代使然。同时,正由于诗人具有爱国热忱,因而明知前途难测,希望微茫,却仍然要给人以欢欣和希望,这是诗人思想感情使然。这就使这首诗独具一种风格,欢而不乐,哀而不伤,明快而婉转,悠扬而低回,把复杂矛盾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和谐动人,含蓄不尽。明人胡震亨概括李益边塞诗的基本情调是“悲壮婉转”,能“令人凄断”,这首诗正可作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