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儿，旧时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集会庆贺，给婴儿洗身。苏轼当年得子，“洗儿”之外，赋《洗儿诗》一首。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苏轼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曾任凤翔判官、殿中丞等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释放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东坡《洗儿诗》短短四句，语气戏谑，基调反讽，实乃事出有因。“人皆养子望聪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只是苏轼本人仕途受大挫，痛定思痛。“我被聪明误一生”也是实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在诗文中讥讽“新进”，被对方构陷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得一死，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男孩儿而作。刚刚经历一场大磨难，诗人“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点不难理解。“公卿”还是要当的，只是希望“无灾无难”而已；“愚且鲁”不过是件外套，大智若愚才是内核。苏轼此愿，实在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身居杭州一位先辈瞿存斋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反《洗儿诗》意，一目了然。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清人褚人获评论杨诗，说虽属戏作，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写《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簦笠相随走路歧，一春不换旧征衣。”诗的首联总写漂泊江湖之苦。“簦笠”(雨伞和草鞋)、“征衣”这些意象本身就与羁旅生活有密切关系，积淀了与离情羁思有关的感情内容，因而诗人选取这两种意象，就给了读者以离情羁思的暗示。
一人东西漂泊，只有“簦笠”是随身伴侣，其孤独落寞之情态可以想见。“走路歧”三字既写明所走之路岔道很多，又写明作者是无目的、无方向的漫游。刘安《淮南子·说林训》记载：“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逵路”即歧路。杨子见歧路而不知何去何从，因而伤心痛哭，诗人“走路歧”时的愁苦心态也就不难想见了。“一春”点明时间，说明作者一个春天都是这样不停地奔波。“旧征衣”写明作者现在身上穿的是以前流落江湖所穿的衣服，这说明在“一春”之前也是客居在外，不停奔走。游子的羁旅之愁苦通过时间的延续曲曲绘出。仅此开头两句，就把羁旅之苦写尽，天涯游子四处奔波、百无聊赖的心态亦在不言之中。
“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颔联人题，具体写日行夜宿的羁旅生活的情状。出句写雨中跋涉，写路途之艰辛。大雨滂沱中在“山崦”上攀登，已不堪其苦，再加上行走于“黄泥坂”上，其困顿艰辛更可想见。对句写夜宿田家，写住宿之简陋。“自板扉”可以想到田家之贫，而住宿其家的游子之苦也就不言而喻了。
“身在乱蛙声里睡，心从化蝶梦中归。”颈联承颔联，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情景。“乱蛙声”三字写出了乡村之夜所特有的音响。本来，夜幕降临后，一切都归于沉寂，只有和煦的清风送来远处的蛙鸣。躺在床上，听听这青蛙的合唱，本来应有几分惬意，然而在雨中跋涉了一天的诗人，哪里还有这种雅兴，“蛙声”而日“乱”，则是诗人移情于物，辞因情发。而在“乱蛙声”中竞能慢慢入睡，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写出了奔波一天之劳累。由于饱尝羁旅之苦，自然想家，因而下句则写梦中回乡。连做梦都想着回家，其乡情之浓可以想见。然而，人只有在梦中才能“归”，其心情之痛苦又可想而知。《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这里化用庄周化蝶的典故，抒写了自身的迷茫怅惘之感。“身”与“心”相对，有身在江湖，心存家园之意，由此可以体会到诗人长年客居在外自有不得已的原因。诗人由于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转江湖，靠献诗卖艺来维持生活，有家难归，只是在这里不愿写明罢了。
尾联在前几联所叙写的基础上推进一层，抒写乡愁。诗人四处漂泊，既是思归不得，退而求其次，就盼望着得到一纸家书，可惜，就连这一点聊胜于无的安慰也得不到。由于流落江湖，行踪不定，结果是“乡书十寄九不达”。这一不愿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对这位长年客居在外、思家心切的诗人来说，内心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鸿雁在古代是书信的象征，远离家乡自然想到托雁传书，因而目睹空中飞雁，乡情自然也就更浓。“天南天北雁自飞”一句，是景语，也是情语。思乡之情是无形的、抽象的，雁则是有形的实物，把抽象感情与具体形象结合起来，这就使无形的乡情仿佛可触可见了，从而收到生动的艺术效果。作者身当此境，目睹征鸿，心已随之远去，但恨身无双翼，依然羁留他乡，则有人不如雁之感。雁天北天南自由翱翔，带来了无边愁思，却偏偏无情，不能带来乡书，只是徒增一番愁苦。辛弃疾《祝英台近》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构思已相当新奇。冯去非《所思》“西风不寄小银钩”的想象却更深了一层，盼望西风在“带愁来”的同时，也能为他“寄小银钩”，但又终于未能变成现实。戴复古的尾联与冯去非诗句意境相似。着一“自”字，使客观景物带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怅惘之意，无可奈何之情。
诗的前八句，写作者登上悬瓮山顶的望川享，鸟瞰眼前景色，美不胜收，并引触了深深盼感慨。惠远祠前的晋溪水，从悬瓮山麓汩汩流出，清澈透碧，水中绿萍嫩翠、锦鳞腾跃，掀起了一层层银白色的浪花；溪上的悬瓮山象一座巨大的卧屏，群峰竞秀，气势磅礴，草木葱清，景象万千；这里风景优美，形势雄伟，是中原大地的北大门，当年的晋阳故城就座落在这里，可以想见那巍峨的城阙高耸入云，景象无比壮观。站在望川亭上，回想起这座古城的兴衰变迁，感慨万端，如今眼前所展现出的，只有那千顷沃野上，一层层麦浪在春风中摇曳翻滚，那座悠久的历史故城已经不复存在了。
接着，次八句，诗人回顾了晋阳故城被赵宋统治者废毁的历史。保宁元年（969），宋太祖赵匡胤率兵进攻北汉，围困晋阳。在外敌入侵时，人民表现出积极御敌、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薜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簇”，就是晋阳人民面对侵略自发抵抗的爱国爱家精神的体现。然而城池被毁，生民被迁，河山虽然依旧形胜，但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河洛几度风烟昏”，便是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中原北门”毁废后，给中原广大人民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之灾。
此后八句又从宋朝毁灭晋阳文明古迹的角度予以鞭挞。“阙”指宫门前两边供了望的楼。“觚棱”，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棱形。用“苍龙”“玉虎”“金雀”等词形容之，极显其金碧辉煌、凌云欲飞的景象气势。如此宏伟壮丽的古迹，竟被付之一炬，且将民居尽焚，以致“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往来”二字，概括了数百年来无数人民的辛酸，它不仅鞭挞了宋统治者给山西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山西人民眷念故乡的传统。据传被掳至河南的山西人总不忘岁时回乡祭祀祖先，“往来”时还带些特产以充路资，此亦为晋商之渊源。“南人鬼巫”四句，则矛头直指宋王朝，斥其不重人事，迷信风水，导致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可悲下场。
末二句乃全诗主旨所在，前面从军事、政治、文化的角度阐述利弊，旨在希望金统治者再振围威，重建晋阳。
全诗曲折往复，词语慷慨，气势雄放。抒发了强烈反对战争的情怀。
诗分三章。第一章悼惜奄息，分为三层来写。首二句用“交交黄鸟，止于棘”起兴，以黄鸟的悲鸣兴起子车奄息被殉之事。据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棘”之言“急”，是语音相谐的双关语，给此诗渲染出一种紧迫、悲哀、凄苦的氛围，为全诗的主旨定下了哀伤的基调。中间四句，点明要以子车奄息殉葬穆公之事，并指出当权者所殉的是一位才智超群的“百夫之特”，从而表现秦人对奄息遭殉的无比悼惜。
诗的后六句为第三层，写秦人为奄息临穴送殉的悲惨惶恐的情状。“惴惴其栗”一语，就充分描写了秦人目睹活埋惨象的惶恐情景。这惨绝人寰的景象，灭绝人性的行为，使目睹者发出愤怒的呼号，质问苍天为什么要“歼我良人”。这是对当权者的谴责，也是对时代的质询。“如果可以赎回奄息的性命，即使用百人相代也是甘心情愿的啊！”由此可见，秦人对“百夫之特”的奄息的悼惜之情了。第二章悼惜仲行，第三章悼惜针虎，重章叠句，结构与首章一样，只是更改数字而已。
秦穆公用殉177人，而作者只痛悼“三良”，那174个奴隶之死却只字未提，则此诗作者的身分地位不言而喻。殉葬的恶习，春秋时代各国都有，相沿成习，不以为非。《墨子·节葬》篇即云：“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不过到了秦穆公的时代，人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人殉制度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暴行为，《黄鸟》一诗，就是一个证据。尽管此诗作者仅为“三良”遭遇大鸣不平，但仍然是历史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