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讲的是西施若耶采莲的故事。
诗首句“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
“人看隘若耶”，人人争餐秀色，使宽阔的若耶溪变得狭隘了，著一“隘”字而传神，那种人潮汹涌、人舟填溪满岸的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读者眼前，将王维《西施咏》的“艳色天下重”的虚写，变成了轰动当地的如实描绘。
这里又戛然而止，不再在西施身上着墨，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勾践早已确定使用美人计来对付吴国，而西施的美艳倾倒众生，轰动当地，那么越国的君臣也不用去费力探访了，有了这位不二的美女人选之后，才“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较之王维的“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语异而意同，王维的诗多了一重曲折，略去了勾践君臣实施美人计的过程；李白的诗实施了“截割”，割去了选作吴宫妃子的结果，同样地表现了“艳色天下重”的意义。这种截割，多了一些含蓄和暗示：既然是“归向越王家”，勾践同样也能留下这个美人，但他在“报吴”、“复仇”的目标下克制住了；而西施的入吴，却成为亡吴的原因之一。
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合情理；至于泛舟三百镜湖之中，则是作者的想象了。但这一想象却有更改事实之嫌，因为如果是借镜湖湖水的清澈来表现西施“自鉴其美”，或者是借三百里的水程来表现拜倒西施的人的众多，那么下句“人看隘若耶”就显得多余了，这可能是李白百密一疏的笔误。
上片绘写西湖岸上的清丽景色：“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那古老的西湖岸边，丛生了一片青色的菰草根；新开的水渠，正滚走着碧绿的水流；恰好看到闪闪湖光，照满了万家的楼房。而后，笔锋却突然一转：“记取他年扶病、入西州。”扶病，带病勉强做事。词人面对西湖美景，却提醒自己说：“应该牢牢记住：自己的政治抱负依然难以实现啊!”犹如重拳捶胸，给人以猛烈的撞击，显现出词人壮志难酬的内心抑郁。文词的突然转换，使笔墨霎时开张。
下片则通过景物，倍写自己乖蹇难堪的坎坷道路。与上片的郁闷感叹交相呼应，并加以发展：在端午佳节中却碰到了连绵梅雨，令人不知所措，好像把自己的余生寄托在一叶小舟任其漂流一般；然而，舟侧又遇到杂草丛生的菱角和菰根，浮在湖面，累累相阻。“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那湖面的千顷明月光，皓洁清沏，又使人留恋难返。
此词时悲时喜，曲折委婉，终把词人矛盾复杂的心境和盘托出，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感受。
“云接平冈，山围寒野，路回渐转孤城。”是一对偶句，从云和山着眼，极力描摹开阔广漠景象，“接”和“围”两个转词，也显得有气势。“路回渐转孤城。”道路经过几番回转以后，才逐渐地看到了远处的城郭。“渐”字有韵味，既表示原野广阔、路途遥远曲折，又能透露行人旅客那焦灼期待的心情。
“衰柳啼鸦，惊风驱雁。”又是一对偶句，这一偶句式把重点描写的鸦和雁放在第四字的位置上，与前一偶句把云、山放在第一字，位置安排不同，形成错落之势。两句通过乌鸦和鸿雁的啼声，极力描摹秋季原野上的肃杀气氛。“惊风驱雁”四字，最精彩。用“惊”字形容秋风，除了说它猛烈之外，还能是人觉得节序变换之迅速，从而产生一种仓皇无措之感；说鸿雁是被秋风驱赶而南飞，还有比喻人生道路上的为世事多驱遣而不由自主的意思。更将这满布秋愁的画面上，点上了鸦啼雁唳、衰柳簌簌、惊风飒飒的有声有色之转景，岂不更加浓了羁愁抑郁之情。在“柳”、“鸦”、“风”、“雁”之前冠以“衰”、“啼”、“惊”、“驱”几个转词，将秋景的情韵也就更加深化了。
“转人一片秋声。”一句，在前面景物层层铺叙、渲染之后，以直抒胸臆道出，语平易而情深。“转人”二字并不突兀，因为它只不过是把上文写景之中所包括的抒情成分点名罢了。“秋声”，当然是指鸦啼、雁唳和风吹的声音，但与“一片”相连接，则是为了与开头所描写的广漠原野相照应。由于环境寂静，声音便传得远；又由于有一些单调的声音，而周围的环境却会显得更加寂静。
“倦途休驾，淡烟里、微茫见星。尘埃憔悴，生怕黄昏，离思牵萦。”是当日事，“尘埃憔悴”则是边叙写羁旅生涯，边描绘途中景色，写景、论事、抒情三者融为一体，有力地塑造了天涯游子的形象。“倦途”“憔悴”二词，既是勾勒了游子的憔容倦态，更揭示了其内心的愁苦。多日积累，因分别日久，故引出“离思牵萦”，趁黄昏休歇时遂乘隙而来。“离思牵萦。”一句，正点出了愁苦之因。“淡烟里，微茫见星”二句，展示了一幅黄昏黯淡、烟霭迷蒙、疏星闪烁的朦胧意境，为画面的秋寒、羁愁更抹上几笔冷色。王实甫散曲《十二月带尧民歌》“自别后遥山隐隐”一首说：“怕黄昏忽地又黄昏，不销魂怎地不销魂。”虽说写有离人与思妇之不同，而体会黄昏时刻最易使人感到孤独、引起离愁，则是一致的。
“华堂旧日逢迎，花艳参差，香雾飘零。”回忆往事，一派花团锦簇，内容突然而变。“华堂”，指歌舞欢宴之地；“逢迎”，指交接过从之事。“花艳参差，香雾飘零”八字，极写众多美女之足以令人眼花心醉；“花艳”，预指女郎的美貌。作者《玉楼春》有“大堤花艳惊郎目”之句，与此同本于南朝乐府诗《襄阳乐》。“香雾”是美人香气，“雾”言其浓若可见，又飘荡弥漫无所不至。写美人，先写其色，复写其香，总写其多（“参差”喻多）。
“弦管当头，偏怜娇凤，夜深簧暖笙清。”如此加倍地去写美人，不会没有缘故。那众多美人是什么人？不是主人的宅眷，也不是女宾，此句点明，是“弦管当头”，那是一班吹弹歌舞、为华筵助兴添欢的女乐。唐崔令钦《教坊记》说：“伎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越前头人，常在上（皇帝）前头也。”这也就是“弦管当头”了。前面写华堂之集、美女之美，是为了这班乐伎的出场作先声夺人之势，但目的还在下文说出——“偏怜娇凤，夜深簧暖笙清。”是众多乐伎中他所独爱的以为吹笙的美人。“娇凤”言其小，又言其美，同时又兼指她演奏出来的那悠扬转人的、如同凤鸣一般的笙乐。“簧暖笙清”周密对此有个很好的解释。《齐东野语》卷十七“笙炭”条说到焙笙：“簧暖则字正而声清越，故必用焙而后可。……乐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语。”所谓“乐府之语”，即指美成此句而言，特写“夜深簧暖笙清”一句，当时宴席到深夜时她在作笙独奏，所以惹人注目，也得到他的特别怜爱。
“眼波传意，恨密约、匆匆未成。”承接上句情境，他在神情举转上有所表现，而为一人所注意，于是她便“眼波传意”，那就是“美目流盼”、“独与予兮目成”，写得活灵活现了。“眼波传意”也就是下文的“一晌留情”。
“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一晌情”前，应藏有一个“她”字。又应藏有一个“我”字。既称“烦恼”，就有流于皮相之见了，把它理解为作者另一个词中的“拼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解连环》），恐怕倒还接近些。
“翩与”二句，是写北行时寂寞凄凉的情怀。翩然和回归北方的鸿雁共同北行。登山临水，据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这里借用此句来表达诗人的离乡之愁。
“江南”二句就真实地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痴情。“江南”句是古诗名句，据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里借用此句点明了北上的时间，正是江南阳春三月、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样美好的季节离开故里北上，留恋之情更加难舍难分。
在交待了离乡的时间以后，“五夜”二句又进一步交待了北行的原因。“五夜”即五更，这里指通宵。“伏枥”出自曹操《步出夏门行》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左计，失策。躬耕，亲自耕作。这两句的意思是：通宵不眠，我象伏枥的老马壮心不已;没有亲自操作于田野，恐怕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策了。这就是说，我还有壮志未酬，所以还不能归隐田园。那么，他的壮志是什么呢? 最后两句做了交待。《两当轩集》前言说：“黄景仁的诗歌主要是反映个人身世的穷愁不遇，抒发寂寞凄凉的情怀为多，虽有愤世嫉俗的篇章，但有些作品的基调较低沉。”黄景仁对自己诗歌的这些不足之处有深刻的认识，他说：“自嫌诗少幽燕气”，也就是说缺乏燕赵慷慨悲歌之气，所以才“故作冰天跃马行”，为了转变“少幽燕气”的诗风，诗人甘愿从草长莺飞的江南到冰天雪地的北方跃马前行。
这首诗巧用比兴，含意深远。语言明快晓畅，而又妥贴传神，富有表现力。“故作冰天跃马行”一句含蓄而隽永，似是在写诗人在冰天雪地中跃马前行，实则是写出诗人希望自己的诗要有“幽燕气”。向豪壮处发展。全诗不乏佳词警句，含英咀华，耐人寻味。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