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清朝末年革命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陈意映的一封绝笔信。在这封绝笔信中，作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情和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深沉的爱。他把家庭幸福、夫妻恩爱和国家前途、人民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对妻子亲人的爱和对国家人民的爱连为一体，阐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真正幸福。全文感情真切，笔调委婉动人，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自“意映卿卿如晤”一开头，整封信围绕着一个有血有肉的“情”字倾诉心曲。“卿卿”一呼，落笔动情。“吾至爱汝”，“吾爱汝至”，“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吾作此书，泪珠与笔墨齐下”，这些饱含感情的倾诉，使读者心魂为之摇荡。正由于作者对妻子爱得深挚，因此在挥毫作书之际，夫妻之间那令人无限眷恋而又无法重温的往事，一时奔涌笔底。
第一件事是“四五年前某夕”与妻子的一席对话。作者对妻子说：“与使吾先死也，吾宁汝先吾而死。”读者乍听起来，这话真有些不近人情，谁都希望自己至爱的人健康长寿，也难怪他的妻子“初闻言而怒”。按时间推算，这番话应是林觉民婚后赴日本留学假期返故里时所说。他在日本比在国内更加接近反清革命中心，献身革命、为国捐躯的宏愿已经确立，只是担心一旦牺牲了，妻子忍受不了失去爱侣的悲痛。“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这份“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爱，是至爱。
第二件事是婚后蜜月生活的情景：“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花月掩映，两情依依，良辰美景人同在，诗情画意，温馨甜蜜。美丽的青春，无边的幸福，无法让他忘怀，这浓情蜜意，是至爱。
第三件事是“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这时新婚不久，作者写信给父亲说要远赴南洋，急得老父去厦门找他，但他却早已回家。这次外出，显然有特殊任务，但不便直接告诉妻子。所以意映要他“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希望远走天涯长相随，是至爱。
第四件事是“前十余日回家”。这次作者从日本归来，身负革命重任，本拟将实情告诉妻子，又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恐不胜其悲，“故惟日日买酒呼醉”，试图减轻压抑心底的难言之苦，永诀之痛。诚如古人所叹：“举杯消愁愁更愁”，这醉中之苦仍是对妻子的至爱所致。
除了这四个生活片断，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还表现在对死后的想象。一个平日不信有鬼的革命者，竟希望真有鬼，好与妻子以灵相依，以哭相和；黄泉尘世，互慰相思与寂寥。而信末因感“巾短情长”难以尽意的巨大痛苦，反以“一恸”作结，可谓以一当十，言有尽而情无限。
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矢志拯救国家民族的革命者，作者在尽情倾诉夫妻之间至爱的同时，畅叙了儿女情必须服从革命事业的至理，将一己之爱扩展到普天下人之爱，表达了牺牲个人幸福，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崇高情怀，情理浑然交融，深情大义与英雄壮怀同辉，给这封信带来了政论的色彩和战斗的品格，堪为志士增色，为弱者壮胆，义无反顾地为祖国献身。
这封信是作者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写的，生与死，妻与儿，国家、民族与人民，无不牵动着他的心魄，其万千思绪，如春潮荡漾于心海，散文的形式正适宜他尽情地表达这丰富、复杂的感情。追忆往事，不需依时间先后为序，一件往事似信笔拈出，每一笔都流注着作者炽热的血液，饱含着作者对革命、人生的崇高信念。这封信不是一般所谓的情理兼见，而是以情作为贯穿的主线，理贯于情，情中见理。
在这封感人至深的信中，也可见作者挥洒自如地驾驭语言的功力。写景叙事处，精妙洗练，情景宛然在目。如对婚后生活的回忆，冬日月夜，一对爱侣临窗低语，携手庭中，在月光与疏梅交相掩映中互诉心怀。和平、宁静、温柔、幽谧的夜色，烘托着、渲染着人间醉人的幸福。这种境界，无须慷慨陈词。作者基本上采用了四言、七言句式，参差错落，娓娓动听，明净如洗的语言，极富诗的韵致。这段文字，既有一种逼真传神的形象美，又有一种清新醉人的情趣美。夫妻之间的柔情蜜意：“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只在虚实之间，既明朗又微妙，给人以不尽的遐想。信中为了表达对妻子的至爱至情，时时出现叠字，如“低低”、“切切”、“真真”、“的的”、“日日”、“依依”等，把作者对妻子无限爱恋，对人生无限眷恋的浓烈感情传达了出来。
信中在抒发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和痛斥旧中国血腥统治等方面，大气磅礴，精光四射。大抵长短句式交替运用，句意或层层递进，或回旋曲折，铿锵之声如金石掷地，又于参差错落中显示出语句大致相仿的特点，增添了文章悲壮恢宏的气度与政论雄辩的色彩，使感情的进发与理性的思辨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作者虽于抒情处再三畅言壮志，并不给人以芜杂、累赘的感觉；相反，它给人以亲切的感染、有益的陶冶。由于作者具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能够自如地融诗文辞赋的语言节奏于笔下，又能适当地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富有表现力的叠字，铸炼出具有个性色彩的散文语言，完满地体现出这封信的立意：为天下人谋永福。
全诗按思想感情的脉络，可以分成九段。
第一段是总起，交代远游的原因。基调是开头两句：“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对恶浊朝廷的迫害充满悲愤，只得去远游了。到哪里远游呢？“托乘而上浮”，去的是天上，是人们所崇仰的神仙世界。
第二段写远游者的心境，反覆吟咏“心愁凄而增悲”、“求正气之所由”，定下全诗感情基调：悲愤的追求和坚定的信念。到四方远游的宁静环境，和诗人关怀现实的热烈内心，形成一对矛盾，从而引导下文诗人情绪的多变反覆。
第三段提出一系列的仙人：赤松子、傅说、韩众等，作为追慕的对象，“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不过，诗人内心仍然隐隐作痛：他忘却不了故乡，忘却不了世俗社会。难道得道升天、腾云驾雾，就可以躲避小人们的迫害吗？诗人无法回答。诗人的怀疑，实际上是自己对远游复杂的心理表述。
第四段诗人的思绪又回到世俗社会，想到善良忠诚而遭朝廷迫害的情形，感到高阳帝时代清明的政治不会再出现，只好认真规划自己远游的行程了。第四段与第三段在内涵上相对。第三段写上天游玩却怀念人间，第四段写人间受苦就向往上天遨游。天上人间，始终成为诗人心灵的两极，时左时右，使情绪澜翻不已。
第五段是对三、四段情绪的决断。一开头有“重曰”二字，先重重地下断语：“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世俗社会不能再留恋了，还是去飞天遨游吧！向南、向南，先向南方游览。诗人决断去远游，又定下方向，至此，才是远游从思想落实到行动。那么，诗人向谁请教远游的道理呢？第一位远游导师，便是王子乔。定了信念，请教仙人，远游便确定无疑了。
第六段是仙人王子乔的话。诗人把仙人的话，用富有节奏的文字记录下来，实质上是通过王子乔的话，表达自己对远游的体会：既然现世已无有道贤君，那么，上天悟道就是成仙立德了。古人说，人生三项不朽的事业是立德、立言、立功，立德是最重要的。既然在人间不能再立德，成仙修行便是最佳道路了。王子乔的话，诗人的领悟，都集中在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一点上，可见诗人仍未忘情于世：人间的道德规范永远深烙在他心中。
第七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一站：上天宫参观。上天之前，诗人吸取天之精气，神旺体健，然后乘云上天，进入天宫之门，游览清都等天帝的宫殿。古时说天帝宫殿在天的中央，诗人升天后先到天中央，作为出发的基点，可见在他心灵深处，仍然有一个天帝，那是人间君王在天界的投影。隐约之间，人们感到屈原离开楚国都城远游，心中时刻忘不了人间的君王。
第八段，写诗人远游的第二站：游览天上的东方与西方。先是游东方。诗人出游的队伍不是三两什役，而是一大队龙神卫护，八龙驾车，风伯、雨师、雷公做侍卫，真是威风八面、气势威严。拜会过东方太皓天帝和西方金神蓐收之后，诗人有点飘飘然了，享受到得道成仙的乐趣。但是，从高空下视。瞥见故乡，心中不禁隐隐作痛。该怎么办呢？决定再向南游，希望找到舜帝一诉衷肠。这一段写出游队伍的庞大神奇，既有大胆热烈的想像，又有丰富具体的铺陈，使出游的行列成为神仙世界的展览，渲染出成仙得道的快乐气氛。
第九段是全诗的结束，又可分两个层决。第一层写游览南方和北方，拜会南方之神祝融和北方之神颛顼，都深受教益。游南方北方的描写，比游东方西方简单一些，因为同样一支队伍，不必重复描述。只是突出了南方的鸾迎宓妃、湘灵鼓瑟，以及北方的冰积寒冷。第二层概括游览东西南北四方天空大地，感悟到人间应该有一个新的世界，那便是超越儒家的教化，使人与天地元气相一致，天、地、人和谐共处。这样，即使不离开人间远游，也能感受到生命的快乐了。
《远游》一诗，写的是想像中的天上远游，表达的是现实人间的理想追求。诗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怪异之物，先后有太皓、西皇、颛顼等四方上帝。有雷神丰隆、木神句芒、风神飞廉、金神蓐收、火神祝融、洛神宓妃、湘水之神湘灵、海神海若、河神冯夷、水神玄冥、造化之神黔瀛等各类正神，有玄武星、文昌星等星官，有赤松子、傅说、韩众、王乔等仙人，有八龙、凤凰、鸾鸟、玄螭、虫象等神话动物，有汤谷、阊阖、太微、旬始、清都、太仪、微闾、寒门、清源等神话地名，迷离惝怳，令人目不暇接，心驰神摇。这正是战国时代民间传说与原始宗教交叉的产物，反映出楚文化富于想像的特色，显示了诗人吸取民间文艺素材进行诗歌创作的艺术视野，和操纵开合运用自如的创作能力。这位伟大的诗人的诗歌为人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话素材，成为后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借鉴依据。
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景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首二句是欧阳修很得意的。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后人也说它“起得超妙”。这两句一果一因，语气连贯；次序上先以“疑”领起，引出对于“疑”的解释，因此显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还寓含着诗人在受贬谪时期待和失望的心情。所以，虽说是有如口语的句子，其实写得很讲究。全诗的关系，也是一联紧接一联，意脉含蓄而绵细。唐人律诗多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力图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节奏，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
这首《戏答元珍》是欧阳修的律诗名作，此诗作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此年欧阳修因事左迁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与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字元珍）交好。丁曾有诗赠欧阳修，欧阳修乃于此年作诗以答。此诗首联写山城荒僻冷落；颔联承前细写山城荒凉之景，写出残雪累累、寒雷殷殷中蕴孕的生机一片。后两联抒情。颈联写作者多病之身在时光变迁、万物更迭中产生的客子之悲；尾联写自己早年作客洛阳，稔熟洛阳牡丹，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自己全不在意。欧阳修在这样一首普通的诗中表达了决不屈服的昂扬之志，道出了作者哲理性的人生思考。正是在这一点上，欧阳修的这首诗体现了宋诗注重理趣的革新特征。
欧阳修胸襟旷达，虽处逆境之中，仍能处处自得其乐。他的《醉翁亭记》，末二段就表现了他与民同乐的情景。此诗和《醉翁亭记》同样用了一个“醉”字，但并不过多地渲染那些离情别绪。《醉翁亭记》是写游宴之乐、山水之美，这诗所表现的父老亲故送别饯宴的情景，别是一番情味。
诗的前二句以绚丽的春光衬托热烈的送别场面。后二句抒情，内里实在蕴含着惜别的深情，只是故作旷达自慰且慰人。这首诗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
首句写景，点明别滁的时间是在光景融和的春天。
欧阳修由滁州徙知扬州，朝廷的公文是在那一年闰正月下达的，抵达扬州为二月。滁州地处南方，气候较暖，这里与作者在夷陵（今湖北宜昌）所写的另一首《戏答元珍》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不同，而是花光浓烂，柳丝轻明。这样，此诗首句不仅写出了别滁的节候特征，也为全诗定下了舒坦开朗的基调。
次句叙事，写当地吏民特意为欧阳修饯行。
“酌酒花前”，是众宾客宴送知州，与《醉翁亭记》的知州宴众宾正好相反；这天还有丝竹助兴，气氛显得热烈隆重。它虽不同于以往投壶下棋、觥筹交错的游宴之乐，但同样写出了官民同乐和滁州民众对这位贤知州离任的一片深情。
后两句是抒情，诗人把自己矛盾、激动的心情以坦然自若的语言含蓄地表达了出来。欧阳修在滁州任职期间，颇有惠政。饯行时当地父老向他所表示的真挚友好的感情，使诗人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两年多的贬谪生活即将过去，这里地僻事简，民俗淳厚，作者特别对以前在滁州琅琊山与众宾客的游宴情景怀念不已；而此时却是离别在即，滁州的山山水水，吏民的热情叙别，使他百感交集。这里“我亦且如常日醉”的“且”字，用得极好，写出了诗人与众宾客一起开怀畅饮时的神情意态和他的内心活动。
结句用的是反衬手法，在这种饯别宴上作为助兴而奏的音乐，是欧阳修平时爱听的曲调。但因离忧婴心，所以越是悦耳的曲调，内心就越感到难受。唐朝张谓写过一首题为《送卢举使河源》的赠别诗：“故人行役向边州，匹马今朝不少留。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竹为君愁。”这里结句所表达的意思，为欧阳修所化用。“莫教弦管作离声”，发人思索，使诗意余韵不尽。后来黄庭坚《夜发分宁寄杜涧叟》诗“我自只如当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也是从此脱出。
欧阳修这首诗与一般叙写离愁别绪之作所渲染的凄恻之情，有明显的不同，它落笔轻快自然，平易流畅。这与宋初盛行的刻意追求辞藻华丽，内容却显得空虚的“西昆体”诗风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欧阳修在诗歌创作中以明快朴实的诗风力矫时弊，因而就成了北宋诗坛的一大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