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饮茶风气日炽，上自权贵，下至百姓，皆崇尚茶当酒。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狂饮，而是以茶代酒，所以能聚首畅谈，洗净尘心，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钱起为记此盛事，写下这一首《与赵莒茶宴》诗。
全诗采用白描的手法，写作者与赵莒在翠竹下之下举行茶宴，一道饮紫笋茶，并一致认为茶的味道比流霞仙酒还好。饮过之后，已浑然忘我，自我感觉脱离尘世，红尘杂念全无，一心清静了无痕。俗念虽全消，茶兴却更浓，直到夕阳西下才尽兴而散。
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境啜茗图，除了令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蝉与竹一样是古人用以象征峻洁高志的意象之一，蝉与竹、松等自然之物构成的自然意境是许多文人穷其一生追求的目标，人们试图在自然山水的幽静清雅中拂去心灵的尘土，舍弃一切尘世的浮华，与清风明月、浮云流水、静野幽林相伴，求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这首诗前十四句极言旅顺港的形势之壮险、战备之精良、军威之雄壮，正是天下无双，固若金汤。最后两句骤然转折，将前文陡然抹倒，金城之固，毁于一旦，于大起大落中寄托了诗人无限的悲愤叹惋。全诗描写生动，语言通俗，格调沉重。全诗十六句，可分为三个层次。
从“海水一泓烟九点”至“龙旗百丈迎风颭”为第一层次，极写旅顺口形势的险要，炮台和大炮的精良、威严，港口布防的坚固。诗人一开始便以一种自豪的激情描写旅顺口的壮险的形势：“海水一汉烟九点。”这里将李贺《梦天》诗“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缩为一句的开头，居高临下，气势不凡。诗人像是引导读者从飞机上俯瞰辽阔的祖国大地。面对着如此壮险的海港，诗人由衷地发出赞叹：“壮哉此地实天险”。诗人选取了炮台、大炮、深、巨舰，龙旗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着重表现旅顺口形势之险要，装备之精良，防务之坚固。再加上发炮时的雷鸣电闪，港湾里的龙旗招展，写得有声有色，字里行间蕴含着对祖国的热爱和自豪的激情。
第二个层次从“长城万里此为堑”至“万鬼聚谋无此胆”，揭露帝国主义时时妄图掠夺旅顺、入侵中国领土的阴谋。“昂头侧睨视眈眈，伸手欲攫终不敢 ”，诗人以拟人化的手法把海港要塞写成昂首的猛虎，警惕地注视着阴谋入侵的敌人，终于使它们不敢轻举妄动。“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这里用昂首的猛虎比中国军民，用“万鬼”比喻帝国主义列强，表现了对自身力量的自信和对敌人的蔑视，爱憎感情鲜明而强烈。而且，“昂头侧脱何耽耽”一句同前面的“炮台屹立如虎阐’相呼应，保持了形象的连贯和完整。
“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为第三层次，诗人以画龙点睛之笔高度概括了旅顺失陷的惨痛历史。谁知诗人引为自豪的如此坚固的要塞，竟然“一朝瓦解成劫灰”，这里面蕴含着诗人无限的哀痛和悲愤。如前所述，日军是从后路攻入旅顺的。诗人并没有重复旅顺失陷的战争过程，而是用“闻道敌军蹈背来”一句委婉含蓄地高度概括，揭示了旅顺港失陷的原因，深含着对应当为这次战争的失败负责的腐败政府和无能将领的不满与谴责，表现了诗人的巨大的哀痛与悲愤。
全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地记录了旅顺失守的情景。题为“哀旅顺”，实则表现了诗人对昏庸无能之清政府的愤怒谴责、对迫在眉睫之民族危亡的深切焦虑，同时也蕴含有抵御外悔的爱国情怀。这首诗在艺术上采取史诗般的笔法，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甲午海战加以高度概括与真实记录，显示了诗人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其次，全诗以大量篇幅对我、敌双方的形势加以渲染，采用层层铺垫、卒章显志的方法来突出主题。
薛昂夫这组双调带过曲，多用五七言句法，也融入一些前人诗词，婉约幽丽，富有诗词韵味。
前段《楚天遥》，通篇五字八句四韵，句式与词牌《生查子》同。开头两句化用了南宋词人高观国《卜算子·泛西湖坐间寅斋同赋》词意，揽括全篇，抒发了爱春、惜春、伤春的复杂心绪。“屈指”“弹指”、“春来”“春去”，两相对比，益见感慨之深。“蛛丝”二句，写眼前景物，用了传统的比兴手法。“留春住”，是作者此际的心情，因而感到客观的境物，亦与自己的心融会为一。落花象征着即将消逝的春天。“蛛丝网落花”似从辛弃疾《摸鱼儿》“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词句化出，物与我会，境与情融。“几日喜春晴，几夜愁春雨”，天晴时似觉春可暂留，因而喜悦；夜雨时便觉春归迅速，更惹伤悲。雨晴不定，愁喜无端，正见作者胸中不可名状的伤春意绪。唯是在“六曲小山屏”上，“题满伤春句”。至此点出伤春的主题。
后段《清江引》，基本上是五七言句法，末句加上衬字，便显出元曲的特点。“春若有情应解语”，承上启下。此句继承了唐李贺“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和温庭筠“花若有情还怅望”（《李羽处士故里》的手法，句中再作转折，用意尤为婉曲。“问着无凭据”，言外之意是说，春既无情，亦不解人心意，来去匆匆，徒令人伤怀而已。“江东日暮云，渭北春天树”，化用杜甫《春日忆李白》诗语。杜甫寄居长安，李白漫游江浙，原诗两句是写杜甫和李白各自所在的景物。此曲直用杜诗，也寄寓着作者对远方友人的怀念。这两句点出伤春的理由，深化了主题，并逼出末句“不知那答儿是春住处”。这句化用黄庭坚《清平乐》“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词意，既是写惜春的情怀，也是写对友人的思念。
全曲前段力写伤春之情，后段引用前人诗句，略点离愁无尽之意，两段结合得水乳交融，景中有情，神余象外。曲中化用了不少前贤惜春伤春名句，却能浑然一体，自成新篇，诗词功夫转化为曲而不失曲的特殊韵味，足见作者的诗家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