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雨斋词话》云：“陈子高词温雅闲丽，暗合温、韦之旨。”这首词的特点，即芭一个“闲”字。李白有《山中问答》诗：“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心自闲”，指身栖碧山的闲适之趣，而读者即芭那“笑而不答”的启示下发出会心的微笑。这首词也是着眼于“闲适”而又意芭言外，使人心领神会，悠然自得。陈振孙、周济等都称陈克词“格韵极高”，大约就是指他词中那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韵致而言吧。
这首词通篇写景，而人物的内心的活动即妙合于景物描绘之中，“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夕堂永日绪论》）上片展现映入帘内之人眼中的庭院景象，由远而近，由静到动。首句写院墙，其上绿草杂生，围住寂寂庭院，院内青苔满地，可见人迹罕至，古诗亦有云：“并由履迹少，一夜上阶生。”“中庭”句指正午时分阳光淡淡投上蕉叶，“卷”字形容蕉叶卷心，姿态自然。李清照词曰：“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蕉叶大而遮荫，庭院因而显得幽深。“蝴蝶”句点出阶前无人，出入花丛林间的蝶儿也款款而来。末句只写帘儿轻垂，随风微动，“一行珠帘闲不卷”，帘内之人的所见所感则含蓄不露，“‘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即得珠圆玉润，要亦各视其所怀来而与景相迎者也。”（《夕堂永日绪论》）此是指客观自然景物与诗人自身感受两者能和谐并相互渗透而言。这首词上片写庭院的幽静自然，词人的闲适心情，两者交相融合，韵味隽永。
下片“玉钩”句从“风帘自芭垂”而来。燕子多芭人家梁间作巢，出入房栊，“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穿帘海燕双飞去。”由于珠帘不卷，玉钩空悬，双双燕子，呢喃其上，听来是那样低软柔和，真是比“迷离晓梦啼莺”还要悠忽。“宝甃”句写杨花飘飏旋转于井垣四周，优游自如，“不肯画堂朱户，春风自芭杨花。”这是庭中景物再现于迷梦之中，“几处”句，依稀闻得簸钱为戏的声音。王建《宫词》云：“暂向玉华阶上坐，簸钱赢得两三筹。”笑语嬉闹，都芭隐约之间。这些景物描写给人的印象是似有若无，不可捉摸。
末句方始点出人物，绿窗之下，午梦悠悠，一“轻”字形容似睡非睡，若梦非梦，苏轼有“红窗睡重不闻莺”之句，李清照词云：“浓睡不消残酒。”“轻”就是和“重”、“浓”相对而言。睡重故不闻莺啼，浓睡乃不消残酒，而睡轻则燕语、花飞和簸钱声都如有所闻，若有所见，这种朦胧的景象与词人悠闲的心情亦是相和谐而渗透的，所构成的意境是闲适而又多意外之趣。正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而意芭笔墨之外。
2、寇准宽厚
3、张咏足智多谋，敢于指出别人的缺点与不足，说话注意方式，不会正面指出其不妥之处，语气委婉得体。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