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两句写思妇独处空闺,泪落湿巾的情景,对仗工整,情景凄凉。句中的“空”、“恨”、“啼”诸字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由意态直接触及到心灵,将思妇相思的情,落寞无依的苦态描摹得维妙维肖,鲜活感人。
“殷云度雨井桐凋,雁雁无书又到。”这二句前句写景,点明时节,又是“秋雨梧桐落叶时”。后句言事,写意中人自离乡背井、远去他乡后,音信全无。句中“雁雁”二字的重复,突出了思妇的企盼之切和寄望之厚。“又”字则更深刻地传达出了思妇的极端失望之情,这种重复的失望要比直接否定的“不”字更让人难以忍受。这些企盼、寄望与极端失望的对比,让读者在为思妇不堪的处境感到悲伤的同时,更由衷佩服词人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别后钗分燕尾,病余镜减鸾腰。”换头二句,前句用比喻的手法,用发钗的分岔开来喻示二人的分离,后句写思妇因相思而日渐憔悴,衣带渐宽的情状,突出了其用意的深挚。
“蛮江豆蔻影连梢,不道参横易晓。”句中“豆蔻”二字暗引唐杜牧《赠别》诗中“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之句,点明思妇正值豆蔻年华,却寂寞无侣,孤单一人。于是,对意中人的思念、哀怨、嗔怒之情都由此生发出来,溢于言外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全词上片首二句写其独居幽恨。人去屋空,形单影只,每日只以泪洗面。而殷云带雨,浓添离愁,雁过尽而不至,倍觉沉痛哀婉。下片写别后相思,钗分燕股,鸾镜腰损,本已不堪。豆蔻映水尚能梢影相连,人却如参商永分,况长夜难眠,参横西天,思念未已乎。哀婉沉郁,令人心碎。
全词语言凝炼,词情激切,意境哀伤,为读者描摹出了一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饱受相思折磨的苦况,感人至深。
此诗开头二句有“江雨空”、“兰台风”等字眼,像是描述天气,其实不然。“江雨”是说织葛的经线,光丽纤长,空明疏朗,比喻得出奇入妙。“依依”形容雨线排列得整齐贴近,所以“宜织”。以这个副词“宜”字绾连“织”和“雨”,所织的为雨线之意便明白易解。“织”字把罗浮山父同葛联系起来,紧紧地扣住诗题。次句则以“六月兰台风”写出葛布的疏薄凉爽。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瑳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诗人巧妙地用六月的风比喻葛布。“雨中”二字承上句来,再一次点明以“江雨”来比喻葛的意思。“江雨空”,从视觉写葛布的洁净,有如雨后晴空;“兰台风”,从感觉写葛布的精美。这种绮丽而离奇的想象,正是李贺诗的本色。
三、四句运用对比手法,进一步烘托罗浮山父织葛的技术高明。“博罗老仙时出洞”,老人不时走出洞来,把精心织成的葛布拿出洞来,递给索取的人。句中的“时”,暗示他织得快,织得好,葛布刚刚断匹就被人拿走,颇有供不应求之势。下句就是由此引起的反响。诗人不直接赞美葛布,而是用“千兰石床啼鬼工”七个字来烘托。“石床”原指山洞中形状如床的岩石,这里指代罗浮山父所用织机。“千兰”,表明时间之久,也暗示功夫之深。
后四句是诗人由葛布引起的联想。五、六两句极写天气之热,为末二句剪葛为衣作铺垫。诗人写暑热,不提火毒的太阳,不提汗流浃背的劳动者,也不提枯焦的禾苗,而是别出心裁地选择了洞蛇和江鱼:“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蛇洞由于溽暑熏蒸,毒气不散,以致愈来愈浓,凝结成水滴似的东西,粘糊糊的,整个洞堂都布满了,所以洞里的蛇应当是十分窒闷难受的。江里的鱼热得无法容身,不吃东西,嘴里衔着沙粒,直立起来,仿佛要逃离那滚热的江水。这可谓诗人苦心经营之句。洞堂和江水本来是最不容易受暑热侵扰的地方,如今热成这个样子,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描写酷暑天气,诗人毫不轻率下笔,而是极力幻想、夸张,从现实生活中典型现象出发,进行再创造。诗人挑选、提炼出盘绕在洞中的毒蛇和翔游在水中的鱼这两种生物,写出这样奇特的诗句,来形容天气溽暑郁蒸。这里,诗人奇特的想象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具有鬼斧神工之妙。
酷热的天气,使人想起葛布,想起那穿在身上产生凉爽舒适感觉的葛衣。尤其希望能够得到罗浮山父所织的那种细软光洁如“江雨空”,凉爽舒适如“兰台风”的葛布。用这种葛布裁制一件衣服穿在身上,那种感觉非常之好。结尾二句,诗人没有写穿上新衣服的快乐,而是通过吴娥裁衣来进一步赞美葛布。“欲剪箱(湘)中一尺天”,与开头二句遥相呼应。有人说这句脱胎于杜甫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李贺写诗,是力求不蹈袭前人的,这里偶尔翻用,手法也空灵奇幻,别具新意。例如末句“吴娥莫道吴刀涩”,诗人不写吴娥如何裁剪葛布,如何缝制葛衣,而是劝说吴娥“莫道吴刀涩”。一个“涩”字蕴意极为精妙。“涩”有吝惜的意思,这里指刀钝。面对这样精细光滑的葛布,吴娥不忍下手裁剪,便推说“吴刀涩”。诗人用“莫道”二字婉劝吴娥,亦使全诗摇曳生姿。这一曲笔,比直说刀剪快,诗意显得更加回荡多姿、含蓄隽永。
文中第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预作铺垫;第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第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文章记人记事传神感人,比喻生动形象,语言活泼简洁。
此文有三善。第一是剪裁得当,计一当十。全篇不到三百字,却有声有色,不觉其短。作者将概略勾勒与具体描画相结合,虚实相间,遂臻墨妙。一段具言说书定例,须提前十日下定,常不得空,为下文进步突出柳氏“行情”(身价)预作铺垫,必不可少。二段详叙作者耳闻目见柳氏说书之情景,是画龙点睛之笔。作者在千头万绪中,只拣“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一例集中刻画。有简括交代,言其“与本传(指《水浒》)大异”,可见有艺术加工与再创造,“微入毫发”与“找截干净”似是难以得兼的,柳氏却能使之并存双美,可见其得心应口。有具体描绘,说到柳氏善于渲染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便举其说武松到店沽酒,见店中无人,大声一吼,竟使空缸空罐瓮瓮作响,这的确是从细枝求节上将书中角色讲活了。这里不仅使人觉说书人“细微至此”,而且觉得作者文笔亦“细微至此”。这一笔遂使全篇生辉。三段乃概述柳氏一般的行艺风度,即讲态,绝非做买卖似地只图了事,而是以一种严肃自重的态度对待说书,注意听说双方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及艺术效果。或“辄不言”,或“款款言之”,均有理有节,这就突出了一个艺术家(非说书匠)的品格。由于叙写的详略、轻重、虚实处理得当,增加了文字的分量与效果。
其次是下字考究,铸语洗练。仿此文中的话说,则又口角波俏,行文流利。要写有个性的人,须有个性化的文字,方为上乘。作者深知个中三昧。此文写说书高手,语言也力求话泼生动,绘声绘色。文中多用短句,尤其口字结构的短句,又适当注意短长相间,读来上口悦耳,于无形中为其人传神写照,作用不小。如第二段全部文字,与第三段的“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齰舌死也”数句,既整饬又流走,也可说是“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人筋人骨”,饶有音乐美。此外,文中的“微入毫发”、“找截干净”、“闲中著色”、“口角波俏”等语,同时均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
第三即闲中着色,陪衬绝妙。其文主旨本在赞美柳敬亭的艺术风采与魅力,却不讳言其‘貌奇丑”,而且从头到尾,对此大加渲染,直呼“柳麻子”,形容他“黧黑,满面疤癗,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与此同时,却又拉上个风流妍美的歌妓王月生与之并提,说“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又说“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这样写不仅相映成趣,而且有衬托妙用。那歌妓色艺双全,被人捧红,不足奇;而柳麻子虽丑,却以其技艺生色,同样受人爱重,才可称奇。人们不呼其名,而呼“柳麻子”,反觉亲切,居然昵称。这一陪衬,使得此文更为摇曳多姿。
众所周知,法国文豪雨果的巨著《巴黎圣母院》,将奇丑与内美(善)集于钟楼看守人卡西莫多一身,且与单纯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相映村,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文学史上引为美谈。这种手法,与张岱的这篇小品文有不谋而合之处,而后者在时间上则又遥遥领先了。
《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是汉武帝选拔社会人才而颁布的诏书。茂才西汉称秀才,东汉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改称茂才,又常称作“茂才异等”。在西汉属特举科目,汉光武帝时改为岁举。茂才的选拔之是对于有特异才能和有非常之功的低级官吏的提拔。
凡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所以有些狂奔踢人的马,却是日行千里的良马;有些时常被世俗讥讽议论的人,却是能建功立业的奇才。那可能翻车的马,以及放荡不羁的人,关键在如何使用而已。现特责成全国各州县地方官,要留心考察推荐官民中有特殊才干,能做将相和出使外国的人。
这篇文章是汉武帝为建功立业发出的征求贤才的号召书。文章强调了建设国家与发掘人才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大行不避细节的选拔原则。这篇诏书文字精炼,表现了大汉恢宏的风范和招揽贤良之急切,其爱才的胸襟令人景仰。此外,对人才也不求全责备,只要是千里马,偶尔踢人也无妨。这都是符合“人才学”原理的。
当代之人应学习汉武帝恢宏的风范、爱才的胸襟,为了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建设,不拘一格选人才,只要是“千里马”,就不要求全责备。这样才会使人才脱颖而出,并有用武之地,为社会献计、献策和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