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歌颂坚贞爱情的民歌。写夫妻远别,借描写一对白鹄顾恋不舍的别离情景,抒发了患难夫妻被迫分离缠绵哀伤的情态。诗中的夫妻感情甚笃,丈夫不忍别妻远行而又不得不离别,当是为生活所迫或外出服役。全诗分“正曲”和“趋”两段,运用比兴手法,以哀怨缠绵的笔调,状雄鸟之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诗的前段以雄鹄的口吻,是魏晋大曲歌辞的主曲,也称正曲。后段以雌鹄口吻,是魏晋大曲中的趋。最后是大曲的乱。魏晋大曲的结构形式是一个四段式,即“艳—曲—趋—乱”的组合式。“艳”指的是楚歌,当时人有“荆艳楚舞”之说;“曲”指的是清商三调曲,它的音乐素材来自流行于中原的汉代相和歌;“趋”指的是吴歌,当时吴地歌曲便称为“吴趋”;“乱”也是楚歌,《楚辞》中已常用“乱”来作为卒章之节。在这个四段式中,曲辞是主体部份。或者说,魏晋大曲是以流传于中原的相和歌为核心,以之结合来自南方的艳、趋、乱而形成的。曲前应有艳,是一支楚地风格的器乐曲,无歌辞。
这首诗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表演性、音乐性和民间性,其艺术风格其实就是这些特征的体现。例如:这篇诗歌的前四解用一种比兴手法,很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迫弃妻的男子的形象;后一解则用展示内心感情的方式,细腻地描写了一位女子思念亲人、渴望团聚的悲哀。两种表现手法与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相配合,收到了相互映衬、相互对比的良好效果。这同诗歌的组合方式——前四首来自中原相和歌,后一首来自吴地歌曲——是分不开的。又如:诗歌中用“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的形象描写,暗示了并翼齐飞的美好生活,由此反衬出雌雄离散时的凄凉;又用“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吾欲负汝去”的排比手法,很有力地渲染了雌雄离别时的依依不舍。这些表现方法,则是由于歌辞同民歌的亲缘关系而产生的。总之,尽管全诗杂采了多种民歌作品,里面有拼凑的痕迹,但由于它服从于一个完整的音乐主题,并由于它按表演需要造成了由聚而分、由男而女这样的情节变换,读者仍然可以从诗篇中得到一个整体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在一些非音乐的作品中反而是难以得到的。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云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云能想见她在“云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云见”之后,夫妇间的“云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云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云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前两句写瘦马驮诗的悲苦以及人不如鸟的羁旅情怀。“瘦马驮诗天一涯,倦鸟呼愁村数家。”这是一首羁旅之曲,开头引李贺典,李贺年少多才,郁郁不得志,只得将短暂的一生心血付予苦吟。“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的乔吉以李贺自况,不是偶然的。所以,只“瘦马驮诗”四字就足以想见其悲苦了,何况此刻又在远离故土的旅途之中。而且那“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景象,早就深深地印在人们心中。可以说这开头的七个字,已将特定的身世、具体的处境,全都包容了。第二句与上句相对,作者通过“倦”“愁”二字。移情入景,巧妙地抒发了人不如鸟的羁旅愁怀。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鸟倦飞而知还”一句,可视为此曲之典所出。再说,不管此鸟是不是归鸟,在浪子心目中,依然可能把它视为一只归鸟。所以倦鸟之愁,无疑代表了浪子之愁,这是一种间接抒情的手法。
后两句言匆匆春去,岁月蹉跎,游子恋乡,身世凄凉。“扑头飞柳花,与人添鬓华。”远方浪子进而看到不远处的人家,这必定更勾起了他“吾乡似此乡,此乡非吾乡”的羁旅思乡之怀。至此作者已百感交集,不料更有那不懂事的柳花,竟然飞上作者的头发,使得头上的白发显得更多了。此处不直言头发之白,而借柳絮言之,可谓妙笔。作者白发从何而来,当然是羁旅之挫和思乡之念所致。全曲从瘦马入笔,至柳絮收笔,不直接写人,而已将人的羁旅之愁写得入木三分,刻骨铭心。
此曲在结构方面也有其特点。它以三个主要自然意象作线,每个自然意象引出一系列人文意象,这样贯穿起来,构成全文的网络。这三个自然意象是瘦马、倦鸟、柳花。它们依次引出相关人文意象:瘦马引出的意象有诗、天涯;倦鸟引出的意象有愁、村;柳花引出的意象有人、鬓华。这种结构方式可以实现意象自然舒展、材料形散实聚、结构简明有序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