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作者生活环境的幽静美丽和退居后的安舒闲逸,脱去常人惜花伤春的窠臼,生动地描绘了暮春时庭园的种种佳景,尤其末二句则在宁静、喜悦感受的抒写中,又隐约地透露了世罕知音的淡淡哀愁。
起首二句至为奇妙,寥寥十字,摹尽春色的变化,显示了一幅绿肥红瘦的景象。陈衍说起二句本于唐人“绿阴清润似花时”,但安石的两句含义却深厚得多,感情色彩浓烈得多,韵味也胜过许多。常人写红花凋谢,会有惋惜之情,而使诗歌染上一层淡淡的哀愁。此诗却不然,诗人以积极的人生态度来表达,所以在他笔下展现的是欣欣喜人的景象。春风是无法“取”将花去的,但若没有这个“取”字,就不能形象地表现自然景象之变换;春风也不会“酬”与清阴,但若没有这个“酬”字,就不能体现作者欣然自得的情怀。若无此二字,诗人的达观,春风的和煦,就不能跃然纸上了。
春风慷慨赐与清阴,诗人于是尽情去欣赏。所以三、四句以“清阴”为本,稍作敷展。“翳翳”,是形容树木茂密的状貌,“交交”,则是形容树木相互覆盖交加的样子。只见那小路沿着山坡在茂密的树林中蜿蜒曲折,伸向远处,一片静谧,在葱茏的深处,园屋隐约可见。这两句写静,略有唐人常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题破山寺后禅院》)的风味。然而常建的诗是禅寂之静,此诗用了“翳翳”、“交交”,显得更有生意。
五六句笔锋一转,顺势推出主体形象。床敷,即安置坐具,杖履,指扶杖漫步。二句截取两个生活片断来刻画半山园主人的风神。或居家凭几小憩,或寻幽拄杖独行。两者虽是一静一动,但同样表现了诗人恬淡安宁而又欣然自乐的心境。
在此宁谧的氛围里,突然传来阵阵清脆悦耳之声,抬头看去,原是北山一鸟,掠飞而过,留下一片“好音”。这两句极富韵味。北山即钟山,六朝时周颙曾隐居于此。此时的北山,除了诗人独步寻幽之外,杳无人迹,只有声声鸟鸣,偶尔来慰其岑寂。诗人在平夷冲淡的外表下,怀孤往之志、举世无人相知的感慨显示于言外。
这是一首赠友诗。全诗写情多于写景。此诗前四句全是写情,隐含着诗人伟大抱负不能实现的矛盾苦闷心情。颈联写隐逸生活的情趣,情景浑成,物我两忘,以动写静,为高人达士作了传神的写照。末联是即景悟情,以问答形式作结,故作玄解,以不管作答,含蓄而富有韵味。全诗着意自述“好静”之志趣,写自己对闲适生活的快意,并表示自己对天地间的大道理有所领悟,已经能超然物外,从表面上看似乎很达观,但从诗意中,还是透露出一点点失落、苦闷的气息。
诗开头就说“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描述了晚年唯好清静、万事皆不关心的心态,看似达观,实则表露出诗人远大抱负无法实现的无奈情绪。说自己人到晚年,唯好清静,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了,乍一看,生活态度消极之至,但这是表面现象。仔细推求起来,这“唯好静”的“唯”字大有文章。一是确实“只”好静。二是“动”不了才“只得”好静。三是显示出极端消极的生活态度。既不写中年、早年“唯好静”,却写晚年变得“唯好静”,耐人寻味。如细细品味,不难发现此中包含着心灵的隐痛。
颔联紧承首联,“自顾无长策”道出诗人理想的破灭和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在冷硬的现实面前,深感无能为力。既然理想无法实现,就只好另寻出路。入世不成,便只剩下出世一条路了。亦即跳出是非场,放波山水,归隐田园,“空知返旧林”。一个“空”字,包含着几多酸楚与感慨!此两句亦透露了一个中年消息。王维此时虽任京官,但对朝政已经完全失望,开始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正是他此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王维早年,怀有政治抱负的雄心,在张九龄任相时,他对现实充满希望。然而,没过多久,张九龄罢相贬官,朝政大权落到奸相李林甫手中,忠贞正直之士一个个受到排斥、打击,政治局面日趋黑暗,王维的理想随之破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既不愿意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自顾无长策”,就是他思想上矛盾、苦闷的反映。他表面上说自己无能,骨子里隐含着牢骚。尽管在李林甫当政时,王维并未受到迫害,实际上还升了官,但他内心的矛盾和苦闷却越来越加深了。对于这个正直而又软弱、再加上长期接受佛教影响的封建知识分子来说,出路就只剩下跳出是非圈子、返回旧时的园林归隐这一途了。“空知返旧林”意谓:理想落空,归隐何益?然而又不得不如此。在他那恬淡好静的外表下,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还是依稀可辨的。
颈联写的是诗人归隐“旧林”后的通送适意。理想落空的悲哀被“松风顾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闲适所取代。摆脱了仕宦的种种压力,诗人可以迎着松林清风解带敞怀,在山间明月的伴照下独坐弹琴,自由自在,悠然自得。然而在这恬淡闲适的生活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诗人内心深处的隐痛和感慨。诗人肯定、赞赏那种“松风顾解带,山月照弹琴”的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实际上是他在苦闷之中追求精神解脱的一种表现。这既含有消极因素,又含有与官场生活相对照、隐示厌恶与否定官场生活的意味。
“松风”、“山月”均含有高洁之意。王维追求这种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趣,说他逃避现实也罢,自我麻醉也罢,无论如何,总比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好。诗人在前面四句抒写胸臆之后,抓住隐逸生活的两个典型细节加以描绘,展现了一幅鲜明生动的形象画面,将“松风”、“山月”都写得似通人意,情与景相生,意和境相谐,主客观融为一体,这就大大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
尾联诗人借答张少府,用《楚辞·渔父》的结意现出诗人企羡渔父悠然独居,不问人间穷通。歌入浦,以不答为咎,合不尽之意于言外。“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用一问一答的形式,照应了“酬”字;同时,又妙在以不答作答:若要问我穷通之理,我可要唱着渔歌向河浦的深处去了。末句含蓄蕴藉,耐人咀嚼,似乎在说: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块归隐去吧!又淡淡地勾出一幅画面,用它来结束全诗,可真有点“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的“神韵”。王维避免对当世发表议论,隐约其词,似乎在说:通则显,穷则隐,豁达者无可无不可,何必以穷通为怀。而联系上文来看,又似乎在说:世事如此,还问什么穷通之理,不如跟我一块归隐去吧!这就带有一些与现实不合作的意味了。
从表面上看,诗人显得很达观。可是,这种对万事不关心的态度,正是一种抑郁不满情绪的表现,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得已的苦闷,说明了诗人仍然未忘朝政,消沉思想是理想幻灭的产物。“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两句含义是非常深永的。他没有回天之力,又不愿同流合污,只能洁身隐遁。他又故意用轻松的笔调描写隐居之乐,并对友人说“君问穷能理,渔歌入浦深”,大有深意,似乎只有在山林生活中他才领悟了人生的真谛,表现出诗人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态度,语言含蓄有致,发人深思。诗的末句又淡淡地勾出一幅画面,含蓄而富有韵味,耐人咀嚼,发人深思,正是这样一种妙结。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这首诗通过写与故人久别重逢的感怀,借对云英的安慰,抒发了作者屡试不第、不遇于时的悲愤之情。全诗采用欲扬先抑及侧面衬托的手法,起到了跌宕起伏、言简意赅的效果。从文字风格看,此诗寓愤慨于调侃,化严肃为幽默,亦谐亦庄,耐人寻味。
这首诗为云英的问题而发,是诗人的不平之鸣。但一开始却避开那个话题,只从叙旧平平道起。“钟陵”句,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十二年前,作者年少英敏,风华正茂,才气逼人;歌妓云英正值妙龄,体态轻盈,色艺双全。“酒逢知己千杯少”,当年彼此互相倾慕,欢会款洽,都可以从“醉”字见之。“醉别十余春”,含有对逝川的痛悼。十余年转瞬已过,作者是老于功名,一事无成,而云英也该人近中年了。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两句中第一句写“别”,第二句则写“逢”。由怀旧过渡到眼前。前句兼及彼此,次句则侧重写云英。用汉代赵飞燕“掌上舞”典故。当诗人在“十余春”后再次见到已属半老徐娘的云英的时候,其婀娜的身姿竟然还同十余年前 一样,犹有“掌上身”的风采,可以想见年轻时的云英一定是十分令人倾倒。
如果说这里啧啧赞美云英的绰约风姿是一扬,那么,第三句“卿未嫁”就是一抑。如果说首句有意回避了云英所问的话题,那么,“我未成名”又回到这话题上来了。“我未成名”由“卿未嫁”举出,转得自然高明。宋人论诗最重“活法”──“种种不直致法子”(《石遗室诗话》)。其实此法中晚唐诗已有大量运用。如此诗的欲就先避、欲抑先扬,就不直致,有活劲儿。这种委婉曲折、跌宕多姿的笔法,对于表现抑郁不平的诗情是很合宜的。
既引出“我未成名卿未嫁”的问题,就应说个所以然。但末句仍不予正面回答,而用“可能俱是不如人”的假设、反诘之词代替回答,启人深思。它包含丰富的潜台词:即使退一万步说,“我未成名”是“不如人”的缘故,可“卿未嫁”又是为什么?难道也为“不如人”么?这说不过去(前面已言其美丽出众)。反过来又意味着:“我”又何尝“不如人”呢?既然“不如人”这个答案不成立,那么“我未成名卿未嫁”原因到底是什么,答案也就很明确了。此句情感深沉悲愤,一语百情,将诗人满腔的愤懑、无奈倾泻无余,是全诗不平之鸣的最强音。至此,全诗的情感达到了顶点。
此诗以抒作者之愤为主,引入云英为宾,以宾衬主,构思甚妙。绝句取径贵深曲,用旁衬手法,使人“睹影知竿”,最易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此诗的宾主避就之法就是如此。赞美云英出众的风姿,也暗况作者有过人的才华。赞美中包含着对云英遭遇的不平,连及自己,又传达出一腔傲岸之气。
“俱是”二字蕴含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切同情。不直接回答自己何以长为布衣的问题,使对方从自身遭际中设想体会它的答案,语意简妙,启发性极强。如不以云英作陪衬,直陈作者不遇于时的感慨,即使费辞亦难讨好。引入云英,则双管齐下,有言少意多之效。这首诗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有跌宕起伏之妙;引入云英来衬托自己,收到了言简意赅的效果。
此诗写在深秋的夜晚,诗人望见了高悬天空的明月,和栖息在已经落完叶子的树上的寒鸦,也许在此时诗人正在思念一个旧时的恋人, 此情此景, 不禁让诗人悲伤和无奈。这是典型的悲秋之作,秋风、秋月、落叶、寒鸦烘托出悲凉的氛围 加上诗人的奇丽的想象,和对自己内心的完美刻画让整首诗显的凄婉动人。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夜深许许,风自清,月自明。不堪秋意萧条,叶落去还聚,心有留念意,奈何不由己。孤鸦自栖息,是夜过黑还是风过寂,顾自心惊。 秋风。秋月。落叶。寒鸦。俱是引人心生悲凉之物象,又加以拟人,眼前全然勾勒秋意凄紧,萧条之气自字里行间悄然浮起。闭眼凝神,有断肠人枝下负手而立,背影寂寥,无限心事氤氲,秋气更添几分萧条。忽而颔首远眺,叹秋气盛起,寒鸦栖独枝。思及一段情事,怎生刻骨铭心,诗起便萧索之意盛极。当真声声诉相思,字字寒情苦。
“相思相见知何寒,此时此夜难为情。”
那旧岁月里,你我也曾是相聚相知相爱。再寻不得,竟也是再见无期。此时此刻的我在这秋意阑珊的深夜,不忍重温那段旧事,让我情何以堪。 文起之时,萧索的秋之意象为这忆情情不得的无奈心境做下渲染,读至此,叫人心中悲叹之意更胜。往昔,曾深爱相伴的女子,现下竟是再见无期。苦天涯隔人。更苦,我思念你至深,只是不知你是否也念我一丝。夜凉如秋,因有相思于胸,夜也难度,情也难熬。此处诗人做完美内心刻画,致诗哀婉动人。凄怨悠远,哀怨如诉,从文辞中可以感受相思之情至无穷,从吟唱中可以感受相思之苦至无奈。
此诗只题作“三五七言”而不言及诗歌内容主题,可知诗人的创作意图本是偏重作品的形式特征,即只要满足全篇两句三言、两句五言、两句七言的体式要求就能成诗了。可以说,诗题中已经包含了明确的诗体形式内涵。
但李白这首诗也不能算是创体之作,因为初唐时僧人义净作有一首《在西国怀王舍城》,此诗因其体式特征而名为《一三五七九言》。李白的《三五七言》只是《一三五七九言》的变体,省去起首的“一言”和收尾的“九言”,即为“三五七言”。王昆吾在《唐代酒令艺术》中论证义净诗为“唱和之作”。李白这首《三五七言》可能也是他与其他诗人的“唱和诗”。“三五七言”是对所酬和诗歌格式的限制,这是一个“总题”,众人在具体创作时可根据所写内容再命一个相应的诗题。
此诗即使不是创体之作,也是李白最终确立了“三三五五七七”格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辞格甚至成为一种时兴诗体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他借鉴和总结了许多人应用三五七字句式的经验,更得力于他自身歌辞创作中灵活运用此类格式的实践体悟,因而他的《三五七言》能表现出“哀音促节,凄若繁弦”(《唐宋诗醇》卷八)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