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分三个层次,由起句到“况乃陵穷发”为第一层,写倦游赤石,进而起帆海之想。由“川后”句至“虚舟”句为第二层次,正写帆海情状与心态变化。“仲连”句以下,为第三层次,即游生想,结出顺天适己,安养天年之旨。心情的变化则是贯串全诗的主线。
“首夏”二句遥应《游南亭》诗“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既点明此游节令,又显示了一种莫可如何而慰情聊胜无的复杂心情。游南亭触景生情,由春夏迭代中,深哀盛年已去,衰疾在斯。这里说,初夏了,天气总算还清爽煦和,芳草也未尝因骄阳的淫威而枯萎。可见诗人似乎已从前诗的悲感中稍稍复苏。尤可注意:“芳草犹未歇”,实反用《离骚》“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则又于自幸自慰中,见出谢客这位“逐臣”的傲兀性格来。但是这种欣慰并不能维持多久,在出郡数十里南游赤石中,日复一日地水行水宿,未免单调,而阴晴的变化,云霞的出没,也因屡见而失去了新鲜之感。这滨海的周游,已使人厌厌生“倦”,更何况面临的是极北不毛之地,穷发更北的溟海呢。有人认为“况乃临穷发”是写诗人豪情勃发,顿起泛海之想,然而“况乃”二字分明承“倦瀛壖”来,见出帆海之前,诗人的心情并不甚佳。
然而当舟船沿港湾进入大海,奇景忽开,水面一平如镜,川后既令江水安流,八首八足八尾背青黄的朝阳谷神水伯天吴,虽然脾气暴虐,此时却也“静不发”,仿佛都在迎接诗人的来游。于是他高张云帆,泛舟海上,随意掇取那形如龟足的石华,那其大如镜白色正圆的海月。而当他抬头回望时,溟海无涯,心情也竟如坐下的轻舟而起凌虚凭空之想。
出涯涘而观大海,诗人之所感,必也与《庄子·秋水》中那位河伯一样,涵容无尽的海波,真使他心胸开张,一扫积日累月的烦酲。于是他即游生想,远追往古,进而悟彻了人生的至理:海上曾有过形形色色的隐者,有助齐却燕,功成辞赏而退的鲁仲连;也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的公子年(见《庄子·让王》)。形踪虽似,而其趣迥异。后者只是矜伐虚名的假隐士,与庄子所说的“无以得殉名”(《秋水》)格格不入,有亏大道。而似鲁仲连所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才深合漆园傲吏物我两忘,适己顺天,“返其真”的至理。两者相较,诗人似乎对自己既往自负任气蹙蹙于一己得失的生活有所警省,他愿意铭记《庄子·山木》中太公任(任公)教训孔子的一段话:“直木先伐,甘泉先竭”。露才扬己,必遭天伐,唯有“削迹损势”,澡雪精神,中充而外谦,才能养生全年——这正与渊深无底,广浩无涯,却一平如镜的大海一样。诗至此,情景理完全契合无际。
方东树《昭昧詹言》曾指出,谢客博洽而尤熟于《庄》,此诗不仅取义于《庄子》,而且在构想上也有得于《秋水篇》。诗以赤石为宾,帆海为主,以“周览倦瀛壖,况乃陵穷发”与“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两联作转折顿束,遂在层曲的写景抒情中表达了出涯涘而睹汪洋所引起的精神升华,情与理与典实均能合若符契,足见谢诗结构之精。
此诗的情理又都在自然精美的写景记游中自然地体现。“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海产珍奇,而俯拾皆是,可见诗人扬帆于暖风静海中盈满心胸的恬适之感,于是下文请从任公适己顺天之想也就水到渠成了。鲍照评谢诗云“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正是指的这种中充实而溢于外,风华流丽而不伤于巧的语言特色。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
此诗描写的是诗人在上林苑中游春时所见到的桃红柳绿、莺歌蝶舞的美丽春景。诗中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既生动地写出了桃之娇艳和柳之纤细,又巧妙地暗喻了自己红润的面色和窈窕的身姿,以美景写美人,寓情于景,抒发了诗人游春时的喜悦之情,同时也体现了诗人自比“林下之风”的自信精神。
桃红柳绿,莺歌蝶舞是诗人笔下常状之景,这首诗不同流俗的是写桃,首句“上苑桃花朝日明”不用其红,而是用一“明”字,突出了桃花的鲜艳,也点出了阳光的明媚。宋代陆游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字,或许也借鉴了此诗吧。“兰闺艳妾动春情”,身居“兰闺”的“艳妾”,是诗人自称,“艳”既说她姿色的美丽,又示她盛装的打扮,或许可以理解为她赏花前特意梳妆,心情极佳的状态,也映证了萌动的“春情”,又或许她潜意识里刻意盛装打扮,艳压满苑春色。可以想见,春和日丽,上林苑中桃花明艳,满苑飞花澹荡,唤起了端庄美貌的大唐皇后那颗烂漫的少女心。
泉井上刚刚绽放的桃花灼艳明媚,好似敷上了胭脂,骄傲的皇后认为那定是偷了她的面色;飞檐边刚刚发芽的御柳纤细漫脱,自负的皇后认为那必是学了她曼妙的身姿。“井”有指泉水之意,《吕氏春秋·本味》曰“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高诱则注“井,泉”,故“井上新桃”可想象上苑泉水叮咚,桃花临水开放的含露娇态,娴静而美好。“偷”与“学”采用了拟人手法,也对照了上句的“艳”。与“人面桃花相映红”不同,人面桃花是人花相映,花照人红,而“偷面色”则是说桃花是偷得了自己的面色才如此艳丽,人比花红,这是何等的自信!“檐”, 房顶伸出墙壁的部分,当处于高处,“嫩柳”,始发新芽的柳枝,少了柳叶的累赘,更显纤瘦,可见檐边垂挂的柳枝不仅纤细而且修长,同时“檐”的呆板衬托了“柳”的灵动,静中有动。这两句不禁令人想起《红楼梦》中关于黛玉的容貌描写——“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可见这位大唐皇后不仅艳比夭桃、身材高挑,而且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更为新颖的是以她的红润脸色喻桃花颜色,以她的轻盈腰身喻柳树的纤细,一反以桃面喻人面,以柳腰喻人腰的写法,新鲜活泼,生动形象。既颂了桃柳之美,更赞了人之美。构思巧妙,一举两得。中唐诗人李贺的“小红长白越女腮”《南园十三首其一》的比喻,或许就是受了此诗的启迪吧。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满苑桃花竞绽,万枝红雪繁极,迷蝶流连翩跹,悠然自得;御楼细柳依依,千条软丝无力,流莺绕树清啼,闲散自在。“来去”二字形容她花间穿行如蝶,“长短”明写柳枝繁多,暗指啼莺和鸣,清亮的莺啼,犹言她欢笑如莺。“看”、“听”二字,让读者时时感到游春之人充满感情地欣赏美景的情形。诗歌就这样以美人喻美景,以美景衬美人,突出了人之美。可以想见,大唐皇后流连于桃树下拈花弄蝶,拂了一身衣香,发乎内心的吟吟笑语如林间宛转的莺啼般动听。其悠然肆情之状,无不彰显她身为上苑女主之尊。
“林下何须逺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结句含而不露,耐人寻味,须细参“林下”、“风流”二词,意即林下之风。《世说新语·贤媛》有言“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王夫人指谢道韫,东晋王凝之妻,被时人誉为“有林下风气”, 后因称妇女态度闲雅、举止大方为林下之风。魏晋人物神情散朗的风采,为唐人所推许,这当是初唐贵妇的一种追求与考评。结尾以问答形式夸耀了这里的出众风流,而这“风流”二字,既指景又指人,一语双关,赞美这里的景好人美,点出题旨。
这首诗名为“春游”,实际是借春游写一位美女,很有特色。诗中明写春色,却暗喻人物,非常巧妙。桃花偷色,暗示她人面桃花;嫩柳学身轻,隐喻她身柔似柳;花中舞蝶,兼示她穿行如蝶;树上啼莺,犹言她欢笑如莺。前两句是景的人化,后两句则是人的景化,从而将景美、人美、情美合二为一。结句长孙皇后以“林下”、“风流”自许,反映出一种志得意满、踌躇洒脱及与她皇后身份地位完全吻合的心态。加之正值韶华芳龄,一时忘情,一时收敛,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就连唐太宗也觉着妻子的描写很是贴切、生动,“见而诵之,啧啧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