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作品为送别之作，描绘西亭景物，抒写惜别情怀。
诗的开头四句写登亭。首句点出西亭的方位及其“高高”的特点，次句承首句以“直上千尺”来直写其高，以“与云齐”来陪衬其高。三、四两句则写登亭，用“群山”、“飞鸟”来烘托西亭之高，并点出已登上。
诗的中间五句写登上西亭后所见景物。“使君五马天半嘶”，点示主人身份并从侧面写西亭之高，与上面“群山”，“飞鸟”构成颇为雄壮的景象。“丝绳玉壶为君提”，顺便点出“送”字，并为下面“酒行末醉”伏线。接着，诗中使用一“望”字领起，写登亭后所见。“无端倪”写总的感受，意境辽阔，很符合登高特点。下面两句具体写景物。“红花绿柳”，以浓郁的互相映衬的色彩写所见，“莺乱啼”写鸟声的喧嚷，是所闻。这一句描绘出百花盛开，百鸟鸣啭的盎然春意，是西亭子周围景色。“千家万井连回溪”是俯望所见，勾划出宁静幽美的田野风光，是山下景色。这几句景物描绘，由近及远，用笔极自然，深远的景物中透露着春的气息。
诗的后面六句写“送”。先以不觉时间流逝，写愿与友人相聚长久，留恋不忍别离，接着又两处点出“为君题”，这种复唱的句式，与上文“为君提”一样，流露出友情的深厚。“惜解携”，直写心怀，感情十分深挚。诗的结尾两句：“草萋萋，没马蹄”，是诗人对送别的联想。友人就要跨马登程，而路上春草却要没过友人的马蹄。以景写情，“惜”字从中得到含蓄的表现。
这首诗写景物，语句清新优美，意境深远开阔。诗为七言古诗，句句用韵，一韵到底；中间以三句为一节，结尾四句皆用三字句，写得挥洒自如，自然流畅。结尾以萋萋春草写别情，既点明题意，又十分优美含蓄。
第一首诗的前六句是追怀往昔的汴京之游。作者少年时代，是个裘马轻狂的贵公子。“少年豪华自放，挟轻肥游帝京，押官妓李师师，缠头以千万，酒船歌板，宾从杂沓，声艳一时。”（《宋诗钞·具茨集序》）这段记载，可视为“少年使酒走京华”两句的注脚。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才华横溢，芳容绝世，此诗以苏小小指代李师师。“看舞”、“听歌”两句，是回忆昔日的风月繁华和对名妓歌舞的欣赏。《霓裳羽衣曲》是唐乐，相传为唐明皇所制；《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所造，后主曾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诗人想到这些轻歌曼舞来，仍觉声犹在耳，舞姿婆娑。紧接着，回忆起名妓李师师居处的豪华和环境的优美，显出名妓居处的幽雅，但是这些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最后两句诗，发出眼前的感慨。昔日的风月繁荣此时已风流云散，昔日的座上客已一半不在人间（这句是从杜甫“亲朋半为鬼”句化出），李师师虽在，但文期酒会的主人也已如星之散落，彼此天各一方了。
第二首写法与第一首相仿佛，并且用同一韵，只不过变换了一下字面与典故，首句写春日步月的冶游之乐。章华台在楚，章华门在齐，汴京并无章华台或章华门，这里不过是借用其名喻指京华罢了。《汉武故事》说，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以后“青鸟”便成了爱情的使者，这里是写诗人与名妓的欢会。颔联两句，与第一首的颈联相似。颈联两句写名妓装束与体态之美。最后两句是劝慰友人江子之并与友人共勉的话：劝友人不要一生惆怅，他们虽然将要分手了，但彼此所在，不过是相邻州郡，并不是天涯海角，还是后会有期的。
这两首七律在宋代曾传诵一时，或与晁冲之的风流韵事有关。诗人所追怀的是少年豪华自放的狎妓生活，在内容上并无多少可取之处；不过在艺术上却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吕本中把晁冲之放在江西诗派中，但他又认为晁冲之与江西诗派的师承不同。“众人学黄庭坚，叔用独专学杜诗。”（《具茨集序》）从“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一联中，可以看到他在学习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句法。“鬓深钗暖云侵脸，臂薄衫寒玉映纱”两句，是从杜甫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化出，但他缺乏杜甫诗的沉郁顿挫，便落入晚唐纤巧一路。不过，这两首诗还是有为人称道的佳句。如“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两句。
《戏赠看花诸君子》：刘禹锡此诗，通过人们在长安一所道观――玄都观看花这一生活琐事，讽刺了当时的朝廷新贵。这首诗表明上看诗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实质上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千树桃花，喻十年来由于投机而在政治上得意的新贵；看花人，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中赶热闹看桃花一样。最后一句指出，这些权贵不过是我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这首诗中的轻蔑和讽刺是辛辣的，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涉讥刺”，《新唐书·刘禹锡传》说是“语讥忿”。
《再游玄都观》这首诗是上一首的续篇。从表面上看，它只写玄都观中桃花盛衰存亡，实际上是旧事重提，象权贵挑战。桃花比新贵，种桃道士指打击革新运动的当权者。但是他们已经“树倒猢狲散”了，而被排挤的人，却又回来了，真是世事难料。诗人表现了不屈和乐观。所以，《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执政又闻诗序，滋不悦”，《新唐书·刘禹锡传》未引诗歌，却引出序中兔葵、燕麦等语尤为不满。
这首诗是批评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二诗及诗歌的怨刺问题。元好问论诗，主张温柔敦厚，明确反对直露刻薄的怨刺。在他众多的诗文禁忌中，就有“无狡讦”、“无为妾妇妒，无为仇敌谤伤”等形式戒条。他认为，即使有“不能自掩”的“伤谗疾恶不平之气”，也应该“责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杨叔能小亨集引》）。
在这首诗中，元好问实际上是继承前人的观点，批评《再游玄都观》及其诗序的怨刺失度。元好问认为，如果说刘禹锡的《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是戏赠之作，尚无伤大雅，但《再游玄都观》一诗就怨刺失度了，尤其是诗序中所谓“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有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将所有当权者斥为兔葵、燕麦，打击面太大，贬损太过，不免流于刻薄。前两句概括刘禹锡创作《再游玄都观》的背景，“乱后”指刘禹锡被贬十四年间皇权迭变、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动乱时局， “失故基”指刘禹锡诗前小序所说“荡然无复一树”的衰败景象，看花诗指《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这两句诗认为当时一切只值得悲伤，不应该再出怨刺之语。后两句是全诗的关键，“刘郎”一句，借用刘诗“前度刘郎今又来”之语，说刘禹锡也是凡人。“枉向”一句，拈出《再游玄都观》诗序为批评重点。“枉”是“错”的意思，与“枉著书生待鲁连”（《论诗三十首》）的“枉”字同意。两句连在一起，是说刘禹锡也是凡人，不能免俗，却错将所有人都指斥为东风中的兔葵、燕麦一类，加以嘲讽。可见，这首诗着重批评《再游玄都观》尤其是诗序的怨刺失当。
词中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的山光水色和怡情悦性的渔人形象：春江水绿、烟雨迷蒙，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岸畔桃红，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青箬笠，绿蓑衣，渔人醉垂忘归时。全词着色明丽，用语活泼，生动地表现了渔夫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这是一幅用诗写成的山水画，这是一首色彩明优意万千，脱离尘俗钓湖烟。思深韵远情融景，生活任行乐自然的抒情诗。
“西塞山前白鹭飞”首句，点明地点；此西塞山何处？鄂州、湖州？虽有异议，对词境来说倒无所谓。白鹭是自由、闲适的象征，“众禽无此格，玉立一间身。清似参禅客，癯如辟谷人”、“漠漠江湖自在飞，一身到处沾渔矶”，写白鹭自在地飞翔，衬托渔父的悠闲自得。
“桃花流水鳜鱼肥”第二句，点出江南水乡最美好的季节——正是桃花盛开，江水猛涨，鳜鱼正肥时。“桃红”与“流水”相映，显现了暮春西塞山前的湖光山色，渲染了渔父的生活环境。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写的都是他们。“箬笠”就是用竹丝和青色箬竹叶编成的斗笠。“蓑衣”是用植物的茎叶或皮制成的雨衣。如果以龙须草（蓑草）为原料，它就是绿色的。“归”，回家。“不须归”，是说也不须回家了。作者在词里虽然只是概括地叙述了渔夫捕鱼的生活，但是，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完全可以体会到词的言外之意。从渔翁头戴箬笠，身披蓑衣，在斜风细雨里欣赏春天水面的景物，读者便可以体会到渔夫在捕鱼时的愉快心情。
作者是一位山水画家，据说他曾将《渔歌子》画成图画。确实，这首词是富于画意的。苍岩，白鹭，鲜艳的桃林，清澈的流水，黄褐色的鳜鱼，青色的斗笠，绿色的蓑衣，色彩多么鲜明，构思也很巧妙，意境优美，使人读作品时，仿佛是在看一幅出色的水乡春汛图。
此词在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作者爱自由、爱自然的情怀。词中更吸引读者的不是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而是江乡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而这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也反映了他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此词吟成后，不仅一时唱和者甚众，而且还流播海外，为东邻日本的汉诗作者开启了填词门径，嵯峨天皇的《渔歌子》五首及其臣僚的奉和之作七首，即以此词为蓝本改制而成。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