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写二人一同出游，一起饮酒，畅谈至深夜的经历，写出作者对元稹的欣赏之情，以及对他们友谊的珍惜之情。诗句短小精悍，情真意切。
从这首诗可以见出，诗人在长安做官的这几年，在交友方面是有教训的，他曾真诚地想结交一些年相若道相近的同辈人，但在政治的风浪中很多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节操，也曾为了事业、前途而去攀附过一些达官贵人，但人家时不时地给脸色看。正是在诗人处于交友的怪圈时，元稹出现了。
元稹是白居易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同登科，同署官，又有同样的文学观念，他们共同倡导了中唐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史称“元白”，是彼此一生的知己。这首诗写的就是作者与元稹的友情。唐诗中吟咏友情的诗很多，此诗当属其中佳作之一，诗中所谓“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的生活情状，是二人交游生活的生动描绘。只有相知甚深的朋友，才能如此不拘俗礼。这样的生活大有出世之感，充满了一种士大夫式的理想情致。在这样的描写之后，篇末突然一个简括的收笔，点出了二人友谊的实质：“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只有知心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这当是亘古不变的交友之道。
“有节秋竹竿”是全诗的主旨。元稹在后来的和诗中，也拈出此句着笔。这是元白彼此对“孤且直”的赞许，也是元白为人处世做官的原则，足以说明元白的相同志趣及其在当时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
这首绝句写山中樵夫的生活。诗在表现艺术上有两点值得赞赏：一是诗写的是深山的樵夫，但没有明说，通过“古渡”、“涧底”二词，含隐不露地告诉大家；二是诗写樵夫一天的生活，以“又作全家明日谋”暗逗，说明樵夫天天如此，带有典型性。这样细微的构思，是宋人绝句的长处，也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诗人写樵夫的生活，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写的呢？这点可以根据对诗的不同的理解来推敲解释。如果着眼于末句“又作全家明日谋”，则可如此解说：诗人认为樵夫的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辛辛苦苦地打了柴，远远地挑到市上去卖，卖了钱只够一天的开销；回到家中，又忙着磨快斧头，为明天的生活考虑。再进一步扩大思维，如果樵夫病了，或者刮风下雪，他的“明日谋”岂不是要落空，家中便要挨饿了。因此，诗人表现的是对樵夫辛勤劳累仍不能保证温饱寄予同情，“颇优游”三字是有意调侃，发泄心中的不平。如果着眼于“盘缠一日颇优游”一句来推论，结果便完全不同了。
中国古代诗人对隐居山中、水边的自食其力逍遥容与的樵夫、渔翁一直抱赞赏企羡的态度，认为他们远离扰乱红尘，友麋鹿，伴烟霞，是最令人赏心适意的生活。《西游记》第九回开场时，有一大段渔樵问答，对各自的逍遥自在，大肆夸耀，就很能说明问题。萧德藻正是从此出发，说樵夫隐居深山，远离人间是非；他每天打了柴，行歌古渡，易米市菜，只要够了当天的用费，便不再烦心。回到家中，面对青山绿水，悠闲地磨着斧子。这样的生活，大有“日出而耕，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般无忧无虑的心态，也是历来文人始终向往而难以拥有的生活境界。因此，诗人写深山樵夫，正是对他毫无争竞、自得其乐的生活作出歌颂。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杜甫出蜀东下，途经忠州，特地前去观览大禹古庙。首联巧妙地点出了游览的地点和时令。秋风萧瑟之时，诗人前去游览大禹庙，他举目远眺，只见四周群山环抱，草木幽深，而大禹庙就坐落在这空旷寂静的山谷中，残阳正好斜照在大殿之上。颔联移步换景，由远及近地描写了庙宇内部的景色。大禹庙因位于深山之中，常年
无人照管，故而房舍残破，杂草丛生，显得荒凉而又冷清。庭院的橘子树和柚子树上挂满了果实，致使树枝低垂，好像要被压垮似的。古庙的墙壁上残留着龙和蛇的图像，依稀可辨。颈联描写大禹庙周围的环境和氛围。天空的浮云在夕阳的映照下变幻着身姿，大禹当年开凿的石壁上云雾缭绕，波涛之声从远处阵阵传来，江水沿着白沙道向东奔流。此联采用拟人的手法，用“嘘”、“走”二字赋予自然景物以人的活力，形象逼真，气势不凡，增强了全诗的艺术感染力。尾联借景抒情，点破本诗的题旨。
本诗语言凝练，意境深邃。诗人通过远望近观的视角转换，采用虚实结合、拟人传神等手法，收到了情景交融、韵味悠长的艺术效果，讴歌了大禹治水泽被万代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将缅怀英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抒发了出来。
杜甫写的禹庙，建在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临江的山崖上。杜甫在代宗永泰元年（765）出蜀东下，途经忠州时，参谒了这座古庙。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开门见山，起笔便令人森然、肃然。山是“空”的，可见荒凉；加以秋风瑟瑟，气氛更觉萧森。但山空，那古庙就更显得巍然独峙；加以晚霞的涂染，格外鲜明庄严，令人肃然而生敬意。诗人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登山入庙的。
“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庙内，庭院荒芜，房屋古旧，一“荒”二“古”，不免使人感到凄凉、冷落。但诗人却观察到另一番景象：庭中桔柚硕果垂枝，壁上古画神龙舞爪。桔柚和龙蛇，给荒庭古屋带来一片生气和动感。“垂桔柚”、“画龙蛇”，既是眼前实景，又暗含着歌颂大禹的典故。据《尚书。禹贡》载，禹治洪水后，九州人民得以安居生产，远居东南的“岛夷”之民也“厥包桔柚”——把丰收的桔柚包裹好进贡给禹。又传说，禹“驱龙蛇而放菹（泽中有水草处）”，使龙蛇也有所归宿，不再兴风作浪（见《孟子。滕文公》）。这两个典故正好配合着眼前景物，由景物显示出来；景与典，化为一体，使人不觉诗人是在用典。前人称赞这两句“用事入化”，是“老杜千古绝技”（《诗薮。内篇》卷四）。这样用典的好处是，对于看出它是用典的，固然更觉意味深浓，为古代英雄的业绩所鼓舞；即使看不出它是用典，也同样可以欣赏这古色古香、富有生气的古庙景物，从中领会诗人豪迈的感情。
五、六两句写庙外之景：“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云雾团团，在长满青苔的古老的山崖峭壁间缓缓卷动；江涛澎湃，白浪淘沙，向三峡滚滚奔流。这里“嘘”、“走”二字特别传神。古谓：“云从龙”。从迷离的云雾，奔腾的江流，恍惚间，我们仿佛看到庙内壁画中的神龙，飞到峭壁间盘旋嬉游，口中嘘出团团云气；又仿佛看到有个巨人，牵着长江的鼻子，让它沿着沙道驯服地向东方迅奔。……在这里，神话和现实，庙内和庙外之景，大自然的磅礴气势和大禹治理山河的伟大气魄，迭合到一起了。这壮观的画面，令人感到无限的力与美。
诗人伫立崖头，观此一番情景，怎能不对英雄大禹发出衷心的赞美，故结句云：“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传说禹治水到处奔波，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是为“四载”。三巴指巴郡、巴东、巴西（今四川忠县、云阳、阆中等地）。传说这一带原为泽国，大禹凿通三峡后始控为陆地。这两句诗很含蓄，意思是说：禹啊，禹啊，我早就耳闻你乘四载、凿三峡、疏长江、控三巴的英雄事迹；今天亲临现场，目睹遗迹，越发敬佩你的伟大了！
这首诗重点在于歌颂大禹不惧艰险、征服自然、为民造福的创业精神。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长期战乱，象洪水横流，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山“空”庭“荒”，正是当时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诗人用“春秋笔法”暗暗讽刺当时祸国殃民的昏庸统治者，而寄希望于新当政的代宗李豫，希望他能发扬大禹“乘四载”、“控三巴”的艰苦创业精神，重振山河，把国家治理好。
在抒情诗中，情与景本应协调、统一。而这首诗，诗人歌颂英雄，感情基调昂扬、豪迈，但禹庙之景却十分荒凉：山空，风寒，庭荒，屋旧。这些景物与感情基调不协调。诗人为解决这个矛盾，巧妙地运用了抑扬相衬的手法：山虽空，但有禹庙之峥嵘；秋风虽萧瑟，但有落日之光彩；庭虽荒，但有桔柚垂枝；屋虽古旧，但有龙蛇在画壁间飞动……。这样一抑一扬，既真实地再现了客观景物，又不使人产生冷落、低沉之感；加以后四句声弘气壮，调子愈来愈昂扬，令人愈读愈振奋。由此可见诗人的艺术匠心。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天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