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
这首诗写商妇因盼归不归而产生的怨情。第一首怨水恨船，当然并不是真正怨恨所在，到第三首才点出真正怨恨的对象原来是她的夫婿，而夫婿之可怨恨，因为他是“重利轻别离”的商人。商人去后，自然盼其归来，而又不知归期何日，就只有求助于占卜。
《云溪友议》所举刘采春的唱词中有一首于鹄的《江南曲》，后两句是“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也写占卜归期。这里用金钗代替金钱，想必为了取用便利，可见其占卜之勤。而由于归期无定，就又抱着随时会突然归来的希望，所以在占卜的同时，还不免要“朝朝江口望”。但望了又望，带来的只是失望，得到的只是“错认几人船”的结果。这位少妇既以金钗权当卜钱，又朝朝江口守望，足以说明其望归之切、期待之久，而错认船后的失望之深也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