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两句以形象鲜明的笔触绘出了一幅早春图：春寒料峭，杏花初绽，绣楼栏杆，夕阳斜月。这是景物描写，它暗写了人物活动的时间、地点，为人物勾出了一个典型环境。联系上下文，读者从这环境烘托中可以看到：一位思妇在早春二月杏花初绽之时，迎着料峭的春寒，登上色彩绮丽的绣楼，倚在栏杆旁，看着落日晚霞飞舞、斜月冉冉升起。她静静地观看眼前景，默默地思念远方征人。这幽静、凄寒的典型环境，正暗暗地烘托出一个忧思难奈的人物情态。黄昏，指登楼时刻；杏花寒，谓登楼季节。据《花候考》，雨水这个节气中，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其时当二月。但这里兼有描写环境的作用，故而于清冷中显出幽美。词人独上层楼，极目天涯，无边思绪，自会油然而生。何况登楼之际，春寒料峭，暮色苍芒，一钩斜月，映照栏干，这种环境，多么使人感到孤单凄凉。下面三句，写登楼所见所闻。“一双燕子，两行征雁”，含意深长。燕本双飞，雁惯合群，特写“一双”、“两行”，反衬词人此际的孤独。耳边还传来城上的画角声，心情之凄楚，可以想见。上片写景，然景中有情，情中见人。
下片由写景到抒情。此情是怀人之情，怀人又从悬想对方着笔。“绮窗”，谓雕饰华美的窗棂。唐王维《扶南曲歌辞》云“朝日照绮窗，佳人坐临镜”，把佳人与绮窗分作两句，意境优美；阮阅此词则将绮窗与人合并一起，径称“绮窗人”，语言更加浓缩，形象更加鲜明。仿佛词人从这熟悉的华美的窗口透视进去，只见其人亭亭玉立于春风之中，悄然无语。这里的“无语”，实际上就是深思：“春闲”，实际上是春愁。就中可以看出.窗内人是一个深于情的女子。结尾两句“盈盈秋水，淡淡春山”，渭佳人眼如秋水之清，眉似春山之秀。前面着以“也应似旧”…句，词情顿然跳出实境，转作冥想之笔。
作者在上下阕的末三句分别写燕子成双，大雁成群，皆是实写所见。以秋水喻美人明眸，以春山状美人黛眉，则是作者想象的虚景。双燕、雁阵反衬出独身一人，秋水、春山突出词人对佳人的怀思。这两处的手法前人也用，并不新奇。但所用的章法结构极有意思。徐培均指出，歇拍“前两句对起，后一句单收，似《浣溪沙》的后片，形成不稳定感，易于过渡”。而结拍首句不对称，后二句对称，正好与歇拍相反。这种结构在韵律上有所更张，增加了全词的活泼感。
鲁国是当时保存周朝文物较多，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因而季札特地请求观赏“周乐”。孔子也说过：“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周朝的文化，在那时人们心目中处于突出的地位。周乐就是周朝的乐曲。乐工们为季札演奏，他随观随评，大加赞赏，并叹为“观止”。观止，意思是观赏的这些乐曲，水平最高，到此为止，无须再看别的了。《古文观止》的书名，即来源于此。文章记述了演奏的顺序和季札的评论，反映了春秋时代艺术欣赏的水平和特点，且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
文中记述演奏的顺序是《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郐》《小雅》《大雅》《颂》，最后是舞蹈。这里的乐名、顺序，与现存的《诗经》大体上相同，只是《豳》提前，自《郐》以下，没有评论，省记了《曹》。季札观周乐这一年，孔子尚幼，大约只有七八岁，这就是说，在孔子以前，《诗经》已有雏形。后来孔子用“诗三百”作为教材，可以肯定是在周乐的基础上，精选而成。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可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赞美的，这是绝大多数；一种是褒贬不明的，如《陈》；一种是没有评论的， “自《郐》以下，无讥焉”。在赞美的评论中，往往以“美哉”的赞语开头，句式虽然近似，但并无重复雷同之感。因为他的评论，着眼各国的历史政治，能联系不同的情况来谈。季札评论《周南》《召南》，着眼于文王的教化，说道：“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评论《邶》《鄘》《卫》，着眼于卫康叔武公的德政，说道：“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评论《王》，联系周室东迁的历史，说道：“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评论《郑》，联系苛政，说道：“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评论《齐》，联系姜太公的功绩和地理位置，说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评论《豳》，联系周公东征的历史，说道：“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评论《秦》，联系周发祥地，说道：“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评论《魏》，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说道：“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评论《唐》，联想到唐尧的历史传统，说道：“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他对于《雅》《颂》的评论，也是如此。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些简单的联系、思考，仍然表现了季札的智慧，它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感情这一根本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季札的赞语“美哉”并不是指政治情况的好坏，而是指反映现实的艺术效果。尽管他认为《郑》“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仍然用“美哉”加以赞赏，这表明他并没有把政治和艺术混为一谈。他对周乐的评论，说明他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并不是一种理论分析，它偏重于描述观赏者的经验和感受。他对《颂》下这样的评语：“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就是一种笼统的、比喻式的感受，而不是具体的，可以捉摸的理论分析。这一方面与乐曲这种艺术偏重于内心感受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有关。这一特色，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不限于音乐，还直接影响到文学批评。甚至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专著，以及众多的诗话词话，都保持着这一特色，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传统。
季札对周乐的评论，以对《颂》的评价为最高。先以“至矣哉”作一总评，然后用了十四个“而不”句式来描述他的感受。这段文字从语言的运用上，十四句排列在一起，显得整齐有力，令人觉得《颂》的水平高不可及。接着又用四个“三字句”来舒缓语气，最后归结为“盛德之所同也”。这一段话也像一首乐曲一样，节奏鲜明，流畅悦耳，但在内容上，却反映了季札艺术眼光的局限性。他的评语，归结起来，也就是说它“四平八稳”。《诗经》中的《颂》，不过是贵族的颂祖耀德之词，而乐曲演奏得“四平八稳”，在季札看来，却如此高雅，这说明他仍然未脱离贵族的艺术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