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二句点明行游及游池的时间和地点，写乘车夜游西园的愉悦心情。一个“夜”字，突出了诗人的浓厚游兴，也是后文写景的基点。“逍遥步西园”，又表现了诗人当时轻松愉快的心情，也正因为作此逍遥之游，所以下文所描绘的景物才是那样赏心悦目，令人陶醉。“西园”，是芙蓉池的所在，诗人们经常聚会之处，曹植《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夜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即写他们在这里夜以继日的欢游情景。
中间十句承接上文，写行游所见，扣紧“夜行”与“逍遥”，着力描绘芙蓉池优美动人的夜景。“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总写这里的形势和环境的优雅。接着以“卑枝”二句具体写嘉木：茂密葱茏的树木环渠而生，相互掩映衬托，下者枝叶横生，遮途塞路，上者遮天蔽日，直达云表。其后又以“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来继续写行游所见和其时愉悦的感觉，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体似乎都在为诗人的到来而争献殷勤，惊风吹拂，似乎在为诗人扶辇，飞鸟翔跃，又似乎在为诗人引路。优闲自得的心情，跃然纸上。因为是夜游，所以这里没有具体细致地描绘芙蓉池的优美景物，而是通过粗线条的勾勒，运用动静结合的手法，表现了一种优美的意境，显示了芙蓉池无限勃发的生机。后四句则转而写夜空之美，万紫千红的晚霞之中，镶嵌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满天晶莹的繁星在云层间时隐时现，闪烁发光，组成了一幅色彩绚丽的画面。在这优雅如画般的景色之中，诗人简直已置于仙境而忘却了自身的存在，不自觉地发出了“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的感慨。此数句运用鲜明的色彩，把芙蓉池的夜景描绘的光怪陆离，五采缤纷，显示了他创作上华丽壮大的一大特色。这和他在《典论·论文》中所强调的“诗赋欲丽”，则正相一致。刘桢《公宴》诗：“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所写景物与此诗相近，但在辞采的运用上要较此逊色得多。
末四句，笔锋一转，写行游的感受。“松”，赤松子，传说中炎帝神农时雨师，后与炎帝少女同成仙。“乔”，王子乔，即周灵王太子晋，传说他好吹笙作凤凰鸣，后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成仙。曹丕向来不相信神仙方士之事，他的《折杨柳行》中就有“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的句子，在《典论·论方术》中更通过具体事实，指出神仙方士之不可信。所以在他这里联想起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人能真正的成为神仙的事实，表示了要在这如画的景色之中，适性游乐，使身心愉悦，以求长寿。“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是一种平实而又乐观的态度。这一联想又进一步反衬了使诗人沉醉以至流连忘返的芙蓉池景色的优美和游园的无穷乐趣。
在建安时期的游宴诗中，这一首可以说是写得最为出色的。它的一系列特点，如写景成份的增多，对仗句的使用，辞藻的华丽，景象的壮观，都反映了当时诗风的某些重要变化。因而在诗史上，它有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诗中用了主要篇幅描绘园林景物，对后来园林诗和山水诗也有影响。
这首诗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后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这首诗纯用比喻，语言素朴，精致细密，韵味悠长。这首诗分作两节。
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诗中用了两个比喻。首句的“客”即指在汴京作客的欧阳秀才。春风一吹，草木都开始萌芽，欧阳秀才心中也像草木发芽一样，产生了出游的愿望。“忽与春风动”点出时间。“忽”字、“动”字下得特别精当。春天的花草树木，往往头一天看还光秃秃的，第二天却忽然绽出颗颗新芽来了。“动”字不仅是说萌芽的发生，还指它在春风吹拂下不断成长；它一经萌芽，不久就要长出枝叶，开出鲜花。出游的念头也是如此，它一经产生，就不断滋长，变得愈来愈强烈。所以第三句用“又随”二字紧接转入下文。由荫芽而开花，花又被风吹落，飞向天空，欧阳秀才的心，又随着落花，飞向西江。古典诗词写落花，常常带着感伤的情调，这首诗写其飞举飘扬，却充满生机。“西江梦”指想象中即将开始的江西游历生活。梦境是变幻莫测、飘忽无定的；既可以梦见过去，也可以梦见未来。用“梦”形容游历生活，可以引起无穷联想：使人联想到欧阳秀才去江西后的行踪不定，生活的丰富多样、难以预测，使人联想到他醒里梦里对此日客居京中这段生活——包括作者这次送别在内——的回忆；既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包含着对过去的深长怀念，情致绵邈，意味无穷，造语之妙，已臻绝致。这四句比喻新颖贴切，把欧阳秀才游江西之事，完全变成生动的形象描绘，可见作者的才思和艺术创造力。
下面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是说他才华出众，非常人可比，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家无梧桐”既是诗人自谦，也是对门人的勉励，愿他振翅高飞，奋力进取。门人即将远行，作老师的对他将来的一切非常关心，下面两句就是对他的谆谆嘱咐。这首诗“凤巢”两句即暗用其意，是要欧阳秀才去江西以后，善自择居，慎于交友，不要同卑俗之人居处和往来；同时也是奖誉欧阳秀才，说他今后前程远大，绝非“乌哺”辈所能相比。这是作者的临别赠言。结尾紧接“桂林”，举酒相送，以功名相期，补足送别之意。《晋书·郤诜传》：“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因称科举及第为“折桂”。“无忘桂枝荣”，就是要欧阳秀才不要放弃科举；举酒相送既是送别，也是祝愿他异日科举及第，不负所学，施展平生的抱负。在科举时代，一般读书人要跻身仕列，只有应试及第一途，所以作者以此作结，郑重叮咛，表达了对门人的殷切期待。
古代诗歌运用比喻手法的很多，但像这首十句的五言古诗，通篇从头到尾全都采用比喻的，却不多见。这正是此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比喻可以使诗含蓄蕴藉，更富形象性，增添诗情画意。该篇绝无华丽秾艳语，精致细密，韵味悠长，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此词上片前二句“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写离别前的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不知是谁吹起了优美的笛曲，将人从梦中惊醒。从“惊破”一词来看，对梦被惊醒似有怨恨之意。夜听名曲，本是赏心乐事，却引起了怨恨；而一旦梦醒，离愁就随之袭来，可见是个好梦。后二句“新月与愁烟，满江天”描述了这样的情景：推开窗户，不知是要追寻那悠扬的笛声，还是要寻回梦中的欢愉，只见江天茫茫，空荡荡的天上，挂著一弯孤单的新月，凄冷地望著人间。江天之际，迷迷蒙蒙、混混沌沌，那是被愁闷化作的烟雾塞满了。
下片遥想“明日”分别的情景。“欲去又还不去”，道了千万声珍重，但迟迟没有成行。二月春深，将是“落花飞絮”的时节，景象凄迷，那时别情更使人黯然。“飞絮送行舟，水东流。”设想离别的人终于走了，船儿离开江岸渐渐西去。送别的人站立江边，引颈远望，不愿离开，只有那多情的柳絮，像是明白人的心愿，追逐着行舟，代替人送行。而滔滔江水，全不理解人的心情，依旧东流入海。以“流水无情”反衬人之有情，有借“飞絮送行舟”表达人的深厚情意，结束全词，分外含蓄隽永。词所谓明日送行舟，未必即谓作此词的第二日开船，须作稍微宽泛的理解。诗集送柳子玉诗称“先生官罢乘风去”之后，复数有游宴之事，子玉始成行，可参。
通观全词，没有写一句惜别的话，没有强烈激切的抒情。将情感融入景物，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次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如此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使读者受到极强的艺术感染这是本词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众多的景物之中，又挑出一二件，直接赋予它们生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自然物都生气勃勃，整个艺术画面都活跃起来，这是本词的艺术特色。上片用“愁”写烟，使新月也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下片用“送”状柳絮，使之与东去的流水对比而生情。而“愁烟”和“飞絮”在形态上又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飘忽不定、迷迷蒙蒙的自然物；它们轻虚空灵，似乎毫无重量，不可捕捉，但又能无限扩散，弥漫整个宇宙，用它们象征人世的漂泊不定，传达出迷蒙怅惘、拂之不去的眷恋之情，那是再妙不过的了。但作者似乎是随手占来，毫不费力，只道眼前所见，显得极其自然。这正是词人的高超之处。
此词上片写送别情景，以景色作为笛声的背景，情景交融地渲染出送别时的感伤氛围；下片运用叠句造境传情，想象来日分别的情景，大大扩展了离情别绪的空间。全词虚实结合，渲染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
此诗是刘禹锡以牡丹为题的唱和诗作。诗人以牡丹入题，借物抒怀，写别牡丹而实叹别京国，一句“春明门外即天涯”道尽沉浮感慨。
诗作前句与令狐楚唱和，从其诗意点明了临到开放主人却不在的创作背景，平铺直叙不起一字波澜。值得体会的，是诗人借别牡丹写别家别京城的写作手法，以牡丹的鲜明形象寄托了家和京国的含义在其中，字在牡丹而意属别离，使得诗意委婉清新。
而紧随话锋突转：“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莫道”两字戳破“两京非远别”之谬，用否定的句式表达出作者强烈的情感。“春明门”则以小处着眼，以出春明门这离京赴东都的必经之门代指离京去国。“即”字是言离京一步便是天涯，情感强烈，笔法夸张。从“一栏花”之小，到“天涯”之大；以“春明门”之近，到“天涯”之远。作者用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句式、借代夸张的修辞手法十分精炼的表达了离京的深深感慨。前句委婉清新，后句却尽意抒怀，前后情感强度反差也使诗中情感愈加鲜明，更是将离京之凄楚眷怀诉说的淋漓尽致。全诗借牡丹为题，言在牡丹，韵系离愁，道尽去京国赴天涯的沉浮感慨，是一篇借物抒怀之佳作。
刘禹锡唱和之作较令狐楚诗情感更强烈，能言令狐楚所未能言，此宜结合作者生平体会。刘禹锡因“永贞革新”失败连贬远州司马，又受尽谗言所害，一生多数时间都是远离京国的逐放生涯。故而尽管是写令狐楚离京，刘禹锡唱和为友不平，又何尝不是杂糅了刘禹锡对自己坎坷仕途的感慨，此诗非是为一人而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