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这首诗是重阳登高即景抒怀之作，作者从戏马台的荒废，夕阳晚照联想到老境将至，好景不常，自警应该抓紧时间玩赏风光，多作好诗，不须汲汲于世俗之事。

　　诗的开头两句写景：“平林广野骑台荒，山寺钟鸣报夕阳。”诗句中点明了季节、地点和时间，语意闲雅。戏马台有典故。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归来为宋公，驻守彭城，曾因饯送孔令辞官还乡，大会宾僚于戏马台，一时文士如谢灵运、谢宣远都有诗咏。回首过往，往日的热闹更显现今的荒凉，首句的重点就在“荒”字上，有咏怀古迹之意，见出人事代谢之感。这一联，写景叙事不仅工在形象，而且注重象外之意，“平林”句见人事代谢之感，“山寺’’句则寓时节相催之意，这种象外之意，直透三、四两句，加强了诗句之间意趣的融合。

　　第三四两句抒情：“人事自生今日意，寒报只作去年香。”时节易得，又是一年的重阳。每逢佳节，人们便有思亲之感；而菊报却依旧开放，还是和去年一样，送来阵阵的寒香。诗句中含有“年年岁岁报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的感慨。自然的规律，总是如此。

　　五六两句，记节日清游的情况：头巾被风吹得歪斜了，诗人更觉得清霜已侵上了鬓发。“巾欹更觉霜侵鬓”这一句暗用了“孟嘉落帽”的故事。所谓暗用，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清空无碍的叙事句，写的都像是当下即刻的事，但实际上已经暗用了某个典故。这方面杜甫做得很成功，陈师道学杜，也成功地吸取了他的这个方法。这里不但是暗用，而且是活用，也就是能从原典中翻出一种新意，别具一种风流。孟嘉落帽而不自觉，是其通脱忘怀之处，陈师道这里却“巾欹更觉霜侵鬓”，头巾从头上滑下一半，更觉霜发之多，老去的感受更强了，也更深切地感觉到时节相催。从孟嘉的帽落不觉到陈师道的“巾欹更觉”，原典的意思完全被翻转过来。下句又用了“石作肠”的典故，诗歌的语言佳妙，也有“清便富丽”的高致，就像宋广平写《梅报赋》，措词婉媚，并不碍其铁石心肠一样。另外，此联用两个典故来暗写登高赋诗，妙在隐而不露。

　　结尾两句：“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忙。”抒发游赏以后的感想。“落木”句用杜甫《登高》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句意，写傍晚登览所见的远近景象。“此身”句感叹节物如此可念，登临清赏的机会正不应放弃，而此日此身，还须忙于世务，很难得有时间，这又是十分可惜的。

　　陈师道作诗多学杜甫，这首也是学杜甫有得之作，瘦劲浑厚、清淡高致、内涵深蕴。

　　应酬节物之意，从宋人的创作观念来看，是一种比较成熟和时俗的题材，所以欧、梅、苏、黄等大诗人多不经意于此，这大概也是宋诗人去熟忌俗之旨。但陈师道的重阳诗，扫除陈言熟语，着力翻新。于前贤未到之处立意取象，却能轧轧独出，于平淡中见奇峻，可以与王维、杜甫等大家的重阳节诗咏争一日之长，此亦江西诗派“以故为新”的一种表现。

　　这篇序文写于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当时韩愈34岁，离开了徐州幕府，到京城谋职。自从792年（贞元八年）中进士以来，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韩愈一直为仕进汲汲奔走，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处境艰难，心情抑郁。因此，借送友人李愿归盘谷隐居之机，写下这篇赠序，一吐胸中的不平之气。

　　作者借李愿之口，描绘出三种人：一是“坐于庙朝，进退百官”的达官贵人，二是“穷居而野处”的山林隐士，三是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通过对比，对志得意满、穷奢极欲的大官僚和卑躬屈膝、攀附权贵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对友人的隐居之志大加赞赏。文章最后一段，用一首古歌的形式和浓郁的抒情笔调，咏叹、赞美、祝福友人的隐居生活，也流露出欣羡之意。

　　韩愈的赠序非常有名，这篇尤为历代称道。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一文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比《师说》早一年，风格却大不相同；读者阅读时可结合这两篇文章各自的写作背景，在内容和写法上做一些比较。

　　辛弃疾的这首词由登楼而有感，登高远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者胸怀天下，仍不能忘怀的是还在沦陷的中原大地，但作者同样对失地的收复充满希望。

　　上片描写奠枕楼的宏伟气势以及登高远眺的所见所感，“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出浮。”五句以来往行人的口吻来描述高楼的气势，一是奠枕楼建设速度之快，如同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二是奠枕楼高耸入出，气势非凡。“征埃成阵”，“今年太平万里”是人民安乐的根本条件，点出了行客如出，市场繁茂，以前的饥荒凄凉的景象，已经绝迹。接下来写的是登上楼以后的感受。首先，作者感到欣喜，因为金兵没有来侵扰，老百姓今年获得了一个安定丰收的好年景。作者的思路沿着滁州这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步步深入，一环扣一环，最后把矛头直接刺向南宋当朝：“东南佳所，西北神州。”弓刀陌上，车马如流是作者把思路从广阔的视野又收回到奠枕楼周围的实景中去。在楼上远眺，一是寄希望于南宋朝廷，二是面对中原感到痛心不已，东南虽然可以苟安一时，但是不可以忘记了北伐中原的大业。

　　下片头三句“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是由古人联想到自己。当年李德裕在滁州修建了怀嵩楼，最后终于回到故乡嵩山。但是作者自己处于这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祖国不能统一，故土难回，肯定会让李德裕笑话自己。这里已经道出了词人心中的悲痛，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作者又有了信心。辛弃疾初到滁州，见到的人民是：“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场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见《铅刀编·滁州奠枕楼记》）而现在完全换了另一种景象，这是他初现身手的政绩，也是他的骄傲。“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作者无法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感到自己即将有所作为，一定能够让滁州百姓的生活像黄帝梦中华胥国那样宁静和平。

　　这首词豪放雄伟，起伏跌宕，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是辛弃疾南渡后，在抗金前哨的一首重要的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