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此诗时,诗人已届暮年,虽然历经坎坷但壮志未酬,歌行雄健之风依稀可见。
开头两句,“寺出飞鸟外,青峰戴朱楼。”仍保留盛年时的风格。写凌云寺高耸之貌,借飞鸟青峰映衬,突出了凌云寺的高峻壮丽。飞鸟与青峰,从地面上看,都是高空之物,但在诗人笔下凌云寺却高出飞鸟,跃出青峰。起笔遒劲,形象传神。把寺上红楼比喻为戴帽,凌云寺俨然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佛寺如此奇伟,现在得以于半山腰攀援登临,自然是“喜得”之事。
然而,“喜得登上头”的喜悦,主要不在登寺本身,而在于凭高远眺,开阔眼界,拓宽胸襟。因而在咏寺之高以后,紧接着语气一转,抒发出“殆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的情思。如此,从写寺过渡到写寺外的宇宙三江,峨眉烟景,就显得合乎自然了。
身登高寺,峨眉山景,尽收眼底。写峨眉山,一咏一叹,用了六句。“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浮。迥烟景豁,阴森棕楠稠。”今日天晴气朗,得以看清楚了峨眉山的状貌:山岭蜿蜒起伏,如波涛滚滚;辽远的云雾似袅袅青烟,使山景空旷浩茫;棕树楠树漫山遍野,蓊郁阴森,一派肃穆。以上四句勾勒峨眉山景,接着直抒胸臆,发出慨叹:“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诗人眼界高远空阔,触景生情,故有此叹。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诗人看破凡尘,对纷扰的世俗产生了厌倦情绪,希望超凡脱俗,云游尘外。有了这番念头,才把眼光转向佛寺内部和佛寺的周围环境。
“回风吹虎穴,片雨当龙湫。”虎穴洞、龙湫潭都在附近,山风回旋,细雨濛濛,这是寺上的气象;“僧房云蒙蒙,夏月寒飕飕。”间间僧舍,如蒙蒙云朵,若水月光,寒气袭人,这是寺中气氛;嘉州府城,坐落山下,片片风帆,撒于江面,这是寺下景象。
写罢诸景,又是一番慨叹:“胜概无端倪,天宫可淹留。”寺美景无边,诗人很想在这宝刹天宫之中长留久住。然而,虽然“一官讵足道”,是“欲去令人愁”,最终只落得满腹忧愁。诗人到嘉州后,心情一直很不舒畅,这在此时的一些诗作中屡有反映。这首诗中说“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并且最后以“愁”字作结,正概括了这一时期诗人的心境。
此时诗人的情绪,显得有些消沉、悲观,写作手法上也与先前不同,不是一气写景,高调抒情,而是边咏边叹,一咏三叹,错综起伏。这大约与安史乱后唐朝江山颓败、诗人壮志未酬的心境有关联。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这首诗;《毛诗序》谓“美”,郝敬谓“讽”,二说视角不同,自然见解相反,然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皆着眼于此诗的言外之意,非诗中的基本内容。见仁见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论,如果就诗说诗,当以朱熹说为胜。
此诗首章起句不凡。开头四句郑重提出“人性”这一命题,哲理意味甚浓。前人多认为这是最早的“性善论”,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与孔子的阐释作为论“性善”的理论依据。但从全诗考察,似乎诗人并不是倡导什么“性善论”,他只不过是借天赋予人以善性,为下文歌颂仲山甫张本。第一章颂扬仲山甫应天运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总领全诗。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遗余力赞美仲山甫的德才与政绩:首先说他有德,遵从古训,深得天子的信赖;其次说他能继承祖先事业,成为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实代言人;再次说他洞悉国事,明哲忠贞,勤政报效周王;继而说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进而回应前几章,说他德高望重,关键靠自己修养,不断积累,因而成了朝廷补衮之臣。诗人对仲山甫推崇备至,极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备、身负重任、忠于职守、攸关国运的名臣形象。七、八两章才转到正题,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此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现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有人斥此篇为“谀词”,似乎过苛。
此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此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此诗语言也很有特色,尽管多用说理、议论,却不迂腐呆滞,这除了诗人的激情之外,还在于语言运用独具匠心,诗人多以民间俗语入诗,如表现仲山甫扶弱锄强的性格特征、赞美仲山甫重视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语来衬托,这比直说简洁、形象,又有理趣,说理中注进了诗味,故姚际恒称此为“奇语”(《诗经通论》)。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善用虚词与叠字词本是《诗经》的语言特点,此篇独特之处是“之”字的运用,全诗十二个“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个,其中第六章连用五个“之”字收句,娓娓道来,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际恒指出“多用‘之’字,见缠绵之态”(《诗经通论》)。第十、八两章连用“业业”、“捷捷”、“锵锵”、“彭彭”、“骙骙”、“喈喈”等叠字词,铺叙送行场面的壮观和行动的迅捷,绘声绘色,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与节奏感。此诗押韵复杂,除五、六两章用一韵外,其余各章皆用两韵,韵脚也变化不定,如第一章则、德为韵,下、甫为韵;而第二章德、则、色、翼、式、力为韵,若、赋为韵;第三章考、保为韵,舌、发为韵;几乎无规则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