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着重回忆过去词人与恋人两人的交往;下片着重抒情,以假想的“旧时薄幸”和确实存在的“今日无情”相对比来突显词人的痛心。全词巧妙运用虚字,用追忆之笔淋漓尽致地反衬出词人的自责无奈,意切而情真。
此词上片着重回忆过去词人与恋人二人的交往。首二句“蕙心堪怨,也逐春风转”开门见山写“怨”,闺妇的蕙心承当着怨恨情绪,随着流转的春风而改变。歇拍“丹杏墙东当日见,幽会绿窗题遍”二句以幽会为典型,写两人情深:当时,红杏墙东,继而相见,继而相约幽会,绿窗之中,处处题写下欢愉踪迹。
下片着重抒情。过片“眼中前事分明,可怜如梦难凭”二句写二人相爱的前事清清楚楚呈现眼前,可惜都像梦境一样,难以叫人相信为实。结拍“都把旧时薄幸,只消今日无情”二句写词人细数旧时有过的薄幸行为,刚好和她如今的无情相抵消。其中,“都把”、“只消”,虚字运用入妙;“旧时薄幸”是假想的而“无情”却是实在的,相比之下,词人的痛心愈加突显。
《八月十五日夜湓亭望月》承袭了《琵琶行》中的凄凉基调。全诗以对比的手法,抒发物是人非、今昔殊异的慨叹。
前四句是对比。同样是在八月十五的明月之夜,过去他在曲江杏园边赏月,曲江是京城长安的风景胜地,也是唐代的皇家御园,杏园在曲江边,朝廷经常在杏园举办宴庆活动。白居易作为左拾遗,官虽不大,但也有机会参加皇家宴会。八月十五,在繁华的曲江杏园赏月饮酒,他的心情无疑是欢畅的。作为强烈对比的,今年他已经被贬到江州来了,无论是环境还是心情,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后四句抒发思乡之情。在环境不利、心情低落时更容易想起故乡,何况是在中秋明月之夜。白居易在《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就写过“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著名诗句,抒发他强烈的思乡情绪。从“东南见月几回圆”可以看到,首句说的“昔年”不能理解为“去年”,而是“几年前”,写这首诗时,他在江州已经有几年了。从中也能看到白居易还是在江州。他还是像去年一样处在苦闷之中,还是像去年一样思念他的故乡和亲人。末二句“临风一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耐人寻味。与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下片“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有近似之意蕴,表达了一种历经磨难之后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全诗通过昔之乐与今之苦、昔之欢与今之忧的鲜明比照,表露了谪居生活中的愁闷。
开篇点出野菊生长环境的压抑,“苦竹”与“椒坞”,虽有“微香”但已难禁孤独之泪。“已悲节物同寒雁”把生于寒秋看成是菊花的悲惨命运。抒情主人公形象自颈联介入,“细路独来”点明其与野菊同命相怜之苦,最后一句“不取霜栽近御筵”尽显怨愤压抑的情绪。全诗触景感怀,咏物托意,很能反映诗人当时的思想状况。
诗一开头:“苦竹园南椒坞边”,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它的北面是苦竹园,而且还有椒坞在旁。竹的味道那么苦,椒的味道又那么辣,苦、辣之味包裹着菊花。托根在这样的辛苦之地。它的处境多么艰辛啊!所以,诗便很自然地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出细细的微香,所以它难免要清泪涓涓。不断洒落了。同时,野菊的辛苦遭逢还不仅仅是境遇不好.它又生不逢时:它生于萧飒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受风刀霜剑的摧残,实在太不幸了。
不过,菊花毕竟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因此诗又生出下边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在诗人看来,菊,作为百花之一,它也应该得到温暖,也应该有其“春风得意”之时,可是它却处于寒秋,“蕊寒香冷”(黄巢《菊花》),备受风霜困扰,如同寒雁羁栖,这已经是够可悲可叹的了,可它又怎么能够敛香隐迹,甘心与暮秋的寒蝉一样寂寞下去呢?
以上四句,明里句句写的是野菊,但实际上句句都是在写自己:野菊托根于辛苦之地,花发于西风落叶之时,倍受苦寒,这是诗人命运的生动写照。李商隐生于晚唐末世,可谓生不逢时。入仕以后.又一直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后又被牵连进去,遭受排挤和打击,郁郁不得志。但是又不甘潦倒长终,内心充满痛苦和烦闷。“已悲节物”、“忍委芳心”两句诗就有屈原“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离骚》)之意,感叹时不我予,想有所作为,但现实情况不允许,实在无可奈何。
五、六两句笔法一变,由隐到显,追忆自己受令狐楚恩遇的往事。“细路独来当此夕,清樽相伴省他年。”小路独来,回思往事,早年在重阳节自己曾伴令狐公同饮。想令狐公在日。对自己积极奖掖。大力提拔,“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徽于继和。杯觞曲赐萁尽欢。委屈款言,绸缪顾遏” (《上令狐相公状》)。那时自己多么惬意啊!令狐楚的这些恩顾,诗人是念念不忘的。大中二年重阳节就专门写过《九日》一诗,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曾共山翁把酒卮,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七、八两句是对诗人此时想起令狐楚一个交待:“紫云新苑移花处,不取霜栽近御筵。…‘紫云”一作紫微,指中书省。唐开元元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后虽在开元五年复旧称,但人们此后常以“紫微”代中书省。“紫云新苑移花处”指令狐绚官中书舍人。令狐绚是令狐楚之子,又是李商隐的故交,《新唐书·令狐楚传》记载令狐楚帅河南之时,十分欣赏李商隐之文,并“使诸子游”。照理,他总该对李商隐有所汲引了吧?可是李商隐娶李党王茂元之女为妻之后,令狐绚认为他“背恩”,根本不予理睬。诗人一再陈情,也得不到谅解,所以在诗的最后说他“不取霜栽近御筵”,即不向朝廷荐举他。正是由于令狐绚的冷遇和排挤,所以诗人才一再提起令狐楚,表现自己的不满和埋怨。在大中二年的《九日》一诗中,诗人在回顾令狐楚的恩顾之后。就指责令狐绚“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篱。”因此,此诗在抒写自己沉沦困境的同时,便流露出对令狐如此冷漠的怨望。
这首诗突出特点是构思精密,立意高迈。诗人自己似乎很清楚。有意识地避实就虚,采用象征的手法,不作平直语。字面上除五、六两句外,句句写菊,又句句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感,别开生面,不落窠臼。尤其三、四两句“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含意精警,令人回味感叹。
明代文人涉足花丛,在南京秦淮河上选色征歌,以至与秦淮歌女结下情谊,甚至论及嫁娶,这样的风月故事可以数出许多桩。
此文塑造了明末秦淮歌妓李香的形象,不仅描写了她擅长歌唱的艺术才能和不同流俗的风度,更突出了她的见识和品格,同时生动地描绘了李香的生活和斗争,热情地赞美了李香的才能、智慧和品德。全文叙次井然,文笔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
这篇别传首尾两段一为前奏,一为尾声,中间两段是其主干。作者写自己眼中和亲密交往中的李姬,这一叙事角度便构成了文章的主线,因此第一段关于李姬的一般性介绍只能成为文章进入主题的前奏,而最后一段写别后李姬拒绝田仰的邀聘也只是余波荡漾的尾声。当然前奏和尾声都必不可少,且与主干部分水乳交融,构成全文严谨的整体。
第一段,作者先用一句话“李姬者名香”作必要而简略的交代之后,就掉转笔头写她的假母李贞丽的大“有侠气”与“所交接皆当世豪杰”,以衬托作为养女的李香大有乃母之风,然后鲜明地点出李香“能辨别士大夫贤否”,曾经得到复社领袖张溥与名士夏允彝的称道。再写她“少,风调皎爽不群”与对音律歌唱所具有的才华,却无一字道及李香君的美色,不作任何涉及轻薄的侧艳之辞,显示作者为李姬立传,重德重才而不重色,为全文确立了较高的格调。
于是在主干部分,作者抛开了与李姬交往中一切深情缱绻和幽期密约,集中笔力记叙李姬生平行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义却阮大铖之举。阮大铖为天启朝权倾天下的阉党魏忠贤余孽,曾奉魏阉为义父,为陷害东林党人出过大力。崇祯登位后,阉党事败,阮大铖名列逆案,由光禄寺卿革职为民,匿居南京库司坊,起造第宅,蓄养声伎,谈兵论剑,企图死灰复燃,是一个为当时朝野士大夫所不齿、为公正舆论所贬斥的人物。与侯方域同列复社四公子的阳羡陈贞慧与贵池吴应箕主持正义,排阮最力。阮大铖为此假手王将军想拉拢侯方域以软化陈、吴等人,为他的东山再起消除阻力。是否与阮大铖结交,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成了泾清渭浊、是非分明的原则问题。文章写李姬凭着她对人际关系的敏锐感觉提醒侯方域,要他摸清“贫非结客者”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之游的真实意图,又写当了解王的真实意图之后侯方域尚未采取行动,李姬便对他作了一番大义凛然的规劝,使侯“大呼称善”,与王绝交,得以避免“负至交”、隳声望的尴尬处境,保全了侯生的清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处均系李姬而非侯生采取主动,说明李姬的才慧见识与对是非的判断均胜侯生一筹,而这一赞誉完全通过对比与烘托加以凸出,尽得含蓄蕴藉之致。对此,《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深有会心,他在将这一情节移植改造为香君“却奁”之后,于《桃花扇·闹榭》一出中,借吴应箕之口,盛赞道:“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让一筹哩。”陈贞慧接口:“已后竟该称他老社嫂了。”“社嫂”一词施之于秦淮歌妓李香君,何其光宠乃尔。
第三段写侯生应举下第后,李姬于桃叶渡置酒送行。席间李姬“歌琵琶词以送之”。早在第一段中,作者已经为比埋下了伏笔,说李姬“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然不轻发”一语,看似信手拈出,只有读到桃叶渡送行的记叙时,我们才能体会到以琵琶词作呼应关合的文意之佳妙和情意之深重。琵琶词,指的是高明所作《琵琶记》。李姬临别歌《琵琶记》曲辞,且以蔡伯喈比侯方域,说:“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然而“中郎学不补行”,才胜于德。《琵琶记》所述情节固然于史无稽,但蔡中郎确实有阿附董卓的劣迹,无以掩饰。“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李姬以“从不轻发”而今一发之后再“不复歌”相喻相誓,表达了爱人以德与生死相依的款款深情。作者笔下规箴侯生“终自爱”的李姬,显示了凛然的风骨和高洁的格调,却又如此深情绵邈、凄婉动人。这里在写情侣临别赠言时脱出常格,别具一种强毅的伦理道德的美学风采,摄取了发自李姬灵魂深处最为眩目的一次闪光,给读者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既是《李姬传》取材和运笔的成功,也是侯方域自我反省的成功。侯方域入清之后因软弱畏祸参加了河南乡试,仅中副榜,此举于民族气节有亏,当时和后世都受人讥弹。但侯方域敢于直陈桃叶渡李姬“愿终自爱”的临别赠言,说明在对蔡中郎媚事董卓一类的问题上自己是否“自爱”,曾经历过内心反省。包括前文在义却阮大铖一事上的自我对照,应当说作者是在一定程度的反省意识支配下写作《李姬传》的。中国的文学与文人比较缺乏自我反省意识,侯方域愿以自己为参照,暴露主观的欠缺和客观的优胜,更觉难能可贵。
最后一段写侯生去后之事,虽属全文的尾声,但对描写李姬形象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笔。在这以前,李姬的动人光彩主要还是闪烁在她的言论之中,而到这时,她才以侯郎去后坚拒财雄势大的开府田仰的邀聘,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田仰的三百金利诱与“有以中伤”的威逼,她都不为所动。李姬的品德和人格至此光芒四射。她最后说:“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证实了她为人的“风调皎爽不群”,言出必践,忠于爱情。
《李姬传》风格朴质刚健而无绮罗香泽之态;笔致含蓄,颇多有余不尽之意;选材凝炼集中,不枝不蔓;行文坦率,具有可贵的自我批评的反省意识,显示了名家风范。凡此种种,使《李姬传》这篇别传为人记诵,成为明清古文中的名篇。后来孔尚任依这篇文章为蓝本刻画《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形象。李香君的性格及剧中《却奁》《拒媒》等出的情节均以《李姬传》所述为主要依据,《李姬传》也因《桃花扇》得传大名而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