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结局，文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这篇文章善于通过对话和行动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外交辞令也写得委婉含蓄，表面上谦恭有礼，实则暗寓讥讽，意在言外。
由开头至“秦师遂东”为第一部分，主要写卜偃传命、杞子密报、蹇叔哭师三个情节，这是战争的酝酿阶段。文章以晋文公出殡开端，卜偃假借晋文公的神灵告诫晋国大夫： “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这表明秦晋两国争霸的矛盾已十分尖锐，这是觳之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文章故意颠倒事件发展顺序，次写秦国决策，而把卜偃的预见放到最前面，对于揭示战争起因、渲染战争气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谓“柩有声如牛”，以卜筮之官的预言说明秦要伐晋，使文章一起笔就充满怪诞神秘的色彩，这也是《左传》叙事的常用手法。
第二个情节写杞子给秦送密报。杞子等三人是秦穆公在郑国的内线，他们骗取了郑国信任、掌管了郑都北门的锁钥，以为袭郑时机已经成熟，就派人给秦穆公送信。信中提出“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暗示秦穆公尽快出兵、夺下郑国。这个情节虽然只有一句话，却是导致觳之战的直接原因。
紧接着写蹇叔对秦穆公的劝阻。蹇叔是秦国元老，在秦国享有很高威信。秦穆公“访诸蹇叔”，问他袭郑与否。蹇叔坚决反对，指出：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秦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郑国对秦国潜师偷袭的意图必然得知而有所准备，内线密报的准备就等于白白浪费。“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指出晋国必然密切注视秦军态势。蹇叔深谋远虑，他的战略分析鞭辟入里，颇中肯綮。但穆公野心膨胀，拒绝劝告，一意孤行，悍然出师。
“蹇叔哭师”的场面描写尤为生动深沉。怀着拳拳忧国之心．这位近百岁的老人痛哭流涕地送秦师于东门。他先对孟明说： “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人也。”明确地指出秦军必丧。“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秦穆公傲慢无礼的回答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哭送随军出征的儿子，更是老泪纵横：“晋人御师必于彀……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不仅表达了父子诀别的悲痛，更从地理形势、敌我部署等方面对秦军必败的预言作了，具体说明：此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完全是按照他的预言发展的。可见，蹇叔哭师的情节在全篇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三十三年春”至“灭滑而还”为第二部分，包括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三个情节，主要写秦军的骄纵无礼及袭郑未遂的情况。
按照礼节，各国军队经过周都洛邑北门时，将士应该下车步行而过，以表示对天子的恭敬。但是秦军却只是摘掉头盔，并不脱甲，也不收兵器，好多人刚刚下车，马上又跳回去，十分轻佻放肆。这恰好被王孙满看见了。王孙满年龄虽小，但透过秦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表面现象，却看到了他们纪律涣散、骄横傲慢的本质，得出了“秦师轻而无礼，必败”的正确结论。这与蹇叔的看法不谋而合，是从另一方面说明秦师必败的原因。
郑周商人弦高，在去周都经商的路上碰到袭郑的秦军。这个机智的郑商，用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作为礼物，以郑军使者的名义“犒劳”秦军，暗示郑围已有所准备。而这其实是在稳住秦军，派人回郑国报信，使郑同做好应战秦军的准备。郑穆公收到情报后，立即派人察看杞子等人，果然发现他们已捆束行装，磨砺兵器，喂足马匹，做好了内应的准备工作二于是郑穆公赶快派皇武子赶走了杞子、逢孙、扬孙三人。这同前面蹇叔所言“师之所为，郑必知之”相照应，说明了蹇叔的分析完全正确，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从“晋原轸曰”到篇末为第三部分，包括先轸论战、秦军败师崤山、文赢请三帅、先轸怒唾于朝、孟明谢赐、穆公悔过等情节，主要写崤之战的爆发和结局。
晋在得知秦袭郑未成而还的情况下，讨论是否应该利用这一机会截击秦军。先轸以秦国劳民伤财、傲慢无礼为由，驳斥了，以栾枝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主张“必伐秦师”二晋国由于地理优势，又是以逸待劳，致使秦师全军溃败。骰之战的战争过程只以“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骰，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一笔带过，言简意赅，交待了，交战的时间、地点和结局。至此，蹇叔的预言已全部应验，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从文赢请三帅以下则是崤之战的尾声。秦穆公之女、晋文公夫人文赢请求将孟明等三位秦国主帅放归秦国，得到应允。先轸闻讯赶来，怒唾于朝，表现了一介武士的有胆有识、深谋远虑和对晋国的赤胆忠心，在文章结构上则引出了以下情节：晋国阳处父追孟明于河中，孟明巧妙地谢绝阳处父假托君命所赐的骏马，回到秦国。不过秦穆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勇于自责、悔改可见，最后两段的作用预示着秦国并没有彻底失败，秦晋争霸的新的战争又在酝酿之中。
全文并不重在描写战争过程，而是对秦晋役之战的起因、酝酿和结果作了细致入微的描绘，意在揭示秦国败绩的原因：一是出师错误，这在蹇叔哭师一节中有详细的原因分析；二是骄兵无礼，这是王孙满观师所说明的道理。因此，文章在反映秦晋争雄的同时，重点在对战争发展规律的揭示，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借鉴。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长江素称天堑，横渡决无今日交通之便捷。所以古人渡江之时，无不心潮澎湃，产生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愁情。作者此时是从北岸的瓜洲渡往对岸，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该篇同同类作品渡江伊始即心绪联翩的通常作法不同，它选择表现的区段是“近岸”与“上岸”的部分。起首三句鼎足对，分写了洲渚、江滩、堤岸，虽也是由远及近，却已是渡行的结束，且所着笔描绘的，是举目所见的由植物所呈现的萧瑟秋景。这就使该曲有别于以表现大江江面为主的渡江之作，不以雄奇险豪为目的，而更多了一种冷落衰凉的旅愁情味。
“堤柳绿减长条瘦”，是“渚莲”、“风蓼”萧索风景的延伸，也是此时距诗人最近的感受对象。作者遂以此为过渡，生发出离情别意的感慨。“今古悠悠”是从时间着笔，而继后的三处镇江地名则从空间入手，两相综合，便将别离之恨从秋景的细部拓展弥漫开来，有一种触目皆愁、挥之不去的意味。行程已经结束，而“别离情”却紧萦心头，这就写出了“渡瓜洲”的心绪。可见起首三句的景语，虽然局面不大，却有赋中见兴的效果。赵善庆所作散曲多为写景小令，而其笔下景语多近寒瘦，有孟郊、贾岛的风格。这在元散曲中虽不多见，却也别具一种特色。
这是一首奉和应制诗，是臣下奉命应和皇帝陛下首唱之作。这类诗的思想内容大抵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几无可取。但是要写得冠冕华贵，雍容典丽，得体而不作寒乞相，缜密而有诗趣，却也不大容易。
原唱题曰“春日幸望春宫”。这诗是歌咏皇帝春游望春宫，颂圣德，美升平。它紧扣主题，构思精巧，堂皇得体，颇费工夫，也见出诗人的才能技巧。
首联点出“春日幸望春宫”。“望望”、“春春”，不连而叠，音节响亮。“东望望春”，既说“向东眺望望春宫”，又谓“向东眺望，望见春光”，一词兼语，语意双关。而春光可爱，打动圣柳游兴，接着便说更逢天气晴朗，春色含情，恰好出游，如合圣意。这一开头，点题破题，便显出诗人的才思和技巧。
次联写望春宫所见。从望春宫南望，终南山尽在眼前；而回望长安城，皇都与北斗相应展现。这似乎在写即日实景，很有气派。但造意铸词中，有实有虚，巧用典故，旨在祝颂，却显而不露。“南山”、“北斗”，词意双关。“南山”用《诗经·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原意即谓祝祷国家“基业长久，且又坚固，不骞亏，不崩坏。”此写终南山，兼用《小雅·天保》语意，以寓祝祷。“北斗”用《三辅黄图》所载，汉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故有“斗城”之称。长安北城即皇城，故“北斗”实则皇帝所居紫禁城。“晴日”是看不见北斗星的。此言“北斗悬”，是实指皇城，虚拟天象，意在歌颂，而运词巧妙。
三联写望春宫中饮宴歌舞，承恩祝酒。诗人随从皇帝入宫饮宴，观赏歌舞，自须感恩戴德，献杯祝颂。倘使直白写出，便有寒乞气。因此诗人巧妙地就“望春”做文章，用花草作比喻，既切题，又得体。“回辇处”即谓进望春宫，“奉觞前”是说饮宴和祝酒。“细草”是自比，见得清微：“飞花”则喻歌姬舞女，显出花容娇姿；而“偏承”点出“独蒙恩遇”之意，“故落”点明“故意求宠”之态。细草以清德独承，飞花恃美色故落，臣、姬有别，德、色殊遇，以见自重，以颂圣明。其取喻用词，各有分寸，生动妥帖，不乞不谀，而又渲染出一派君臣欢宴的游春气氛。所以末联便以明确的歌颂结束。“宸游”即谓天游，指皇帝此次春游。君臣同乐，圣心欢喜无比，人间万物欢唱，天下歌舞升平。
这是一首盛世的歌功颂德之作，多少见出一些开明政治的气氛，情调比较自然欢畅，语言典丽而明快。虽然浮华夸张的粉饰不多，但思想内容也实无可取。并且由于是奉和应制之作，拘于君臣名分，终究不免感恩承欢，因此诗人的才能技巧，主要用于追求艺术形式的精美得当，实质柳这是一首精巧的形式主义作品。